我愛《群言》。不只愛讀《群言》的文章，也給《群言》寫過短文。

改革開放之初，我給當時中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胡喬木寫了封信，希望能出版被梁漱溟譽為“千年國粹，一代儒宗”的馬一浮的著述。我自上世紀50年代在高校執(zhí)教時拜識馬一浮以后，跟熊十力、梁漱溟、徐復觀、唐君毅等前輩一樣一直非常崇敬馬一浮的道德文章。即使十年浩劫中馬一浮被掃地出門，關心他的領導與親朋好友都在劫難逃，無力施以援手時，我也仍然與馬一浮往來不絕，替他保管一些文物，并在他含冤去世后幫助料理后事。馬一浮是熊十力嘆為“深窺百家之奧而世人莫知其姓名”的國學大師，因其謙虛，從未出過全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百廢俱興，不應讓他的學術成就湮沒無聞。于是，我想到向胡喬木寫信建言。因為胡喬木在浙大求學時是王駕吾的學生；而王駕吾是馬一浮最后一名入室弟子，抗戰(zhàn)初浙大內遷，馬一浮應竺可楨邀請在流亡途中為浙大開國學講座、抵御日寇文化侵略，當時身為教授的王駕吾被馬一浮的道德文章傾倒，非要拜在馬一浮門下。在《馬一浮集》計劃出版后，為了宣傳馬一浮，我想到了黃藥眠老師曾擔任過宣傳部長的中國民主同盟。我想，民盟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諍友，梁漱溟、黃藥眠等前輩都是敢發(fā)逆耳之言，為國家、民族和學術堅持真理、不謀私利的知識分子中的佼佼者。所以我把《千年國粹，一代儒宗——記愛國學人馬一浮》一文寄給了《群言》。不意《群言》很快就在當年（1987年）第10期刊發(fā)了。后來有人告訴我，因為短文用了馬一浮追悼會(注：1977年馬一浮逝世十周年，浙江省政府辦公廳舉辦了追悼會，為其平反。)前夕梁漱溟挽馬一浮電文中的語詞做題，可能也經(jīng)過了梁漱溟的審閱。只是梁漱溟次年便駕鶴西去,從此永別。

我后來還給《群言》寄過幾篇短文。如1989年第9期刊用的《從杭州看中國的旅游業(yè)》。這是一篇批評當時旅游業(yè)中不正之風的文章，是我正為杭州市綜合中等專業(yè)學校導游專業(yè)開旅游文學課涉足旅游業(yè)時的肺腑之言。不意在一片對旅游業(yè)講好話的浮夸聲中竟也被《群言》破格選用了。

我從小在浙江戰(zhàn)區(qū)難童教養(yǎng)團、浙江省立貧兒院生活，受盡國破家亡、饑寒交迫之苦，杭州解放后未讀完初中就參軍入伍當了六年兵。1955年復員轉業(yè)考上北師大中文系后，一直受北京大學生熱愛民主、熱愛科學和熱愛祖國、熱愛中華文化傳統(tǒng)的熏陶，所以對敢于言民之所言的《群言》等建言性刊物打從心里喜愛。只是近年來年紀大了，隨著爬格子的手寫稿已不為刊物編輯們歡迎，只好常呆在圖書閱覽室翻翻報紙和期刊了。

去年第30個教師節(jié)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到北師大看望了包括我當年室友童慶炳先生在內的院士和資深教授代表，給了全國廣大知識分子以極大的鼓舞?！度貉浴肥侵R界的喉舌。我衷心希望和祝愿過了而立之年后，《群言》能以此為動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實現(xiàn)中國夢的偉大征程中，堅持特色，愈辦愈紅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