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紹棠老師應約給《開拓》副刊的稿子，其中也有個故事。
1989年仲夏的一天，魯迅文學院的王彬（后任魯迅文學院副院長）和我聯(lián)系，說他和文學院的鄒海崗（后任《十月》雜志副主編）過兩天去拜訪劉紹棠老師，問我去不去。我聽后有些猶豫，有些不大想去。
我與紹棠老師雖無交誼，但他的近況我略知一二。也就在頭年8月，紹棠老師中風偏癱，在醫(yī)院監(jiān)護室里搶救了八天。大難不死，他自稱是“留命查看”，更發(fā)憤寫作，埋頭筆耕。其時，他正為六個報刊定期寫專欄，同時創(chuàng)作一部長篇小說。
魯迅文學院是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直屬單位，王彬和鄒海崗與紹棠老師又熟，他們登門拜訪，順理成章。可我與紹棠老師之間是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我想，他那樣的廳堂，必是“往來無白丁”的，我這樣一個文學上的門外漢，無事去登人家的三寶殿，他又那樣忙，豈不討嫌。
但王彬和鄒海崗一再打消我的顧慮，說紹棠老師待人最不端架子，還愛和年輕人聊天。我中學時就知紹棠老師大名，他在我心中是個神奇人物。聽他倆的鼓動，自是受到不小的誘惑。終于與他倆結伴去了紹棠老師的家。
紹棠老師當時住在北京西城的光明胡同45號，是個小小的三合院。這個三合院沒有北房，南房三間算是正房。中間明間是客廳，東間是臥室，西間是書房。書房不大，只有十多平米，紹棠老師在好多文章和小說后面落款寫的蟈籠齋，指的就是這間小屋。我們三人拉了凳子、椅子圍紹棠坐下，小小的蟈籠齋立刻就顯得賓客滿堂。
紹棠老師果然是個隨和的人。他只穿著一件背心，搖著蒲扇。見我們都衣衫楚楚，就說，要是嫌熱，就把襯衫脫了。我們哪好意思？落座之后，王彬給他敬煙。紹棠老師擺手說，大病之后，徹底戒了煙，基本戒了酒，而且嚴格控制飲食，以防止糖尿病作祟。王彬見他如此說，就把煙收起來，說我們也別抽了。紹棠老師卻很肯定地說：“你們抽！你們抽！我愛聞你們的煙味。”他居然樂得聞我們的二手煙！就這樣，紹棠老師就在我們三人云蒸霧繞的包圍下閑聊起來。
紹棠老師果然沒有讓我拘謹或尷尬。俗話說“一回生二回熟”，到他這里卻是一回就熟。我坐下不久，他就“士華”、“士華”地稱呼我了。他聽王彬介紹說我在《中國勞動報》副刊工作，言談之中便鼓勵我把副刊辦好。他說，50年代，副刊在報紙中的地位很重要，主編也常是名家。像《天津日報·文藝周刊》的主編是孫犁，《中國青年報》的文藝版主編曾是柳青。他的小說《紅花》1952年元旦以整版篇幅在《中國青年報》上發(fā)表，當時便是柳青主編文藝版……
他寫了一天小說，似乎也想停下來聊天。我當時的感覺可以用兩個詞來形容他：一見如故，侃侃而談。
我們離別的時候，紹棠老師拿出他的長篇小說《春草與狼煙》，認認真真地在扉頁上題了字，并鈐上一枚通紅的篆刻名章，每人送了一本。這仿佛成了他的禮節(jié)，以后我每次登門，他必贈我一兩本新作，決不讓我空手而歸。
這次會面，因見紹棠老師頗有談興，我便順勢向他約稿，他立刻答應了，但他說了個活話兒，沒有說定日期。后來我與他又有多次往來，他終于給我寄來了一篇稿子。這就是上面提到的發(fā)表在《中國勞動報·開拓》上的《副刊與文學》。
紹棠老師在這篇文章中提到：
目前，相當多的文學雜志發(fā)行量僅有幾千份，而各種報紙的銷售量要大得多。作家們當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更多的讀者，因此報紙副刊正對作家逐漸具有吸引力。發(fā)展副刊文學的大好時機，已經到來。
我一直以為，各種專業(yè)報紙的副刊，是最可開墾的園地。這是因為，專業(yè)報紙的發(fā)行若想從系統(tǒng)之內延伸到社會上去，起到更大的作用，不在副刊上想辦法是不行的。即便各方面都局限于本系統(tǒng)，副刊辦得大放異彩，也能使報紙更加吸引本系統(tǒng)職工爭相閱讀。
要辦副刊，就要與眾不同。雷同是辦刊之大忌，也是作文之大忌。我不認為自己的小說寫得多么好，但我全力經營鄉(xiāng)土文學，終與眾不同而自成一家，便是例證。領異標新，特立不群，嚴肅從事而不淺嘗輒止，實為成功之秘訣，取勝之高招。
紹棠老師的話是十分鼓舞人的。但以我的體會，要想把專業(yè)報紙的副刊辦得大放異彩，也確有難處。專業(yè)報辦副刊，似乎不能專走“精品”路線，無論從哪個角度說，還是不得不“局限于本系統(tǒng)”，還得關照本地本系統(tǒng)作者，拿時興的話說，就是得“接地氣”。這同時也是讀者的需求，在地方報紙上怕也是如此。但紹棠老師的話沒錯，就是“報紙的副刊，是最可開墾的園地”。我當了不少年報紙的副刊編輯，也許是因興趣使然，甚至產生這么一種“有色眼光”——常常以副刊水平來識別報紙或刊物的水平。如果連副刊都看不入眼，其他版面還有得看嗎？
時隔多年，仍想以紹棠老師的這些話勉勵副刊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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