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一詞當下很火。先有網(wǎng)絡上“有錢不可任性”的熱議，再有李克強總理今年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嚴肅又不失活潑地講“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任性”一詞更是被廣泛傳播與使用。其實，人的一生當中,每個人恐怕或多或少都有任性的經(jīng)歷，尤其是在我們的孩童時代，往往為達到目的會極盡任性。成年之后，我們有了理智，受了約束，不敢輕易地任性了。

說到任性不可不談及人性，因為所“任”之“性”乃人之本性。古今中外關于人性善惡之爭頗多，兩千多年前的戰(zhàn)國時代諸子百家就有過激烈而深入的辯論。孟子主張性善論，荀子主張性惡論，告子主張無善無惡論，也有人主張善惡兼有論，人性之善惡已經(jīng)被諸子百家爭論完了。

孟子認為“人性本善“，是因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荀子則認為“人性本惡”，因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兩人相同之處則在于都主張要“學習”，孟子認為通過學習可保其本心，荀子認為通過學習可抑制本心。

西方亦有人性善惡之說。性善論者，有古希臘的斯多葛學派和盧梭。斯多葛學派認為，人雖然有自利要求，但人具有理性，能把自身利益與他人利益按照理性的原則進行協(xié)調，從而取得和諧。盧梭則認為人性原來都是善的，原始社會的人都是生活在自由平等之中，快樂、天真而自由，只是由于歷史發(fā)展與社會制度等原因才變“惡”了。性惡論者，最具代表性的是基督教的原罪說。它認為人類的祖先亞當和夏娃因違背上帝意愿犯了“原罪”，其子孫后代來到這個世界即負有深重的罪惡。因此，人要用懺悔和良好的工作以及服從某種禁忌、戒律來獲得上帝的救贖。否則，人的靈魂就不能進入美麗的天堂，而只能淪落于苦難的地獄。

性善論者認為，人天生善良，位高權重者當是德高望重者，擁有權力的人會注重內在道德自律，擺脫自私自利，憑借自身道德修養(yǎng)能夠克服權力濫用；性惡論者認為，人的本性是邪惡、趨利、自私的，要構建監(jiān)督制約權力的制度來彌補人性的缺陷?，F(xiàn)代國家治理正是基于對人性“惡”的認識和評價，建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權力制約機制，崇尚并致力于建設契約型的法治社會，一來以法治克制人性之惡，用法律控制人性惡的泛濫；二來用權力制約權力，用法治限制權力，解決人理性的有限和德性的本惡。

筆者認為，人有自然資質，也有一般動物所不具有的社會資質，人性是寄生在人之感情上的種種欲望與渴求，雖有理性控制，但更具“任性”誘惑，說明人是靠不住的，切切不可“任性”！特別是手中擁有公權力的人，假若無所顧忌地“任性”,輕者勞民傷財，重者違法亂紀、禍國殃民！因此，有權真不可任性！

擁有權力，首先要敬畏權力，講規(guī)矩，守準則，政府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必須用之于民，要始終把為人民謀發(fā)展、增福祉作為最大責任。行使權力，更要謹記依法行權，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明確身份，恪守本分，不因位高而傲驕，不因權大而忘形。

有權不可任性，就是提醒擁有權力者應慎重和敬畏，告誡行使權力者切忌失范和越界。建設法治社會，我們不妨就從防止權力任性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