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春，我加入了我青年時代就敬佩并向往的民盟，那年我50歲。

加入民盟這個大家庭，使我這個常年囿于校園的中學教師走進了一片新天地，在開會、座談中與著名的專家學者、民盟前輩接觸，開闊了我的眼界，也頗感自己的淺薄與渺小，這也成為鞭策我努力學習、提高自己，在教育崗位上有所建樹的動力。

與此同時，我也有了機會閱讀民盟中央主辦的刊物《群言》。與我所讀過的其他刊物不同，它內容豐富，針砭時弊，觀點深刻。

隨著與盟組織的深入交往，我對時政與社會問題有了更多的關注和思考，而《群言》是我了解問題的重要來源的渠道?；谧约涸谟⒄Z教學上的不斷探索，我逐漸取得了被社會認可的業(yè)績，于是開始在報刊上發(fā)表教科研及隨感類的文章，當然也包括在《群言》發(fā)表相關文章。

《群言》是高水平的刊物，我第一次投稿時心中很是忐忑。但由于此前曾在《北京教育》、《中國青年報》、《中小學外語教學》等報刊上發(fā)表過文章，我也多少有了點底氣，抱著試一試的心理把稿件投了過去，那是在1988年底。不料我這第一篇寄給《群言》的稿件就在1989年的第2期上發(fā)表了，題目是《如何卸下中學生的沉重擔子》。之所以寫這篇文章，是由于此前民盟北京市委教育委員會曾提出“減輕學生負擔、提高教學質量、反對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建議。作為盟市委教委會的委員，我作了一系列探索和研究，有了些成果，受到了教育界的肯定。同年6月，我被吸收為民盟中央教育委員會委員，此前還是婦女委員會委員。

第一篇文章的發(fā)表增強了我的信心，激發(fā)了我給《群言》投稿的興趣，但由于那時我在學校以及盟內的工作很多，無暇顧及，只是在看了《群言》上有些文章產生了共鳴或有些感觸，才會寫篇小文投過去。如《教授買書的故事》（1992年第5期），是看了1991年12期甘惜分先生寫的《教授賣書的故事》一文后，聯(lián)想到女兒所在學校中一教授買書時的盤算，折射出90年代教授們生活的窘境。另一篇《也有感于〈院士回歸平淡〉》（1998年第6期）是讀了葉大年先生的《讀〈院士回歸平淡〉有感》（1997年第11期）而生發(fā)的感嘆。葉先生曾任民盟北京市委副主委，在民盟北京市委的座談會上，我與葉先生有過多次接觸。葉先生是位正直、豪爽、表里如一、非常本色的人，他要效仿霍裕平院士，在老之未至之時（他當時才58歲）就考慮“讓賢”。他“自感知識老化，只能做點小課題”，甚至“再過三幾年，連幕僚也不當了，閉門著書”，回歸平淡。我讀過之后，心情很是矛盾，既敬佩他崇高的思想境界，又對他欲從工作崗位上過早“流失”感到遺憾，于是寫了這篇文章。

1993年6月25日，民盟中央教育委員會及《群言》編輯部邀請一線教師代表座談，討論教育領域存在的問題及解決辦法。會議由民盟中央教育委員會主任、著名的人口學專家鄔滄萍教授主持。參會的代表共七人，其中來自小學的一人，中學的四人，大學的兩人。我作為中學教師代表參加了會議，《群言》在“專題座談”欄目中將這次會議的發(fā)言全部刊登（1993年第9期）。

進入新世紀后，由于年齡的關系，我逐漸退出在盟內所擔任的職務，參政議政的舞臺上也不見了我的蹤影。不記得從何時起，我與《群言》“失聯(lián)”了。令我喜出望外的是，2014年伊始《群言》又走進我家的郵箱，老朋友又見面了。閱讀之余深感進入耄耋之年的我已經落伍了，但我還是把它當作導師、朋友，以學生的心態(tài)求知，以朋友的情感珍惜。近日在“我與群言”欄目中得知《群言》已創(chuàng)刊30周年，想到自己的盟齡也已30年，遂產生聯(lián)想，特寫此文，作為紀念。

《群言》，請接受一個老盟員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