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鍋背后的痛史

張獻忠屠蜀，人間至慘事。然有妄人曰，農(nóng)民英雄豈可能搞屠殺，屠夫定是明軍清軍。魯迅認定張獻忠曾屠蜀，說他殺殺殺，殺個沒完。聞一多亦認為張曾屠蜀。何炳棣曾問聞一多川中名菜“原鍋子湯”是否源自湖北，聞氏湖北籍，答曰很可能，“因為明末張獻忠屠蜀后，江西人入湖北、湖南，兩湖人實四川，把大鍋湯菜傳統(tǒng)帶進四川”（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183頁）。聞氏時任西南聯(lián)大教授，巴蜀掌故自當留心。雖一菜之細事，亦從大背景著眼，遂言及張獻忠屠蜀事?？甲C湯鍋（火鍋）源流，張之屠蜀乃立論之重要根據(jù)。惟堅信此事為有，才會引為證據(jù)。聞一多入川后必耳聞張屠蜀傳聞，相關(guān)文獻亦極可能過眼。聞氏素重考證，于傳聞絕不會輕信，信則有據(jù)。在妄人看，魯聞二人階級立場皆可疑，便是毛澤東贊為“現(xiàn)代圣人”“英雄氣概”云云，亦不可靠。數(shù)年前，張獻忠家鄉(xiāng)欲為張獻忠立雕像，吾于討論會上力陳不宜，鄉(xiāng)人雖不快，亦無從反駁。

民國工程師節(jié)之由來

讀《顧頡剛自述》，知民國有工程師節(jié)。立意當與今之教師節(jié)同，表尊重與鼓勵意也。然節(jié)期卻為附會傳訛而得。顧毓琇往訪顧頡剛，閑談大禹生日可否考得，答曰禹為神話人物，有無其人尚不能定，何從考出其生日？又云，不過川西羌人習慣以六月六日為禹之生日，祭賽甚熱鬧，方志記之。顧毓琇時為教育部政務(wù)次長。數(shù)天后報載，定六月六日為工程師節(jié)。陳立夫云，大禹治水為工程史上大事，顧教授已考出禹王生日為六月六日。至此，顧頡剛方知顧次長來意。顧頡剛答詞本無誤，卻被善意扭曲利用。立節(jié)固為嘉事，然立節(jié)過程略嫌草率，根據(jù)亦蒼白。“堯是土堆，舜是草，禹是蟲。”顧頡剛《古史辨》引《說文》“禹，蟲也”，疑禹者或為上古社會之圖騰。此推測不無合理因素，然備受譏笑。蓋人心不愿祖宗是一條蟲也。立工程師節(jié)，又令世人更曲解顧氏——禹既為神話人物，豈可鑿實其誕日，莫名其妙也。顧頡剛冤哉！

蔡元培：“出體力，出腦力，都是勞工”

“五四”前后，“勞工神圣”的口號響遍中國。什么是“勞工”？今人一般理解為體力勞動者，類似于過去對工人階級概念的解釋。實際上，今人的理解與當時人的理解頗有不同。力倡“勞工神圣”之說的蔡元培在一次題為《勞工神圣》的演說中解釋“勞工”一詞時說：“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yè)，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nóng)是種植的工；商是轉(zhuǎn)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fā)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后來，蔡元培在口述傳略中對這段演講詞做了些許改動，寫道：“孑民又提倡勞工神圣說，謂：出勞力以造成有益社會之事物，無論所出為體力，為腦力，皆謂之勞工。故農(nóng)、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勞工也。商業(yè)中，惟消費公社，合于勞工之格。”基本意思未變，只是對從商可否算勞工作了一定限制。

蔡元培的論說極有見地。他把體力之勞和腦力之勞都算作勞動，故而認定操作者都是勞工。其根本標準是“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yè)”，或曰“出勞力以造成有益社會之事物”。這是多么正確的標準。改革開放以后，肯定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企業(yè)家的勞動都得到了承認。蔡元培的見解堪稱此現(xiàn)象的一個先聲。

蔡元培曾給《新青年•勞動節(jié)紀念號》題過“勞工神圣”四個大字，還在文章中滿懷激情地向世人宣告：“此后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這不就是今天中國的現(xiàn)實么？

魯迅口述拿來主義

改革開放已30余年，排外思想并未盡除，晚清徐桐和拳民的幽靈仍時常游蕩在世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某些蹩腳理論家仍以此為圭臬，莽夫們更以“愛國”為名砸車傷人，大鬧街市。心有所感，我便在中央編譯局舉行的一次出版座談會上發(fā)言：“應(yīng)將魯迅先生的雜文《拿來主義》印成大字本，普遍發(fā)給機關(guān)、團體和基層。”這當然不是正規(guī)建議，是在呼吁應(yīng)該學習魯迅的拿來主義，因為這個精彩思想可以醒腦、開智、祛愚。

魯迅不僅寫過雜文《拿來主義》，還在口頭上簡述過拿來主義思想。1933年，魯迅與斯諾有過一席談話：

我對蘇俄不了解，但我讀過不少俄國革命以前的作品，他們同中國很有些相似之處。我們肯定有可以向俄國學習的地方。此外，我們也可以向美國學習。但是，對中國來說，只能夠有一種革命——中國的革命。我們也有可以從自己的歷史中吸取的教訓。（武際良《斯諾與<西行漫記>前奏——<活的中國>編譯前后》）

細讀這段話，可以發(fā)現(xiàn)這真是片言縮寫的《拿來主義》。不管東方西方，不問姓資姓社，不拘古代現(xiàn)代，茍利國家之革新、人民之福祉，統(tǒng)統(tǒng)可以拿來。但又必以中國為本位，以革命為依歸。這就是魯迅的拿來主義，何其正確，何其精警！這段話知者甚少，故錄此以廣之。

梁魯論讀書角度

“經(jīng)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絳洞花主•小引》）魯迅論《紅樓夢》此名言，吾贊佩至極。近讀梁啟超《慧觀》一文，推測迅翁之言恐由梁氏文啟發(fā)而來。

梁氏曰：“同一書也，考據(jù)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考據(jù)之材料；詞章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詞章之材料；好作燈謎酒令之人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燈謎酒令之材料；經(jīng)世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經(jīng)世之材料。”此文刊于1900年3月1日《清議報》，早于魯迅《絳洞花主•小引》。

對比梁魯二語，可見其相同處：皆揭示讀書者因身份不同而眼光與角度各異。紅學家馮其庸授課，常告學生讀書可用“八面受敵法”，即一本書，每讀一次換一角度，多次變換則全書盡知矣。此法頗類似梁魯所言不同身份之多角度也。

迅翁之發(fā)明，在于察知讀《紅樓夢》者之具體視角，梁氏所言則泛論讀書角度之不同。梁氏發(fā)明在先也。文化相續(xù)，互相啟發(fā)，乃學術(shù)文化之常態(tài)，無足詫異，更無損迅翁之發(fā)明。然亦不應(yīng)埋沒梁氏。故記此一筆。

不悟自己之為奴

魯迅給鄭振鐸的一封信里說：“頃讀《清代文字獄檔》第八本，見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書于乾隆，請其出力，結(jié)果幾乎殺頭。真像明清之際的才子佳人小說，惜結(jié)末大不相同耳。清時，許多中國人似并不悟自己之為奴，一嘆。”

若不是魯迅把此事寫出，我們怎會想到清朝竟還有這等事、竟還有這等人！此真乃才子佳人小說之歷史版。若非魯迅告以檔案所載，人若向我講此事，我一定以為他在編故事，說八卦。然而這卻是真事無疑。但這是一樁文字獄嗎？不大像啊。然其載于文字獄檔，應(yīng)該是的，卻又大異于常見的那種政治性的觸犯逆鱗或違礙時忌所釀成的文字獄。那么，這算是哪種文字獄呢？我看是文字獄的一朵奇葩。釀成這起文字獄的原因，不是這位秀才政治上不謹慎，或是筆下對皇上不恭敬，而是由于他拿皇帝不當外人兒，混淆了主奴關(guān)系。區(qū)區(qū)一個小秀才，竟敢麻煩皇帝幫自己追女人，可笑亦可怪也。為什么會這樣？就是魯迅說的，他“并不悟自己之為奴”。魯迅為此而“一嘆”。

魯迅所嘆息者，當然并非這秀才一人，而是天下許多中國人。魯迅慨嘆清代的中國人在清廷200多年軟硬兼施的統(tǒng)治下，已經(jīng)渾然不覺自己是奴隸了。“不悟自己之為奴”，實乃奴性之最深者。不悟，自然也就不圖改變，“暫時坐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便會延長下去，直至延長到“欲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