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故鄉(xiāng)廣東省中山市提出了“孫中山文化”的概念，這里正為2016年隆重紀念這位偉人誕辰150周年進行準備，這引起了我的一些思索。

大家都知道，文化的定義有300多種，誰也說不周全，但文化的目的是教化人，要落實于人的價值觀，落實于人的精神。所以瑞士心理學家榮格講過一句很經(jīng)典的話：“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

這使我想起了童年時期的一件往事。我小時候是一個愚鈍的孩子，說話口齒不清，走路不辨方向。媽媽為了培養(yǎng)我起碼的生存能力，剛上小學二年級就讓我參加講演比賽，以增強講話的勇氣，我那時講了一個短小的故事：辛亥革命爆發(fā)之后，孫中山從美國出發(fā)，取道歐洲回國，于1911年12月25日到達上海。歡迎者問他在海外募集了多少錢，孫中山指著一只空空的皮箱說：“革命不在金錢，而全在熱心，我這次回國，沒帶回一分錢，所帶的只有革命精神。”我清晰地記得，那時在孫中山的名字前都要冠上“國父”二字，而且一提“國父”還要并攏雙腳，表示敬意。

從那時到現(xiàn)在，孫中山在我心目中始終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我是以魯迅研究為職業(yè)的人，知道魯迅一生當中批評過不少人，但在魯迅大力肯定、熱情贊揚的為數(shù)不多的人當中，首推孫中山。魯迅說：“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于全都是革命。”（《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孫中山革誰的命呢？就是革封建專制的命。中國歷史上數(shù)千年都是封建專制的國家，據(jù)統(tǒng)計，從秦始皇嬴政開始，至末代皇帝溥儀為止，中國歷史上先后出現(xiàn)過數(shù)百個皇帝。孫中山痛恨專制政體，他說：“為什么清朝皇帝自命為天子，而我們是天子腳下的蟲蟻，這樣對嗎？”新中國成立之前，外國人常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中國的許多讀書人也跟著這么說。魯迅認為這種說法冤枉了大部分中國人。1933年7月12日，魯迅寫了一篇雜文《沙》，說百姓像沙，是專制者造成的。這種專制者統(tǒng)統(tǒng)可以稱之為“沙皇”。其實這原本是孫中山的觀點。在1917年寫成的《民權初步•自序》中，孫中山就指出，中國人呈一盤散沙狀態(tài)并非“天生使然”，而是專制政體造成的，只有張民權，糾合群力，才能改變這種狀態(tài)。所以，早在1894年創(chuàng)建興中會的時候，孫中山就提出了“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的政治主張，在中國歷史上，孫中山是終結封建政體、創(chuàng)建民主共和的第一人。僅憑這一點，孫中山就成了開天辟地、永垂不朽的人物。

孫中山的開天辟地之才，來源于他淵博的學識。他對友人說：“我一生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不能夠生活。”孫中山在香港就讀的中央書院辦學宗旨就是“溝通中西文化”，而由于孫中山知識廣博，學友給他取了一個外號，就叫“通天曉”。孫中山的故鄉(xiāng)廣東省香山縣距香港僅50公里，但兩地的發(fā)達程度卻天差地別，這使學生時代的孫中山真切地認識到了學習西方文明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同時，孫中山也重視學習中國傳統(tǒng)文化，猶好三代兩漢文，晚上常請家教補習古代漢語。

據(jù)孫中山的英國老師康德黎回憶，孫中山在倫敦蒙難獲釋之后，曾在倫敦苦讀了一年。他沒有浪費一分鐘去玩樂，而總是不停地工作、學習，尤其被大英博物館豐富的藏書吸引。孫中山幾乎閱讀一切學科的書籍，如政治、外交、法律、軍事、造船、采礦、農(nóng)業(yè)、畜牧、工程、經(jīng)濟等，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學識淵博。對于盧梭的《民約論》，富蘭克林的自傳及亨利•喬治的“單稅論”和社會主義學說，他都下過很深的功夫進行研究。孫中山說，據(jù)他了解，社會主義派別就有57種，研究者千余人。從12歲到26歲，孫中山接受西方教育的時間長達14年，他同時還廣泛考察歐洲社會，目睹了英國產(chǎn)業(yè)工人持續(xù)30個星期的總同盟罷工。對于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孫中山都予以熱情支持?？偠灾?，他廣泛學習中西文化，都是圍繞著“振興中華，富國強兵”這八個字。

孫中山學習中西文化不是囫圇吞棗、全盤照搬。1906年11月，孫中山在《在東京<民報>創(chuàng)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文化擇取觀：“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shù)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這決是歐美派不能及的。”

什么是西方文明的“惡果”？惡果之一就是資本操縱國計民生，導致貧富不均，兩極分化。孫中山晚年有“以俄為師”的思想，但他也不主張照搬俄國的國家制度，在《與長崎新聞記者的談話》中，孫中山指出：“至于說到國家制度，中國有中國的制度，俄國有俄國的制度；因為中國同俄國的國情彼此向來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

孫中山一直思考要創(chuàng)建一個“最新式的共和國”。這種“共和國”既不同于法、美的舊式共和國，也不同于蘇俄的政治體制。他說，中華民國這個“民”字的意義他研究了十多年，辛亥革命勝利后，不能單純模仿18、19世紀的歐美。采用“民國”二字，就是讓公民擁有“直接民權”（《中華民國的意義》）。孫中山吸收了西方政治文化創(chuàng)造的考試制度與監(jiān)察制度，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五權憲法”。孫中山后期的“新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包含了反帝，民權主義突出了主權在民，民生主義提出了平均地權和節(jié)制資本。這都是孫中山融合吸收中西政治文化成果之后的獨創(chuàng)。

孫中山的文化擇取觀還有一個生動的例證。在檀香山的都會學校上學時，《圣經(jīng)》是必修課程，孫中山接受了基督教中的“博愛”觀念，認為其遠勝于中國儒家提倡的“三綱”那一套等級制度，但孫中山又坦率地表示，他是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從來不相信任何宗教，更不相信那些傳教士。宋慶齡1966年4月10日致黎照寰信和同年4月13日致愛潑斯坦信都證實了這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孫中山當然有其歷史局限性。由于對國內情況的隔膜，他一度寄希望于西方列強和國內軍閥，甚至幻想由袁世凱抓政治，由他抓經(jīng)濟。他的“知行觀”也有明顯的偏頗。但作為一位成長型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從來沒有故步自封，而是不斷求索。所以魯迅在雜文《戰(zhàn)士和蒼蠅》中把孫中山比喻為不完美的戰(zhàn)士，把惡意攻擊他的人比喻為“完美的蒼蠅”，“然而，有缺點的戰(zhàn)士終竟是戰(zhàn)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作者系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