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俗中，花卉中的牡丹芍藥與禽類中的鸞鳳孔翠都是富貴的象征。對于牡丹一項，宋代文學家周敦頤在《愛蓮說》中說“牡丹，花之富貴者也”。正因如此，千百年來，牡丹一直受到人們的喜愛。周敦頤又說“自李唐以來，世人盛愛牡丹”，據(jù)此可知對于牡丹的鐘愛興盛于李唐時期。至于以牡丹為題材入畫，雖然沒有準確的史料或出土文物證實始于何時，但據(jù)文獻記載，至少可追溯到北齊時期。唐代韋絢在《劉賓客嘉話錄》中說“北齊楊子華畫有牡丹”，這是關于牡丹繪畫的最早記載。到了李唐時期，由于世風使然，牡丹繪畫盛極一時。邊鸞、周昉、馮紹正、于錫、刁光胤等畫家都有畫牡丹的經(jīng)歷。傳為周昉的《簪花仕女圖》中宮女所持紈扇上之花卉即為牡丹，這是目前所見存世最早的牡丹繪畫。在宋人所著《宣和畫譜》中，唐人所繪牡丹可謂比比皆是，可見當時對牡丹繪畫追捧的程度。

唐末五代時期，以畫牡丹見長的畫家不勝枚舉，在畫史上可圈可點者有徐熙祖孫和黃筌父子。徐熙的《玉堂富貴圖》工筆重彩，艷而不俗，其孫徐崇嗣則傳其家法，開創(chuàng)了沒骨牡丹之先河；黃筌及其子黃居寶、黃居寀，以擅作“富貴花”著稱，所謂“黃家富貴”，除了在畫中表現(xiàn)出雍容華貴之氣外，在很大程度上還來自于他們的繪畫題材——牡丹。此外，這一時期以畫牡丹名垂畫史者尚有于競、滕昌祐、王畊、劉寀、梅行思等。其中，滕昌祐有《牡丹圖》行世，《圖畫見聞志》稱其花鳥“筆跡輕利，傅彩鮮澤”，可以看作對其牡丹畫的最好注解。

宋代對牡丹的喜好絲毫不亞于唐代。歐陽修作有《洛陽牡丹記》，傳誦一時。李唐曾有詩這樣描寫當時花鳥畫之風：“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反映出花鳥畫家對牡丹趨之若鶩的時尚。從傳世作品和文獻記載可知，李公麟、趙昌、趙仲佺、易元吉、張希顏、崔白、馬遠等都曾畫過牡丹。在當時很多專業(yè)畫家看來，畫牡丹是極為尋常之事。

元代畫家中，鮑敬是以專畫牡丹而揚名者，《越畫見聞》稱其牡丹“姿態(tài)天成”，顯示出他對牡丹的造型刻畫能力。錢選雖山水、人物、花鳥兼擅，但其自稱“猶有余情寫牡丹”?，F(xiàn)存的《牡丹圖》，用筆精致，不落俗套，乃元代花鳥畫之極品。吳鎮(zhèn)、邊魯、王淵、史杠等均兼擅牡丹，吳鎮(zhèn)、邊魯則是史書所載最早以水墨牡丹擅長者，開啟了牡丹繪畫的新紀元。

明清以降，以善畫牡丹而留名畫史者不計其數(shù)，幾乎以畫花鳥知名者均擅牡丹。“吳門畫派”的沈周、文征明等以文人逸氣揮寫牡丹，使牡丹題材進入文人視野。沈周的《牡丹寫生圖》中之題詩“洛陽三月春消息，在我濃煙淡墨中”，成為歌詠牡丹繪畫的名句。晚明的徐渭（青藤）、陳淳（白陽）將水墨牡丹發(fā)揚光大，以潑墨大寫意將牡丹的形與神融為一體。徐渭說，“牡丹為富貴花，主光彩奪目，故昔人多以鉤染烘托見長，今以潑墨為之，雖有生意，多不是此花真面目”。雖說如此，但其各盡情態(tài)的水墨牡丹則別有一番意趣，對后世影響極大。

清初，牡丹繪畫也與山水畫風一樣，有正統(tǒng)畫派與野逸畫派的兩大陣營。前者以惲壽平為代表，所畫牡丹“精研沒骨，得其變態(tài)”，時人稱之為“惲牡丹”；后者則以朱耷、石濤、傅山為代表，均以水墨牡丹見稱，承繼“青藤白陽”遺韻。清代中期，揚州畫派的花鳥畫家兼擅牡丹，鄭燮、李鱓、李方膺、高鳳翰、華巖、邊壽民等均能以水墨寫意抒寫筆情墨趣，將文人題材的牡丹繪畫推向極致。晚清以來，文人畫開始出現(xiàn)世俗化趨向。海上畫派的朱偁、蒲華、趙之謙、吳昌碩及京津畫派的顏伯龍、金城、齊白石、于非闇等以設色牡丹知著，工筆與寫意結(jié)合，反映出近百年來受眾的審美傾向。至于當代畫壇，以牡丹擅名者可謂不勝枚舉。但真正能做得艷而不俗、格調(diào)高雅者，則并不多見。

嶺南地區(qū)由于牡丹移植較晚，故以牡丹繪畫見諸史載者也晚于主流畫壇。相傳文征明的一個廣東籍弟子梁孜曾從蘇州帶回一盆牡丹栽種。雖然梁孜后來因花粉過敏而殞命，但卻開啟了廣東種植牡丹的先河。于是，從明代后期開始，廣東出現(xiàn)了善畫牡丹的文人，番禺籍的趙焞夫和香山籍的伍瑞隆便是典型代表。二人以水墨寫意牡丹見長，雖然恣肆淋漓不及“青藤白陽”，但其文人意境卻可與之相頡頏。此后，在清代乾隆年間，順德籍的郭適也以畫牡丹擅名，其畫以淺設色與水墨相融，“墨法如染色”，風姿綽約，不媚不嬌。晚清時期，以撞水撞粉之法馳譽花鳥畫壇的居巢、居廉所繪牡丹極多。他們均受惲壽平?jīng)]骨花卉影響，以牡丹配以太湖石，再綴之以蜜蜂、蝴蝶，使牡丹題材在富貴之外又多了一種長壽之意。居廉的弟子高劍父、陳樹人雖然畫風折中中西、融合日本畫中光影與氛圍，但其所繪之牡丹卻仍然與惲壽平、“二居”一脈相承。至于當時以嶺南畫派馳名于嶺南地區(qū)的廣東、香港的“國畫研究會”成員如趙浩公、盧子樞、李鳳公、黃少梅等人所繪之牡丹則是受宋元以來牡丹畫風的影響，形成近代廣東牡丹繪畫的新格局。

有趣的是，一般盛世多寫牡丹鸞鳳，而亂世則多寫蘭花墨竹。牡丹因其被作為富貴的象征受到普羅大眾追捧的時候，往往又為很多清高的文人所不屑。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話題。所以，在美學語境中，牡丹繪畫又常常被作為艷俗的象征。其實，這只是審美主體的偏見。因為雅與俗的劃界，題材并非主要原因，繪畫者本人的境界、藝術涵養(yǎng)才是決定因素。千余年來主流畫壇及嶺南畫壇的牡丹繪畫流變即可證明此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