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笛吹響的地方是羌地，聆聽羌笛，邂逅羌地，在21世紀的今天，是否僅僅是個奢侈的夢想？

羌是中國古老的游牧民族，“羌”的文字本義是牧羊人。羌，亦稱西羌，原出自三苗的姜姓，舜時遷徙于三危，即甘肅敦煌東南的三危山。其后，漸次分居于甘肅、青海、四川等地黃河所屬的河關(guān)、賜支河曲和長江所屬的白龍江、嘉陵江等地區(qū)。羌族逐水草而居，自古放野天地，以牧為業(yè)。他們吃苦耐勞，果敢勇猛，堅忍不拔，三代之際發(fā)展迅猛，其勢力曾一度震驚商湯，以至于在武丁當政時期，連續(xù)三年集中對西羌大舉征伐，最終使之臣服，《詩經(jīng)•殷武》歌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詩歌中的氐同是崛起于西部的一個古老的少數(shù)民族，因為多居于隴坻之地，便以“氐”為其種族之名，至今隴南仍有其后裔。

關(guān)于羌族的文字記載，始自秦厲公。史載，羌族的祖先是無弋爰劍。無弋爰劍本是戎人，秦厲公時被秦拘執(zhí)為奴隸。不甘為奴的無弋爰劍奮力掙脫枷鎖得以逃脫，藏身于深山老林的巖穴之中。前來追趕他的秦人包圍了巖穴，并且放起了熊熊大火，企圖活活燒死這個倔強不屈的無弋爰劍。當大火吞吐著火舌迅猛燃燒起來的時候，巖穴外突然騰跳起幾只碩大的老虎，它們怒吼反撲，舍生忘死地為無弋爰劍遮蔽沖天烈焰，嚇得秦人落荒而逃。大難不死的無弋爰劍獨自行走在荒野之中，途中遇到一位被劓鼻的女子，二人同病相憐，結(jié)為夫婦，相攜流亡于各羌族部落生活的黃河、湟水、賜支河曲之間。他們勤勞放牧、和善為人、勇敢生活，其人生傳奇成為三河的神話，受到各部落的尊重和敬仰，不久被推舉為“酋豪”，成為羌族的首領。其后子孫世代繁衍生息，分支多達150余種，其中宕昌羌、鄧至羌、牦牛羌、白馬羌、參狼羌、黨項羌等17個部族尤為興旺發(fā)達。各部落羌人廣泛插花分布于祖居的甘、青、川地區(qū)，歷經(jīng)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諸朝，跨越1400余年，可謂歷史悠久。

期間，他們在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中不斷搏擊奮斗，究竟經(jīng)歷過多少次梟雄的風云際會與角逐，演繹過多少王與民的悲喜劇，都已伴隨著無數(shù)次的大浪淘沙漸行遠去。然而，那來自遠古的羌笛卻依然韻味悠長，那些起伏飄搖的音符，依然飽含著無限豐富的情思與想象，婉轉(zhuǎn)地訴說著英雄的故事和永久的民間情愫，或柔美，或雄壯，或快樂，或悲涼，不斷傳遞著發(fā)自肺腑的情感與心聲。羌笛儼然成為西部少數(shù)民族的一種象征，以至于引得歷代無數(shù)詩人為之歌唱：“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guān)。”這是唐朝詩人王之渙的《涼州詞》，至今仍然膾炙人口。“雪凈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jié)M關(guān)山。”這是唐朝邊塞詩人高適的《塞上聽吹笛》，在邊塞的“胡天”，他聽到的是“胡人”的羌笛，而不是故鄉(xiāng)的竹笛。

雖然羌笛和竹笛都是笛，且都是由竹管制成，但二者的結(jié)構(gòu)和演奏方法卻有所不同。竹笛是在一根竹管上鉆出數(shù)孔，其中有一個吹孔、一個膜孔、六個按指孔、兩個基音孔和兩個助音孔。演奏時，通過嘴巴橫吹竹笛的吹孔和笛膜震動，手指按壓音孔開閉，發(fā)出高低不同的音符表達樂曲情感。羌笛是兩根竹管并排，用線纏繞連結(jié)一體，上端有吹嘴，其切口處的薄片為簧片，吹奏時通過吹嘴震動簧片，兩手按壓兩管音孔閉合發(fā)聲奏樂。詩云“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說的就是羌笛雙排、竹制，而不是竹笛的單管橫吹，這是二者的最大區(qū)別。

邂逅宕昌，就是邂逅羌地，聆聽宕昌，就是聆聽羌笛，我邂逅于宕昌，耳畔猶有《莎浪曲》《折柳詞》。宕昌地處甘肅隴南的西北部，其地名既是古羌人“宕昌羌”的部族名，又是其國都名、城關(guān)名。這種三位一體的地域名稱，幾千年來一脈相承，在全國極為罕見，其中蘊含的人文歷史價值自不待言。“宕昌羌”是西羌的一支，長期生活在古羌水流域，而“羌水出自參狼谷”。古代地處岷江上游的宕昌一帶統(tǒng)稱為“參狼谷”，其中還活躍著參狼羌、白水羌以及后來內(nèi)遷的黨項羌等部族。伴隨著中國歷史上無數(shù)次的民族角逐、分化與融合，宕昌羌也漸次融入藏、漢等民族之中，唯獨那些哈達鋪、阿塢、八力、車拉的地名，依舊猶如晨露懸掛在花瓣草尖上熠熠閃輝。

文化底蘊深厚的宕昌總是羌笛聲聲，其中最為動聽、最為悠揚的一曲就是那鐫刻在中國革命史上最為響亮的音符——哈達鋪整編。1934年10月，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被迫離開中央蘇區(qū)井岡山開始長征。1935年9月17日，紅軍先頭部隊攻克甘南天險臘子口，次日駐扎在宕昌境內(nèi)的哈達鋪鎮(zhèn)。20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博古、彭德懷等中央領導率領紅一、紅三方面軍和直屬縱隊約8000人到達哈達鋪。正是在這里，中共中央從當?shù)剜]政代辦所的一張《大公報》上發(fā)現(xiàn)了劉志丹創(chuàng)建的陜北革命根據(jù)地，做出了“到陜北去”的重大決定。這是自長征以來第一次明確提出紅軍長征最終目的地的重大決定，具有重要的歷史轉(zhuǎn)折意義。有了前進目標的毛澤東，兩天后在關(guān)帝廟召開了團以上干部會議，他興奮地說：“感謝國民黨的報紙，為我們提供了陜北紅軍的比較詳細的消息，那里不僅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jù)地！”會議決定8000紅軍在哈達鋪居住5—7天進行休整，主要任務是改善伙食、恢復體力、補充供給、調(diào)整建制、整編部隊、補充兵源等。

哈達鋪面積86平方公里，屬于高寒半干旱山區(qū)，地少人稀，生活并不富裕，現(xiàn)今仍然是貧困縣宕昌的一個鎮(zhèn)。但是，為窮人翻身解放的紅軍來了，各族群眾無不簞食壺漿，傾其所有。1936年8月，紅二、紅四方面軍再次相繼進駐哈達鋪，先后在哈達鋪和隴南境內(nèi)活動長達70余天，籌集了大量糧秣軍需。史載，僅宕昌的哈達鋪就為紅軍籌糧達六萬多斤，肉、菜、燒柴、飼料不計其數(shù)，還有2000多子弟參加了紅軍，戰(zhàn)死疆場。哈達鋪的陽光啊，溫暖了紅軍，滋養(yǎng)了中國革命；那響亮的羌笛啊，吹響了紅軍勝利進軍的號角。它濃墨重彩，韻味悠長，是如此的深情，如此的悠遠，如此的雋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