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高天逝世已經23年了。歲月如梭，道不盡世間滄桑；流年似水，抹不去我對父親的無盡思念。今年是父親百歲誕辰，懷著崇敬的心情，紀念我深深景仰的父親。

投身報業(yè) 不辭辛勞

父親從1934年踏上新聞報道之路直到1978年到民盟中央工作，幾乎半個世紀都在辦報。他在中國報業(yè)史上留下了耕耘的足跡，報紙浸滲著他辛勤的汗水和殷殷心血。

父親曾經是一個熱血青年，少年時便參加學生運動，發(fā)表進步文章，傳播革命思想。他才華出眾，17歲擔任《華北日報》記者和編輯，18歲擔任《通俗日報》總編輯。采訪和編報之余，父親在上海、鄭州和開封等地報刊上發(fā)表詩作，成為中原詩壇一名有代表性的詩人。

抗戰(zhàn)爆發(fā)后，父親毅然奔赴前線，成為一名戰(zhàn)地記者。他先后參加了臺兒莊、徐州、武漢、長沙四大會戰(zhàn)，在槍林彈雨中寫出了100多篇戰(zhàn)地通訊。他還和胡愈之、范長江一起創(chuàng)辦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新聞團體國際新聞社?？箲?zhàn)后期，父親擔任《掃蕩報》總編輯，軍統(tǒng)特務用槍逼著他寫一篇反共的文章，遭到他的嚴詞拒絕，并當即辭職。

新中國成立前夕，胡愈之邀請父親參加《光明日報》的籌建工作，我們于1949年8月來到北京，父親一頭扎進《光明日報》的工作中，一干就是29年。他熱愛報紙，翻開這29年的《光明日報》，每一張都浸透著他的心血和汗水。父親每天都值夜班，經常要等到第一張報紙印出來，他才放心地離去，踏著晨曦回家。

天才出于勤奮，父親擔任這樣一個全國性大報的副總編，完全靠他自身的努力，他幾次因疲勞過度而暈倒在工作崗位上。他曾參加中國新聞工作者代表團去埃及訪問，幾乎每天寫一篇通訊，回國后又出版了《在埃及和敘利亞》通訊集，這都是他辛勤勞動的結晶。吳作人所贈題詞“天道酬勤”，正是父親的座右銘，也是他一生實踐所驗證的一條真理。

有一件事令我難忘。《光明日報》一度發(fā)行不景氣，父親心急如焚。他發(fā)動編輯部全體同志利用休息日上街義務賣報，以擴大《光明日報》的影響。一天清晨，父親拿回200份報紙，交給我和哥哥100份，他自己留下100份。我和哥哥來到王府井大街賣報，由于我們不好意思開口叫賣，所以一個上午僅僅賣出五份。中午回到家中，父親興致勃勃地講述他在西單賣了90多份報，當他得知我們賣報的情況后，笑容從臉上消失了。他說：“賣報怎么能不吆喝呢？當年我們在重慶時，報童賣《新華日報》叫得可響呢。你們吃完午飯再去賣，一定要賣光。”下午，我和哥哥去了前門火車站，在售票廳大聲叫賣，兩個小時就賣光了全部報紙。這件小事我至今記憶猶新，副總編輯上街賣報，今天看來似乎不可思議，可在當年確實如此。

在民盟工作十幾年，除了西藏，父親幾乎跑遍全國，而且是哪里問題多，就到哪里去。他工作細致，憑一個老報人的經驗，隨時做筆記，幾次和費老一道出差，行程結束，他的報告已經寫好。

為國為民 鞠躬盡瘁

父親的一生實踐了他青年時代“繅完最末一根殘絲”的誓言。從柳亞子《民盟席上識高天》詩作中所贊譽的“翩翩少年”，到魏巍所稱頌的“晚歲鞠躬盡瘁廣交天下團結大業(yè)有成”的著名社會活動家，父親的一生是為國為民積極奔走的一生。

新中國成立前夕，父親任民盟港九支部秘書主任，他協(xié)助潘漢年安排李濟深、沈鈞儒等民主人士離港赴北平。父親不懼怕國民黨特務的威脅利誘，力促在港精英全體北上，保證了開國大典的圓滿舉行。父親去世時，組織部門撰寫的《高天同志生平》中寫道：“高天同志協(xié)助黨，組織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分批北上赴解放區(qū)，參加新政協(xié)的籌備工作。”這簡短的一段話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父親完成這項工作的認可。

1978年，父親被調入民盟中央工作，工作性質從新聞轉向統(tǒng)戰(zhàn)，成為民盟的專職干部，他用辛勤的工作和誠懇踏實的作風贏得了全盟上下一致的尊敬和愛戴。從秘書長到常務副主席，父親先后協(xié)助史良、胡愈之、楚圖南、費孝通四位主席主持民盟的日常工作。盟員給民盟中央的信，父親都要認真閱讀并批復具體處理意見，事后還要檢查落實情況。他真誠待人的坦蕩胸懷和敬業(yè)奉獻的人格魅力贏得了歷任領導的信任，也贏得了廣大同人的支持。

父親經常深入各地基層做調查研究，指導當地民盟的工作。1992年冬，75歲的父親去新疆參加民盟會議。母親勸他，新疆氣候冷，并且那一年因為重感冒他已經住過三次醫(yī)院，母親詢問是否可以找一位年輕的身體好的同志去。但父親執(zhí)意要去。因當地氣候嚴寒，父親回京即高燒住院。醫(yī)院確診為骨髓增生異常、白血病前期。父親雖身患絕癥，但他念念不忘的還是民盟的工作。住院期間，他多次在病房召開工作會議，探討民盟工作。每當機關有人來醫(yī)院看望，他都要了解民盟的情況，詢問幾位老同志的健康狀況。直到臨終前幾天，他還詢問司機機關干部職工體檢的結果。

父親住院期間，很多領導同志都曾到醫(yī)院探望，特別是費老，每次外出回京，都要到醫(yī)院去看望父親。費老說，他在工作上和高天配合最為默契，這種默契是多年共事建立起來的友誼。費老和父親曾用詩抒發(fā)了對人生的無限感慨和對知音的知遇之情。費老詠唱：“玉帶卸卻身方輕，閑話東坡感知音。江水幾分今又合，劫火難燒楞伽經。”父親和道：“歌臺吟罷此身輕，千載嬋娟別樣情。人間滋味甘中苦，幾番風雨共此心。”父輩的詩作紙短情長而耐人尋味，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寫照。

正氣一身 重情重義

父親不僅是我的慈父，也是我的嚴師。記得我入黨時，父親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我14歲起就接觸了黨，可到近40歲才入黨。我是新中國成立前提出申請的，但那時考慮我在黨外對工作更有利，直到1949年后才解決組織問題。我一生的道路是坎坷的，自1938年參加革命以來也遇到過許多挫折，但是追隨黨這條道路是絕不能動搖的。”

《高天同志生平》中的一段話也彰顯了父親對黨始終如一的感情：“在‘文革’中，盡管他遭受‘四人幫’的誣陷和殘酷迫害，親屬和子女受到牽連，仍然堅信黨和人民的事業(yè)必然勝利，表現(xiàn)了一個革命者的忠貞氣節(jié)。”任何打擊和挫折都動搖不了父親堅定的信念，恢復組織生活后，扣去的全部工資補發(fā)上了，而在家中百廢待舉的情況下，父親毫不猶豫地把補發(fā)的錢全部交了黨費，體現(xiàn)了一名黨員對黨的一片忠心。

對工作一絲不茍的父親，對生活卻無任何奢求。他身居領導崗位，但從不搞特殊化。在三年困難時期，國家對領導干部給予一些照顧，憑供給證可購買一些糖、雞蛋、黃豆等食品，但父親很少去買，他說要和群眾同甘共苦、共渡難關。配備專車以后，他嚴格要求子女和來京親屬絕不允許用公車。他到外地出差往家里打長途電話，也要堅持自己交費，絕不占公家的便宜。

記得我在醫(yī)院陪護時和父親談到新聞界存在有償新聞的不正之風，父親非常氣憤地說：“我當記者時，無論到哪里采訪，都是自帶干糧步行前往，靠的是兩條腿和一支筆。現(xiàn)在有的記者采訪要小車接送、設宴招待、收受禮品甚至紅包，敗壞了記者的聲譽。新聞工作者應是戰(zhàn)士，絕不能當老爺。”父親的諄諄教誨我銘刻在心。

父親雖然性格內向、寡言少語，但卻是個重感情的人。他經歷過“文革”，當得知他的親密戰(zhàn)友范長江、孟秋江含冤逝世的消息，父親悲痛欲絕。當時父親的處境還相當艱難，但他冒著“右傾翻案”的風險為死難的戰(zhàn)友籌劃骨灰安放儀式，并買了花籃去吊唁，還在報上發(fā)表了悼念文章和詩篇。1976年周恩來逝世，噩耗傳來時父親正在吃飯，他當時就驚呆了，放下碗筷跑到廁所里失聲痛哭。他不顧政治形勢的險峻，只身走到天安門廣場，站在紀念碑前，在凜冽的寒風中為周恩來默哀。父親當年被通緝時，是周恩來派人營救的，父親永遠不會忘記。胡耀邦逝世時，父親萬分悲慟，他經常說：“耀邦同志是好領導，他擔任中央組織部長、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日理萬機，對撥亂反正發(fā)揮了重大的作用。無論是老干部重返領導崗位還是幾十萬‘右派’平反，都是與耀邦同志的努力分不開的。”滴水之恩銘記終生，這就是父親的為人。

父親的一生，只有工作、沒有享受，只有奉獻、沒有索取，他無愧無悔。我多么希望有一天父親又從車中走出，拖著疲憊的腳步走上樓來，多么希望父親重新回到我們身邊。他義無反顧地奮斗了一輩子，他用他的心血、汗水和生命塑造了一名共產黨員和民盟盟員的光輝形象，他把畢生都無私地奉獻給了國家。父親的風骨是留給后人的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