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隨著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改革開放的號角吹響，帶來了自由開放的環(huán)境、尊重知識的氛圍、不拘一格的人才標準，也給學術界注入了全新的生機和活力。對于經(jīng)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們來說，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是他們關于一個時代的記憶。近日，本刊采訪了四位兩院院士、著名盟員科學家。作為改革開放的親歷者，他們圍繞1978年前后社會風氣的變化、國家的知識分子政策、科學研究的情況等話題侃侃而談，表達了對改革開放40年的獨特理解。

張存浩（物理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91歲）：科技工作者為改革開放作出了很大貢獻

改革開放這些年，我們國家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飛速發(fā)展，這點大家應該有一致的認識。在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我也有些迷茫，不清楚我們發(fā)展那么快能行嗎？事實證明，我這全都是多慮的。中國的發(fā)展速度不但讓西方國家想不到，連我們國內(nèi)的人民群眾也沒有想到。這說明改革開放這條路是正確的，是走得通的，而且我們國家在這條路上走得很平穩(wěn)。當下的年輕人對改革開放就更有信心了，如果說我們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對未來還有些看不準的話，現(xiàn)在就應該看得很準。

這些進步，其中許多是與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工作分不開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廣大科技工作者發(fā)揚獻身、創(chuàng)新、求實、協(xié)作的精神和堅持真理、誠實勞動、親賢愛才、密切合作的職業(yè)道德，積極為現(xiàn)代化建設提供科技動力、成果儲備和智力支持，作出了很大貢獻。

但是也應看到，近年來，社會上一些違反科技工作者職業(yè)道德的不規(guī)范行為和不正之風也有所抬頭，在科學技術事業(yè)蓬勃發(fā)展的大趨勢中存在個別不和諧的現(xiàn)象。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qū)，“一切向錢看”等歪風邪氣侵蝕著人們的思想,總有個別人在科研活動中做出違背科學道德乃至違法違紀的不端行為，比如論文抄襲、學術成果弄虛作假、侵占科研經(jīng)費等，這些現(xiàn)象值得引起科技界人士的深切關注。

葉銘漢（高能物理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93歲）：搞科研必須不斷努力

1949年我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yè)。那時候，學生只分系，在系內(nèi)不細分專業(yè)。大學畢業(yè)后，我考取清華大學物理系研究生，跟隨導師錢三強先生攻讀碩士學位。剛讀了一年，錢先生就跟我說，我國要搞原子核物理研究，一定要有儀器設備，而儀器設備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加速器。現(xiàn)在政府已經(jīng)明確了，不在學校里研制加速器。如果你想要參加加速器研制工作，必須離開學校轉(zhuǎn)去研究所，才可能參加。我聽后馬上十分高興地同意了。1950年7月，我離開清華大學轉(zhuǎn)入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新中國剛成立，中國科學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和應用物理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專門研究原子核物理。后來幾次擴大研究工作范圍。1953年,近代物理所改名為物理研究所。1958年，物理研究所改名為原子能研究所，主要進行核物理基礎研究和原子能應用的研究、開發(fā)。同時，應用物理研究所改名為物理研究所。

我進入研究所之后的頭幾年，總的感覺是各種政治運動非常多，我們明顯感到時間不夠用，研發(fā)進度比較慢。大家都感到困惑，但也沒有辦法。后來“文化大革命”開始，一切除了國家任務外的科研都停滯了。1972年，我從“五七干校”回來，社會上的風氣已經(jīng)開始有一點兒轉(zhuǎn)變。“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家什么業(yè)務書都不看；當我回到研究所時，人們已經(jīng)重新開始讀業(yè)務書，也不會再因為讀書而受到批判了。直到1977年，鄧小平同志發(fā)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號召，大家終于認為看書是名正言順的，因此我們一有時間就看書學習。那時候大家求學的熱情很高，我們中許多人都是單身漢，每天晚飯后都到研究所去看書。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ǎn)力”的號召下，大家都埋頭學習，因為時間已經(jīng)丟失了不少，要從頭補回來。

改革開放對知識分子的影響很大，最明顯的感覺有兩點：第一，國家明確宣布知識分子也是勞動人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第二，人們認識到科學非常重要，我們必須攀登科學高峰，搞科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搞科研的人不會再被認為是走“白專道路”。

改革開放前后幾年，我主要的工作是參加高能物理實驗基地的建設，高能加速器是建設的重點之一。事實上，我國自1957年就開始重視高能物理方面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即將結(jié)束時，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放了兩顆原子彈，造成巨大影響，因此物理學在世界各國政治領導人看來是很重要的，我們國家也不例外。

1955年蘇聯(lián)建立聯(lián)合原子核研究所，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加入進來，由參加的成員國共同投資，研究范圍著重于新發(fā)展的高能粒子物理。我國也參加了，并承擔20%的經(jīng)費，同時還考慮在國內(nèi)另外研制一臺自己的高能加速器。所選定的加速器的能量幾次改變，上馬下馬，直到1972年還沒有真正開始研制。

1973年，國家下決心開始建設高能物理實驗基地，即從原子能研究所抽調(diào)一部分力量成立了高能物理研究所。高能物理所成立后，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自己的高能加速器。對于應該做什么類型的高能加速器，是加速粒子打固定靶的加速器還是正負電子對撞機，當時有過很大的爭論。主要原因是我國在高能加速器方面很缺少經(jīng)驗。建造加速粒子打固定靶類型的加速器比較有把握，但是從高能物理實驗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投資和發(fā)展等多方面考慮，正負電子對撞機是首選。在這個過程中李政道先生一直大力幫助我們，他還向我國領導人作了深入的解釋。1981年，鄧小平同志在了解情況后，在中國科學院的報告上作了批示“我贊成加以批準，不再猶豫”，方案終于確定下來。我有幸參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研制。1988年10月，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成，鄧小平同志與其他國家領導人到高能物理所視察了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的全部設施，還作了“過去也好，今天也好，將來也好，我國必須發(fā)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的指示。

改革開放初期，國家鼓勵對外開放，我也有機會到美國做了兩年訪問學者。走出國門，深切感到我國的科研水平和西方差距非常大，因為我們的科研工作已經(jīng)停滯了很多年。經(jīng)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科技水平進步很大，但至今還是有差距的。當前我國在科研經(jīng)費的投入方面幾乎跟外國相差無幾，但是總的來說，科技成果原創(chuàng)性要差一些。比如，引力波的探測是西方國家首先進行的，他們已經(jīng)研究了十幾年，等到人家做出了成果，我們才開始進行引力波的探測。我國有一些研究成果也陷入了這種模式，缺少原創(chuàng)性，人家有了，我們跟上。所以說，相對于西方國家，我國還處在趕上的階段，客觀上是存在差距的，需要我們長時間不斷努力。

王文采（植物分類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92歲）：改革開放開闊了我們的眼界

說起改革開放，我感觸特別深的有三點：

一是政治方面。改革開放前，每個星期六都要進行政治學習，有時是大家坐在一起談心，有時就要搞批斗。我那時常常是被批評的對象，每次還要先把自己罵一通，我很害怕星期六。后來鄧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開放，大家要解放思想，星期六的政治學習干脆取消了，我的腦袋真是解放了！感激鄧公。

二是學術方面。我們研究植物分類學，很重要的是要看模式標本。鴉片戰(zhàn)爭后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其中“五口通商”條款打破了清朝閉關自守的狀態(tài)，這五個口岸不僅通了商，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等國家的植物采集員都由此進入了中國，把全國都跑遍了，采集了大量植物標本供他們的植物學家研究。植物學家拿到這些來自中國的標本，經(jīng)過研究發(fā)表了新屬新種，那些模式標本就保存在他們國家的植物所。但我們國家自己的植物分類學太落后了。中國近代植物學的研究自中科院植物分類研究所的老所長錢崇澍教授1916年從美國學成歸國，與中科院植物所胡先骕教授以及中科院華南植物所所長陳煥鏞教授一起在南京、北京、廣州等地成立研究所起，才開始起步，這比歐美要晚二三百年。我們要追趕世界研究水平、要發(fā)表新屬新種，就要研究模式標本，但由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內(nèi)外交流非常困難，我們根本看不到那些保存在外國的標本。

有一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從1957年就開始研究毛茛科植物，1964年發(fā)表了毛茛科下的一個新屬“人字果屬”，它是一種草本植物，中國有十幾種，日本有七八種。新屬發(fā)表后，日本有一位植物學家田村道夫給我來信，很想跟我就毛茛科分類進行討論。但是那時候與國外通信非常困難，要把寫好的信交給植物所，經(jīng)中科院批準，之后再經(jīng)植物所批準，我才能跟他通信，真是太不方便了。

要想到國外訪問、借標本那更不用提了，真是不好辦啊！我國自己的標本館收藏的植物標本大多產(chǎn)自中國，但每個科屬都有許多世界分布，要看歐洲、美洲、澳洲、非洲的植物標本就必須得出國。英國倫敦西南部的英國皇家植物園是世界最大的植物園，收錄有五萬種植物。第二大的是俄羅斯的莫斯科植物園，大概收錄兩萬種。中國比起他們來就差遠了。巴黎植物研究所、圣彼得堡俄國植物所、日內(nèi)瓦植物園等世界上最大的幾個標本館，也是我最想去的地方啊。在那里可以看到世界五大洲的各種標本，我們國家的標本館就不行。

然而到了1978年改革開放了，我們實現(xiàn)了與國外的互通，通信、往來都可以了。發(fā)展到今天簡直是太方便了，跟外國人可以隨便通信、通電話，標本也可以很容易地借到，在業(yè)務上可以跟外國專家自由地交流。他們可以到中國來參加研討，我也可以出國了。當然我現(xiàn)在老了，走不動了，要是我身體好，我一定要想辦法再去國外看看。改革開放政策對我們植物分類學來說，真是開闊眼界，方便研究。

三是人才方面。1977年，鄧小平同志提出應當“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對于人才選拔，他還明確指出鼓勵自學成才，因此幾乎所有青年都獲得了平等競爭的機會。那時候選拔人才不拘一格，不論背景出身。我想講一個很有意思的事例：

當時福建省建寧縣農(nóng)機廠有一位青年工人，名叫李振宇。他是福建省福州人，被下放到武夷山，因為武夷山植物豐富，他對植物產(chǎn)生了興趣，經(jīng)常到野外采集植物標本，也買了許多植物圖鑒閱讀，并從我主編的《中國高等植物圖鑒》知道了我。1977年，他采到一種毛茛科人字果屬植物的基生葉，沒有花也沒有果，但他憑借所學猜到了這是人字果屬植物，就把標本寄給了我，讓我鑒定種名。我收到后嚇了一跳，覺得這個人真是有兩下子，從葉子上就能定到屬，這連專業(yè)的植物分類學家都不容易做到，而他只是中學畢業(yè)，沒有任何專業(yè)背景呀。也是他的機遇好，正巧這時鄧小平同志提出了關于鼓勵自學成才、人才擇優(yōu)錄取的政策，我就把他的情況反映給中科院植物所了，中科院經(jīng)過調(diào)查了解，肯定了他的為人和學問，1978年就把他調(diào)到植物所來跟著我工作。正巧這時國家剛剛恢復研究生招生制度，我在首都師范大學生物系代班，教了77屆和78屆兩年植物分類學，李振宇1978年進入生物系念植物分類學，就成了我的學生。經(jīng)過四年的學習，他又獲得了碩士學位。后來，國家提出“對具有各種專長的知識分子，要大膽地使用和提拔他們，充分發(fā)揮他們的作用”，由于李振宇認識的植物非常多，竟一下給提成研究員了，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日后他也不負眾望地做出了出色的學術成就。除了個人機遇和努力，也要感謝改革開放自由的風氣和人才制度，才為國家選拔了一位優(yōu)秀人才。

葉大年（礦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79歲）：科研經(jīng)費管理應當有法可依

1978年前后，經(jīng)歷了“文革”的動亂，科技界累積了許多冤假錯案，科研人員工資長期滯漲，科技人才技術職稱評定也有十幾年沒有進行。此時，大家最關心的是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以及科技政策問題，希望能夠盡快恢復秩序，保障科研環(huán)境的穩(wěn)定。這個時期，民盟也剛剛恢復活動，一改“文革”中沉悶的政治生態(tài)環(huán)境，大家思想都比較活躍。1977年我代替張文佑先生到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參加知識分子問題座談會，我在會上發(fā)表了中科院的知識分子希望政策要穩(wěn)定的意見，提出不能忽而要研究理論，忽而又要直接聯(lián)系生產(chǎn)，不能再總是這樣來回轉(zhuǎn)向了。這一意見得到了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門的重視。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我們迎來了“科學的春天”，之前很多科研、人事上的矛盾和困難都被逐漸理順。20世紀80年代初，為推動科技體制改革，變革科研經(jīng)費撥款方式，中國科學院89位院士建議設立面向全國的自然科學基金，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批準。隨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成立，引入了自由競爭機制。起初一兩年，基金委歸屬于中國科學院，但不鼓勵中科院的科研人員申請基金，而更多鼓勵高校的科研團隊申請科研經(jīng)費，后來才演變?yōu)槿珖目蒲腥藛T都可以向基金委申請科研經(jīng)費資助。基金委也演變?yōu)橛蓢医涛?、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各派出一個主任來管理的獨立機構?；鹞闪⒑?，對我國科學研究產(chǎn)生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特別是對廣大中青年科技人才來說意義重大，許多科研人員在獲得資助之后取得了優(yōu)異的科研成果。我們確確實實看到了科學技術在飛速進步，近些年發(fā)表的論文無論是從數(shù)量上還是質(zhì)量上都有很大提高。

改革開放40年來，國家確立了科研經(jīng)費分配、成果評定和獎勵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規(guī)章制度?？蒲薪?jīng)費的投入增加了幾十倍，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然而，隨著經(jīng)濟的高速發(fā)展，在科技界也滋長了一些浮躁情緒，我以為應該引起大家注意。

現(xiàn)在的科研成果評價體系過于簡單化，總認為有了經(jīng)費就能做出相應的研究成果，投入經(jīng)費越多成果自然就越大，因此時常出現(xiàn)幾千萬、幾個億甚至十幾個億的大項目比較容易立項獲批，而規(guī)模較小、花費較低的題目反而要經(jīng)過煩瑣評審，甚至拿不到經(jīng)費的情況。我擔心這會挫傷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改革開放進行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步入深水區(qū)，法制體系逐漸完善，我覺得科學經(jīng)費的管理也應該有法可依。尤其是投入巨大的重大基礎研究項目立項的可行性、必要性和資金預算論證都應該公開依法依規(guī)進行?，F(xiàn)在有些投入巨大的基礎研究項目，竟然可以在評審者既是運動員同時又是裁判員的半封閉的評審系統(tǒng)中堂而皇之地立項成功，幾年后成果就理所當然地進入國家重獎之列。這種現(xiàn)象雖然不普遍，但絕不罕見。我認為象應該通過法治來杜絕。

改革開放40年來，學術交流更加活躍，形式更加多元化，小到工間的咖啡屋、科學沙龍，大到各種級別的學術論壇、全國的和國際的學術大會，琳瑯滿目，學術交流對科技事業(yè)的發(fā)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例如，科技部（原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學院自1992年舉辦首次香山會議起，至今已經(jīng)舉辦了近700次。香山會議提倡學術平等、自由思考和自由討論，鼓勵與會者自由地、不受干擾地發(fā)表自己的學術觀點，正呼應了改革開放所提倡的自由的科研精神與學術氛圍。多年以來，香山會議在推動我國創(chuàng)新科學發(fā)展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本人就參加過幾次香山會議，受益匪淺。1995年，我發(fā)現(xiàn)城市在地圖上的分布存在著對稱性，就在一次研討復雜性問題的香山會議上作報告，在會上，數(shù)學、物理、化學方面的院士專家?guī)臀页鲋\劃策，2008年我就著手寫了《城市的對稱分布和中國城市化趨勢》的專著，2011年出版發(f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