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蕩歲月的歷法論爭

晉代以后，中華大地再次分裂，南北對峙。南朝經(jīng)歷了宋、齊、梁、陳。在北方，北魏分裂成東西魏，又分別被北齊和北周取代。北周靜帝大定元年（581），楊堅受禪登基建立隋朝，開皇九年（589）滅陳，重新開啟大一統(tǒng)的新時代。正史用了9/24（《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記載這270多年的多事之秋。對于天文歷法來說，其中僅《宋書》和《魏書》有《天文志》或《律歷志》，其他各史皆沒有這類志書，這就留給《隋書•律歷志》追記前代相關(guān)史實的任務(wù)。傳本《隋書•律歷志》（三卷）由唐朝著名天文歷法和算學家李淳風編著，他堪稱此任的不二人選了。

李淳風（602—670），道號黃冠子，岐州雍縣（今陜西省寶雞市岐山縣）人。貞觀元年（627）入太史局供職，專攻天學歷算長達40年，官至太史丞。咸亨元年（670）卒，高宗追封李淳風為太史令。新舊唐書皆有其傳。

按照我國古代的傳統(tǒng)，律志一般包括律、度、量、衡，且往往和歷志合在一起，律、歷、度、量、衡相協(xié)調(diào)?！端鍟?bull;律歷志》上卷實際上是律志，不在此文考慮范圍。中卷記載了梁、陳、北魏、北齊、北周、隋初的歷法沿革及其改歷過程中各家之間的爭論，收錄了隋開皇四年（584）頒行的《開皇歷》和開皇十七年（597）頒行、大業(yè)五年（609）重修的《大業(yè)歷》原文。下卷則記載了劉焯在隋初歷法改革中的抗爭過程，以及沒有頒行的《皇極歷》原文。

今年夏秋，筆者受命注《隋書•律歷志》，收筆時發(fā)現(xiàn)，將各卷卷首的注釋合起來，不失為這段動蕩歲月的歷法簡史，我們暫不管那些歷法的原文解讀，只看其中為歷法改革而引起的爭論，不妨叫它“吵架篇”。

《隋書•律歷志》卷中共記述了五次因改革歷法引起的爭訟，前三場在南北朝期間。

第一次是在南朝的梁代，祖暅為爭取頒行其父《大明歷》（又稱《甲子元歷》）的申論。祖沖之《大明歷》撰成于劉宋大明六年（462），是一部著名的歷法，當時由于朝中權(quán)臣戴法興的反對，未被采用。所幸祖沖之有個好兒子，祖暅又遇上了文治武功的梁武帝，經(jīng)過一番爭論和測驗，天監(jiān)九年（510）正月，正式用祖沖之《甲子元歷》頒朔。

第二次爭論發(fā)生在北齊武平七年（576），劉孝孫和張孟賓同鄉(xiāng)且同知歷事，二人各自編制了自己的歷法（《武平歷》和《張孟賓歷》），另有董峻、鄭元偉的《甲寅元歷》，以及趙道嚴（不知是否有歷法）等，都要求與宋景業(yè)《天保歷》進行優(yōu)劣檢驗。適逢當年六月戊申朔有日食，朝廷于是同意以實測日食來檢驗諸說。“劉孝孫言食于卯時，張孟賓言食于甲時，鄭元偉、董峻言食于辰時，宋景業(yè)言食于巳時。至日食，乃于卯甲之間，其言皆不能中。”但還未及進一步斗法，北齊亡國，此次改歷爭論也就不了了之了。

第三次爭論是北周武帝時馬顯等針對《明克讓歷》和參用的甄鸞《天和歷》的抗爭，北周當時行用和參用的兩部歷法的確都很平庸，從本志收錄的馬顯抗表可知，武帝并不滿意當時行用的歷法。參與這次歷爭者有八家，規(guī)模和氣勢宏大。但北周當時缺乏歷法大家，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驗證、辯論，判定馬顯等勝出，頒行其《大象歷》。

隋初的歷法改革

隋初歷法爭訟十分激烈，以劉孝孫為主針對張賓的《開皇歷》（為卷中的第四次爭辯，劉孝孫失敗，張賓的歷法繼續(xù)行用），以及以劉焯為代表針對張胄玄歷法有兩個階段的爭論。第一階段開始時，張胄玄聯(lián)合劉孝孫、劉焯和張賓論戰(zhàn)，張胄玄勝出，頒行胄玄的歷法。旋即轉(zhuǎn)入劉焯對張胄玄抗爭，劉焯失敗，為卷中的第五次爭論。劉、張的第二階段論戰(zhàn)則見于卷下。

公元581年，楊堅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新帝國需要一部新的歷法。楊堅登基前，道士張賓便揣知上意，說“上儀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于是，令其主持編制新歷法的工作，參與者有儀同劉暉、太史司歷劉宜，另有馬顯、鄭元偉等十余人。開皇四年（584）,張賓等編成新歷，隋文帝隨即下詔頒行,即《開皇歷》。

《開皇歷》是在何承天《元嘉歷》基礎(chǔ)上“微加增損”而成。其在歷元的設(shè)置、回歸年長度（為365.24342日，與理論值之差僅為90秒）、考慮月亮視差影響等方面，還是有一些特點的。但總體而論，《開皇歷》是落伍的。

張賓所創(chuàng)之歷既行，劉孝孫與冀州秀才劉焯“并稱其失，言學無師法，刻食不中”,提出了六個方面的批評意見。特別是他們用劉孝孫所制《甲子元歷》，就日月食時刻、冬至日所在宿度及冬至時日等三方面的推算值，與實測值及前代有關(guān)記錄進行比較。這是用古代歷法學術(shù)傳統(tǒng)，真刀真槍地比武。我國古代評判歷法優(yōu)劣一般用兩個標準：一是用它推算典籍上的天象記錄，看是否吻合。二是預推即將發(fā)生的天象，一般都用日月食，然后實際觀測，看是否合天。這顯然是一個優(yōu)秀而又科學的學術(shù)傳統(tǒng)。

劉孝孫和劉焯力主歷法必須引進歲差，并指出了《開皇歷》交食預報和驗影定氣等存在的一系列問題，證明了《甲子元歷》的相對精確?？傊麄儗Α堕_皇歷》的批評是得體的，要求以《甲子元歷》替代《開皇歷》也是恰當?shù)摹？墒?，這場歷法之爭卻罕見地發(fā)展成政治事件。當時，張賓受寵于高祖，他和太史令劉暉共同指責孝孫“非毀天歷，率意迂怪，焯又妄相扶證，惑亂時人”。這第四場爭論就此不歡而散。

再看第五場。數(shù)年以后，張賓去世。劉孝孫伺機上表重提舊案。但太史令還是劉暉，他狡詐地將劉孝孫留在太史院，“累年不調(diào)，寓宿觀臺”。劉孝孫被逼無奈，“乃抱其書，使弟子輿櫬來詣闕下，伏而慟哭”。此舉驚動了朝廷，高祖問國子祭酒何妥，何妥說了公道話。隋文帝隨即任命劉孝孫為大都督，并下令重啟校驗新舊歷法疏密的工作。

至開皇十四年（594）七月，隋文帝過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報：張胄玄歷法合如符契，孝孫之術(shù)驗亦過半，而《開皇歷》幾乎無驗。就是說，重開歷法校驗時，張胄玄加入了爭訟。于是，高祖接見了孝孫、胄玄等?？墒牵O堅持“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歷”，“高祖不懌，又罷之”。顯然，劉孝孫的這一要求過分了，想必孝孫也是被太史令欺負得沒了方寸，不久抱憾而終。

接下來，風水輪到張胄玄了。張胄玄（約526—612），渤海蓚（今河北景縣）人，隋書有傳。開皇五年（585），他曾與李文琮一起編成一部歷法，坊間“散寫甚多”，產(chǎn)生了一些影響。約開皇十年（590），張胄玄經(jīng)人舉薦至太史院任職。劉孝孫去世以后，楊素等推薦張胄玄繼續(xù)新歷的制定工作。隋文帝因此召見了他，胄玄趁機說他測算出當時午中日影的長度較前代為短，說明日行軌道偏上，自古有“太平日行上道”的說法，就是說當時正是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隋文帝自然大悅，讓他參定新歷。

劉焯（544—608），字士元，信都昌亭（今河北冀縣）人，隋書也有傳。他得知隋文帝起用張胄玄，便“增損孝孫歷法，更名《七曜新術(shù)》”，也要求參與校驗。但胄玄和袁充聯(lián)手，這二人都有翻云覆雨的手段，劉焯落敗，只得再回老家，繼續(xù)鉆研著述。

到開皇十七年（597），張胄玄參考劉孝孫歷編成了新歷，請求朝廷頒行。隋文帝令楊素等見證，讓他和太史令劉暉、司歷劉宜等爭個“短長”。

劉暉等雖然明知他們的歷法弱，但他們制定了上乘的辯論戰(zhàn)略。前面已經(jīng)說過，張賓歷的回歸年長度值是很好的，于是他們以己之長攻敵之短，雙方“迭相駁難，高祖惑焉，逾時不決”。這次辯論算得上是真正的（辯論）高手過招。

楊素等又立議六十一事，讓暉與胄玄答辯。暉一無所答，胄玄中五十四。或許楊素等所擬題目有傾向性，但畢竟胄玄歷術(shù)占優(yōu)勢。在楊素等的支持下，主要還是他的日長影短說甚合上意，爭訟就此了結(jié)。還有個叫顏敏楚的人幫腔，說漢代落下閎曾預言后八百歲將有圣人定之。于是，隋文帝下詔，“朕應(yīng)運受圖，君臨萬宇，思欲興復圣教，恢弘令典，上順天道，下授人時”?？梢?，隋文帝想盡快頒布新歷，是要證明自己是應(yīng)受天命的圣人。隨后劉暉、劉宜等被革職，張胄玄為“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令人費解的是，隋文帝又同時將太史令庾季才等人也一并革了職。隋一統(tǒng)南北后，廣收天下圖籍，庾季才受皇命，主編《垂象志》《地形志》，特別是《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傳世流芳，且他與此次歷法之爭無多大關(guān)系。原來，隋文帝曾以胄玄、充所言日長影短事問于季才，“季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

開皇二十年（600），本計劃進一步“著日長之候”，太子征天下歷算之士，咸集于東宮，卻引起了新一輪歷法論爭。劉焯此次帶來了他多年精心打磨的《皇極歷》，欲“駁正胄玄（歷）之短”。太子楊廣大概也知道劉焯歷法占優(yōu)勢，但僅升劉焯為太學博士，歷法校驗之事并未排上日程。而劉焯意在取代張胄玄歷，太學博士頭銜不是他的興趣，不久便稱病返鄉(xiāng)。

仁壽四年（604），劉焯再次上書皇太子，歷數(shù)張胄玄歷六個方面的失誤，提議“請徵胄玄答，驗其長短”。次年楊廣繼位，著作郎王劭、諸葛穎二人，趁侍宴之機推薦劉焯，帝曰，“知之久矣，乃下其書與胄玄參校”。張胄玄更是辯論高手，何況其在歷法方面造詣甚深，知己知彼。于是，他僅攻擊劉焯《皇極歷》采用定朔法，曰：“故張衡及何承天創(chuàng)有此意，為難者執(zhí)數(shù)以校其率，率皆自敗，故不克成。”劉焯雖為大儒且以雄辯著稱，也無能為力。雙方“互相駁難，是非不決”。楊廣雖已看出端倪，但礙于胄玄等在太子興廢問題上支持了自己，故袖手旁觀。劉焯又憤而辭歸。至此他已四戰(zhàn)四敗。

大業(yè)四年（608），“太史奏曰：‘日食無效’”。隋煬帝又想起劉焯，“召焯，欲行其歷”。但當時袁充是紅人，“左右胄玄，共排焯歷”。劉焯雖據(jù)理力爭，但事情就是沒有進展，劉焯也抱恨離世。

袁充（544—618），字德符，陳郡陽夏（今河南淮陽）人，隋書有傳。開皇十四年（594），袁充因上“晷影漏刻”，自此進入太史院。張胄玄言日長影短之瑞時，袁充極力附會之。開皇二十年（600），當上了太史令的袁充重提日長影短之事，其時正值廢楊勇立楊廣為太子，“充奏此事深得其宜”，隋文帝順勢改開皇二十一年為仁壽元年（601）。隋煬帝即位后，袁充又奏“去歲冬至，日影愈長”，不久又奏“陛下修德，熒惑退舍”。史家說袁充“候帝意欲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

熔舊鑄新成就《大業(yè)歷》

李淳風對《皇極歷》的評價是“術(shù)士咸稱其妙”，《皇極歷》雖未被頒行，李氏破例仍全文收入《律歷志》。今天看來，《皇極歷》的一系列創(chuàng)新對后世歷法產(chǎn)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這不僅是劉焯也是李淳風對中國天文學的巨大貢獻。

劉焯去世后，張胄玄著手對其歷法進行系統(tǒng)的修改，加入了自己新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消化吸收論敵的一些觀點，“諸法率更有增損”，從而推出一部新歷法，這便是《大業(yè)歷》。其實，他早就知道自己歷法尚有不足，曾參考劉孝孫法有過修訂，但被劉焯發(fā)現(xiàn)，批評他剽竊?，F(xiàn)代研究證明，《大業(yè)歷》是一部優(yōu)秀的歷法，其中有不少張胄玄的創(chuàng)新。

其實，隋代雖然僅維持了30余年，但卻出現(xiàn)了劉孝孫、劉焯、張胄玄三位歷法大家。三人都是張子信“三大發(fā)現(xiàn)”的傳人，并且有所發(fā)揚，共同開創(chuàng)了隋唐天文歷法的新時代。

正如胡適慨嘆的那樣，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不僅來自史官的筆觸，也在于讀史人的理解。

天文歷法之學從來就是古代社會上層建筑的重要內(nèi)容，從早期開始就與先民的敬天崇拜密不可分，相關(guān)學說一直是古代社會的重大社會政治問題，《史記》八書中的《律》《歷》《天官》又與《禮》《樂》緊密聯(lián)系，成為帝王統(tǒng)治政治學說的重中之重。漢代董仲舒“天人合一”學說一經(jīng)提出，就被歷代帝王奉為正統(tǒng)。我們今天習慣于將古人的這種傳統(tǒng)學說，用是否具有今天的科學意義來進行評價，還不時地貼上封建迷信的標簽，這是我們的偏執(zhí)。我們的先民有他們的社會生態(tài)與學術(shù)傳統(tǒng)，古人也會有自己的“官樣文章”。我們今天能讀到的天文歷法文獻，基本都來自正史。其實，以歷法為例，本文以上記述的一幕幕辯論，評判的依據(jù)往往是實際天象觀測，拿觀測數(shù)據(jù)說話，這是符合科學標準的。至于祭奠天地的禮儀、溝通神人的學問，乃至統(tǒng)馭萬民的理論，這些是皇權(quán)政治的需要，是君臣之道，本不屬科學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