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和“矯枉”本是個老話題了，但如今我深感還有再辨析、再議論的必要。

倘若瀏覽互聯(lián)網(wǎng)就會發(fā)現(xiàn)，上面有不少偏激言論，頗有匯成一股偏激思潮之勢。近年動輒發(fā)生的各種抵制活動和排外事件，就是這股偏激思潮的一種表現(xiàn)。

細思這些偏激言論和行為的思想根源，可以看出，一個重要源頭就是與動亂年代流行的斗爭哲學的影響有關(guān)，而進一步探究，又與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中庸思想的誤讀和對矯枉問題的糊涂認識有關(guān)。在否定一切的年代，儒家的中庸思想被曲解為“無原則的調(diào)和”，受到批判；而矯枉過正則受到鼓勵，說是“不過正就不能矯枉”，結(jié)果走極端的思想瘋長起來，偏激和極端的行為層出不窮，其影響綿延至今。這需要正本清源。

中庸辨

儒家的中庸到底是什么意思？《論語•雍也》云：“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謂中庸是極高的道德。朱熹解釋中庸云：“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不偏不倚”意為持中、公正。“無過不及”即孔子所說的“過猶不及”，即做事既不能過分、過度，也不能不夠、不足。不偏不倚和無過不及這兩句話側(cè)重點有所不同，但都表達了一個意思，即辦事要達到“中”的位置，要做到適中。所謂“庸，平常也”，這個平常實際是不突兀、不冒進之意，而不是今人所云平庸無能的意思。

實際上，中庸就是一種適中思想，即做事和想問題要適中、持中、用中、合宜、不左不右、無過不及、不走極端。那么，哪里是“中”呢？好比一桿秤，那個不偏不斜的平衡之處就是“中”的位置，這個位置即恰到好處的地方。河南人說話愛說“中”，就是合適、合度之意，其實就是中庸所說的“中”。儒典里有“叩其兩端而執(zhí)其中”“執(zhí)兩用中”的話，意思是審視和掌握兩端而采用“中”，即要找到兩端之間的合適位置，找到了便是適中。

這便是儒家所說的中庸的原意，其中并沒有“無原則的調(diào)和”之意。至于隨著時代的變遷，中庸的原意有時被淡化，或被賦予了新的意思，那就不是先秦儒家所能負責的了。

蔡元培對孔子和儒家的中庸非常推崇，主張凡事要適中，反對走極端，反對偏激。他評論先秦諸子時說，法家太左，刻薄寡恩；道家太右，放任自流；所以法家之策招致秦滅，道家之習招致晉亡。

中庸或曰適中思想，并非只是中國思想家所獨創(chuàng)、獨有，古代西方也曾產(chǎn)生過類似孔子中庸的適中思想。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過適中思想，認為一切行為都可以分為過度、不及、適中三種狀態(tài)，比如，在魯莽、怯懦、勇敢這三種相關(guān)狀態(tài)中，魯莽是過度，怯懦是不及，勇敢是適中；在縱欲、冷淡、節(jié)制這三種狀態(tài)中，縱欲是過度，冷淡是不及，節(jié)制是適中。在過度、不及、適中這三者當中，過度和不及都是極端，在這兩個極端中間是適中，適中才是美德?？梢钥闯觯瑏喞锸慷嗟碌倪m中與孔子的中庸，意思基本是一樣的。所以在將古希臘文的“適中”一詞翻譯成漢語時，一般都譯為孔子所用的“中庸”一詞。

在現(xiàn)代劇烈的社會變革運動中，作為理論家和政治領(lǐng)袖的列寧和斯大林，也都有過適中思想的表達。列寧說，真理往前跨一步就是謬誤。這“跨一步”，就是沒有用中、執(zhí)中，而是跨向了某一極端。斯大林說：“真理在‘中間’，在左派和右派之間。”這也是在表達反對極端之意。但斯大林搞“大清洗”，違反了他自己的說法，滑向極左的一端去了。

適中思想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有助于我們進行正確的思維活動，捕捉客觀法則，避免思想和行為上的走極端、偏激、片面性、絕對化。但它所解決的主要還是思維形式的問題，至于怎樣才算適中、適度、恰到好處，還須根據(jù)具體情況去把握，而這種把握并不容易。

矯枉是否必須過正

當出現(xiàn)走極端的偏誤時怎樣糾正？有兩種態(tài)度：一是把極端糾正為適中、適度、恰到好處，如把怯懦糾正為勇敢，把肚子餓糾正為吃飽；另一種是把極端糾正過頭，超過了應有的限度，即矯枉過正，如把怯懦糾正為魯莽，把肚子餓糾正為吃撐。顯然，第一種態(tài)度是正確的、可取的。但生活中常見到第二種情況。比如，一說“君子不言錢”是刻板、僵化，需要糾正，便糾正成了金錢至上；一說傳統(tǒng)中有糟粕，便弄成了拋棄一切傳統(tǒng)。反之亦然?？傊?，都是用一個極端糾正另一個極端，總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換位，也就是說，總是用一種片面性糾正另一種片面性，總不脫形而上學的窠臼。

有一種說法：矯枉必須過正。魯迅也說過：“矯枉不忌過正，只要能夠打倒敵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還說過“不讀中國書”之類的話。錢玄同為強調(diào)文字改革的必要，常發(fā)表走極端的激進言論。魯迅評錢玄同說：“十分話最多只須說到八分，而玄同則必須說到十二分。”

應該肯定，矯枉過正在一定條件下是具有合理性的。魯迅之所以說一些矯枉過正的話，是因為黑暗勢力太強大，舊思想的羅網(wǎng)太嚴密，如果不“扎硬寨，打死仗”，就不能取得一點進步。正像魯迅自己所說的，你說要開窗戶，那人家肯定不讓你開，你必須說要掀房頂，人家才讓你開窗戶。錢玄同發(fā)表走極端的文字改革言論，也是因為看到封建舊文化、舊思想對人們束縛太深，不出死力就解決不了問題，所以總是故意把話說得很絕對。實際上，從內(nèi)心看，魯迅和錢玄同并不偏激，而是很理性的。魯迅說“不讀中國書”，是為反抗“古老的鬼魂”對中華民族的精神壓迫，而魯迅本人對于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則是愛之甚深的。關(guān)于錢玄同的偏激，黎錦熙評道，錢玄同“有時說話過分，須知他是憤激之談，等到發(fā)作過了，他仍返于至情至理，中庸得很”。周作人對錢玄同也有過類似評價。

矯枉過正雖在一定條件下有合理性，但如果將其作為一種固定的、普遍的思維模式來奉行，認為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就不能矯枉，就會產(chǎn)生很大的負面作用。那樣就會形成一種局面：你過正，我也過正，以過正對過正，永遠處在一種極端與另一種極端對立的狀態(tài)中。近現(xiàn)代史上文化界關(guān)于本位文化和全盤西化的論爭即有此弊。

郭沫若對矯枉過正問題發(fā)表過一個見解，我認為很正確。他說：“在我認為，答復歪曲就只有平正一途。我們不能因為世間上有一種歪曲流行，而另外還他一個相反的歪曲。矯枉不宜過正，矯枉而過正，那便有悖于實事求是的精神。”這里所說的“歪曲”亦即一種極端狀態(tài)，所謂“平正”就是適中、適當。只有平正，才合乎實事求是的精神。在歪曲與平正之間，我們當然要選擇平正，也就是選擇了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應是我們思維和辦事的最高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