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在中國是司空見慣的餐桌食品,在各省份都有種植食用,但若一日三餐都必不可少,則屬罕見。云南昭陽則是土豆每餐皆見之地。

我履痕處處,也去過云南不少地方,但似乎從來未見昭陽人對洋芋(當?shù)貙ν炼沟姆Q謂)的這般青睞。每日三餐必上各式洋芋做法,炒絲、洋芋蒸肉、干腌菜煮洋芋絲、煎烤洋芋等。每餐尤其不可少的是一盤蒸洋芋,削凈外皮,不加任何調(diào)料,潔白如瑩,清香細細,令人悅目,不似北方土豆的粗碩,顯得更為纖巧。

蒸洋芋一側(cè)必置一碟昭通醬。這醬看似尋常,卻是昭陽人最離不開的食品調(diào)料,家家皆可制之,呼為“下醬”。經(jīng)請教,其工藝并不復雜:炒黃豆至酥脆,打成細面狀,水浸攪勻,成坨狀。發(fā)酵月余,拌以鹽、辣椒、花椒、茴香、八角、草果等,注水而成醬。食洋芋,必佐以此,味道更臻極致。

我食洋芋,清口而品,更覺味道甚佳,是昭陽洋芋本色至味。在景區(qū)也可見當?shù)厝藢⒀笥罂臼旖匈u,香氣洋溢,望之十分誘人。

洋芋,學名馬鈴薯,各地稱謂大同小異,北方稱之為土豆,是再熟悉不過的菜蔬。做法繁多,價廉而物美。但似昭陽人這般嗜愛,卻是令我始料不及的。如北京,固然為餐桌所常見,但并非每餐必上。

昭陽人何時將土豆列為嗜愛的餐桌食品呢?土豆又是何時傳入昭陽呢?這令我大感興趣。

土豆是舶來品,原產(chǎn)南美,是印第安人的食物。土豆傳入中國,有文字記載始見于明朝萬歷年間。萬歷年間徐光啟著《農(nóng)政全書》,對馬鈴薯述之甚詳:“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黃獨。蔓生葉如豆,根圓如雞卵,肉白皮黃,可灰汁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膩衣,潔白如玉。”可見那時即已稱之為“土豆”或“土芋”。做法以蒸食為主。同為萬歷年間的蔣一葵《長安客話》、劉若愚《酌中志》等皆稱之為土豆,而且明白無誤地將“土豆”與“香芋”“落花生”“山藥”相區(qū)分。徐光啟、蔣一葵都是萬歷進士,多年在京為官,對北京風物頗為熟悉。尤其徐光啟,不僅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而且與傳教士接觸甚密,譯了不少西洋著述。他對土豆的記載應該非??尚?。官方志書最早出現(xiàn)馬鈴薯的記載是清代的《畿輔通志》,成書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

土豆又是怎樣傳入中國的呢?專家考證有三種途經(jīng):其一是由“絲綢之路”傳入西北;其次由荷蘭人經(jīng)海路由天津作為貢品帶入北京;其三是荷蘭人引入臺灣而進入大陸沿海。迄今尚無定論。汪曾祺先生寫過一篇散文《馬鈴薯》,他曾在張家口馬鈴薯培育基地畫過《中國馬鈴薯圖譜》,對馬鈴薯頗有研究,認為馬鈴薯的傳入可能與鄭和下西洋有關(guān)。我則傾向于天津引入說。因為所引文字記述土豆的出現(xiàn)皆在北京,《酌中志》的作者劉若愚是萬歷朝太監(jiān)。據(jù)載,荷蘭人所進貢的土豆是被當作珍奇之物的,種植于皇城西苑太液池南岸小花園內(nèi),不過數(shù)十株。劉若愚所見應是在宮內(nèi)。土豆也是開花的,為白色或紫色。在昭陽參觀大片胡蘿卜種植基地時,同行人說附近還有一萬多畝的馬鈴薯種植基地,逢節(jié)令花色繽紛,蔚為大觀,頗可觀賞。但是當御苑里的土豆開花時,卻恰恰被路過的明神宗看見。這位皇帝極懶惰,對聲色犬馬都無興趣,這天不知為何來到西苑,看見土豆開花,卻極為不悅,認為白紫之色乃大不祥,即刻下旨令太監(jiān)將所有土豆移植城南菜戶營,以后不準在御苑內(nèi)種植。據(jù)傳說,從未見過土豆的御廚不知如何烹飪,試將土豆切塊狀與牛肉同燉,神宗品嘗后贊不絕口??磥硭幌矚g土豆開花,卻喜土豆佳肴。

今天北京還有“菜戶營”的地名,明朝內(nèi)廷有“嘉蔬署”,是專為皇家種植蔬菜的機構(gòu),種植者稱“菜戶”,所謂菜戶營則為種植基地。清朝入關(guān)建都北京后,取消菜戶制度,土豆種植始傳入民間??滴跄曛緯剁茌o通志》對土豆的記載與此吻合。但有專家認為北京地區(qū)遲至20世紀20年代末期才開始廣為播種。

清乾隆年間因人口膨脹,從明末的一億人口到乾隆六十年,人口竟增加至三億。乾隆皇帝大力提倡廣泛種植幾乎與土豆同時引進的紅薯、玉米,以緩解因人口壓力造成的糧食緊張,但是沒有土豆作為糧食品種而被朝廷大力提倡的記載。土豆真正在全國遍布,成為人們常見的主食,我判斷起碼應在雍正年間以后。

馬鈴薯的叫法,各地不一,有土豆、洋番芋、山藥蛋薯仔、地蛋、洋山芋等,但四川、云南對土豆都稱洋芋。昭通在歷史上就是通向中原的門戶,在秦時開鑿“五尺道”,漢代開鑿“南夷道”,各種交流紛至沓來。由此猜想會不會正是雍正年間的“改土歸流”,漢人營卒和墾戶由四川帶進土豆的引種? “改土歸流”對昭通經(jīng)濟的發(fā)展益莫大焉,對“食肉皮衣、言語服飾不與華同”的邊遠之地,內(nèi)地的流官們提倡以土豆彌補糧食的不足以利民生合乎邏輯。

如果我的判斷大致準確,土豆進入昭陽的年代若在雍正年間以后,那就應有300多年的歷史,比蘋果引進昭陽的1940年要久遠得多。

說起昭陽蘋果,比昭陽土豆更令人驚嘆。蘋果也是外來品種,中國古代原產(chǎn)只有“柰”,《千字文》說“果珍李柰”,即今天所稱的沙果。雖然昭陽引進蘋果的歷史要遠晚于煙臺引入歐洲蘋果的1871年,也晚于遼寧旅大引進蘋果的1905年,但如今昭陽蘋果引進種植的規(guī)模并不遜于煙臺等地,整個昭陽種植面積50多萬畝,是聞名遐邇的“蘋果之城”,西南最大的交易集散中心,五色斑斕,一城香氣。我曾至昭陽灑漁鎮(zhèn)十一萬畝蘋果園一觀,傳統(tǒng)種植,已從80多年前引種的區(qū)區(qū)一個歐洲種苗,擴大到從異域引進的十余個品種。最令人喜悅和興奮的是,種植蘋果與脫貧掛鉤,農(nóng)民從事蘋果園種植年收入達8萬元至10萬元。眺望那綿延無盡的蘋果園,心緒聯(lián)翩,不禁吟出小詩:

半城綠色半城煙,

橙赤青黃亂眼簾。

喜見農(nóng)家忙作物,

夕陽正染靨如胭。

灑漁鎮(zhèn)是有名的“昭陽八景”之一“灑漁煙柳”所在地,灑漁河蜿蜒曲致,兩岸綠柳成行,但與相鄰的10多萬畝蘋果園相比,氣魄要遜色輸與吧?

昭陽的土豆種植同樣與扶貧脫貧緊密相關(guān)。多少年前,土豆只用于果腹,至多與燕麥、苦蕎一同成為當?shù)匕傩盏闹魇?,而如今它不僅是當?shù)厝素S盛餐桌上的一道配菜,更已成為30萬果農(nóng)脫貧致富的聚寶盆。那漫山遍野盛開綻放的土豆花,早已不是憧憬,而是一幅固定的絢麗宏圖!

昭陽歸來的路上讀書,恰好讀到史料說乾隆年代所減免的農(nóng)業(yè)稅總計為兩億多兩白銀,減免額是封建社會歷朝歷代最多的,占財政總收入的7.57%,該比值甚至超過了2005年以后中國免除全部農(nóng)業(yè)稅占全國稅收收入的1.7%,然而乾隆皇帝只有五次普免全國農(nóng)民錢糧,并非徹底免除,也不可能徹底消除貧富差距,更不可能從制度上徹底讓農(nóng)民脫貧。感慨于今天昭陽的土豆、蘋果種植給農(nóng)民帶來的脫貧之路,乾隆若有知,也該大大地自嘆弗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