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創(chuàng)刊時是一個思想雜志，正是因為陳獨秀的經(jīng)營特別是雜志遷往北京以后，適逢五四運動才聲名大噪，其中還有周氏兄弟的功勞。由于魯迅和周作人的實踐，才把這份注重政論的思想雜志轉(zhuǎn)變?yōu)檎撍枷爰游膶W的綜合性雜志。周氏兄弟的加盟使《新青年》變得生機勃勃，增加了青年讀者，擴大了影響力。

魯迅在《新青年》創(chuàng)造的“三個第一”

發(fā)表了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狂人日記》是一篇劃時代的小說，最能夠代表“五四”的時代精神，其以全新的思想、大膽的懷疑精神，再加之獨特的表現(xiàn)形式，令文化界和讀書界為之一振。用魯迅自己的話說，“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xiàn)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這篇小說一掃過去中國小說的習慣與風格，使讀者耳目一新，那種“救救孩子”的呼喚，強烈地震動了讀者的心。魯迅對自己的小說充滿自信，他說，《狂人日記》在思想上要超過果戈理和尼采，因為“后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渺茫”。此后魯迅又寫了《孔乙己》《藥》等作品，他的小說一篇一個樣式、一篇一個風格，為《新青年》贏得了眾多的讀者?！缎虑嗄辍分骶庩惇毿阒轮茏魅说男胖性鴮懙溃?ldquo;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chuàng)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寫點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

第一次發(fā)表自己的新詩

魯迅寫的《夢》《愛之神》《桃花》《他們的花園》《人與時》《他》等新詩都是在《新青年》上發(fā)表的。他寫這些新詩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為新文學吶喊助威,他自己說，“因為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為詩人的一出現(xiàn)，就洗手不作了”。他以自己的實踐為后來的新詩發(fā)展起引路的作用。由于魯迅在小說和散文創(chuàng)作上的成績太大，這些新詩一段時間內(nèi)被其光環(huán)所遮蔽，其實應(yīng)該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他的“邊鼓”的作用不可低估。

第一次將政論的《隨感錄》改為文藝性散文

這是以《隨感錄二十五》為標志的。《新青年》自4卷4號始，開辟“隨感錄”專欄，專門議論社會、文化現(xiàn)象，意在改革、啟蒙。最早在此欄目發(fā)表文章的是陳獨秀、陶履恭、劉半農(nóng)、錢玄同等人，文體也經(jīng)歷了從文言到半白話再到白話的演變過程。從“隨感錄”二十四、二十五起，開始刊載周氏兄弟的文章，這便是周作人的《隨感錄二十四》和魯迅的《隨感錄二十五》。

魯迅的《隨感錄二十五》以嚴復的話開頭，嚴復說他很擔心北京的孩子在街上跑來跑去會出車禍。魯迅將筆鋒一轉(zhuǎn)說：“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zhuǎn)，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接著魯迅批評了中國的“多子多福”的封建道德，他說，“中國娶妻早是福氣，兒子多也是福氣。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并非將來的‘人’的萌芽”，這句話非常深刻。魯迅希望中國多一些“人之父”，以便在將來把孩子培養(yǎng)成“一個完全的人”。這篇散文繼承了魯迅最初關(guān)于“立人”的思想，與他后來的雜文一樣，批判了當時只顧多生、不管教育，并且以“人口眾多”為自傲的愚昧的國民性；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封建道德、封建文化，表明了強烈的民主主義傾向和毫不妥協(xié)的革新精神。

如果將此文與以前的《隨感錄》進行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不僅思想超前，帶有與世界同步的新論說理念，而且在文章的表現(xiàn)形式上也突破了框架，創(chuàng)造出一種帶有漫談式的活潑抒情、諷喻深刻、生動清新的文藝散文。他將“講演風”向“閑話風”轉(zhuǎn)化和引領(lǐng)，從而展示給讀者一種全新的文體。后來魯迅和周作人成為《語絲》散文雜志的主將，并創(chuàng)造出一種全新的“語絲文體”。

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創(chuàng)造的“三個第一”

發(fā)表第一篇重要的理論文章《人的文學》

周作人于1918年12月7日寫出《人的文學》，立即寄給陳獨秀，陳獨秀于14日復信說：“大著《人的文學》做得極好，唯此種材料以載月刊為宜，擬登入《新青年》。”周作人在這篇文章中指出，“須營一種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所以他提出“希望從文學上起首,提倡一點人道主義思想”，他特別說明，“我所說的人道主義，并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同時他對人的文學進行了定位，“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他還特別舉例說，正面寫理想生活與人間向上的可能是一類；側(cè)面寫人的平常生活與非人的生活是另一類，這一類的分量也最重。他舉例說，雖同是人間獸欲的文學，莫泊桑的《人生》與中國的《肉蒲團》有明顯的不同；同是寫娼妓生活的文學，俄國庫普林的《火坑》與中國的《九尾龜》也不一樣。前者是人的文學，后者則是非人的文學，“人的文學與非人的文學的區(qū)別，便在著作的態(tài)度，是以人的生活為是呢？非人的生活為是呢？這一點上。材料方法，別無關(guān)系”。此文震動極大，當時尚在北京大學就讀的傅斯年就說自己對這篇文章極為佩服，今后就按照這個方向前進。此后周作人還寫了《平民的文學》和《思想革命》等重要論文，充分反映出他作為五四新文學重要理論家不可動搖的地位。

寫出了第一首重要的新詩《小河》

除了理論文章之外，周作人還寫了大量新詩。被胡適稱為中國“新詩的第一首杰作”的《小河》，就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6卷2號上發(fā)表的。為了顯示對于這首新詩的重視程度，《新青年》破天荒地將其作為頭條通欄排印。這首詩一經(jīng)發(fā)表便不脛而走，在學界廣為流傳，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對于后來的新詩創(chuàng)作起到了引領(lǐng)作用。

寫出了將政論散文轉(zhuǎn)化為文藝散文的《隨感錄二十四》

《隨感錄二十四》開篇先說自己在書鋪里看見一本小說，書名叫作《十之九》，覺得名稱很別致，買來一讀發(fā)覺是一篇童話，作者是著名的丹麥童話家安徒生。寫出孩子們愛看的文章，進而用接近原始自然和貌似“野蠻”的智慧來表達其獨特的思想，應(yīng)該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是他讀了這個譯本后就大不高興，中文譯本上寫著“著作者英國安得森”。在譯著譯名不規(guī)范的時代，將安徒生翻譯成安得森應(yīng)該沒有什么問題，但是將作家的國籍弄錯就不對了，可見翻譯者的粗心大意。因此周作人在文章的開頭就說，“凡外國文人，著作被翻譯到中國的，多是不幸。其中第一不幸的要算丹麥詩人‘英國安得森’”。這是文學的反諷寫法，在嘲笑譯者不認真的同時，馬上就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緊接著他總結(jié)了安徒生童話的特色：一是語言，二是思想。其作品就是用給兒童講故事的口吻寫作，而這本譯書全篇都是用古文來講大道理，不禁為作者叫屈。他特別以書中的《火絨箱》為例，指出在安徒生那里描寫的是：“一個兵沿著大路走來——一，二!一，二! 他背上有個背包，腰邊有把腰刀；他從前出征，現(xiàn)在要回家去了。”而眼前的這本譯書卻寫道：“一退伍之兵，在大道上經(jīng)過。步法整齊。背負行李。腰掛短刀。戰(zhàn)事已息。資遣歸家。”其中最適合兒童理解的“一，二!一，二!”卻不見了，把兒童的語言變成了半白的古文，安徒生的特色在這里完全被抹殺。周作人在這篇文章中借批評中國的翻譯，抨擊了當時中國人做事不認真，嘲笑了“斑馬文章，孔孟道德”的古文翻譯的種種弊病，從而堅持了五四新文化的傳統(tǒng)。他為新文學創(chuàng)立了新的小品散文和新的美文，有力回擊了白話文學寫不出美文的言論，為新文學特別是散文在文壇地位的確立堅定了信心。

正是周氏兄弟的積極參與，為以《新青年》為大本營的新文化運動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他們以自己的努力為那時的文壇留下了扎扎實實的作品。當然周氏兄弟的巨大貢獻也與陳獨秀等《新青年》編委們有著不可或缺的關(guān)系，正是由于周作人傳達了陳獨秀的來信，再加上錢玄同的不間斷約稿，才促成了魯迅的小說創(chuàng)作，為中國新文學留下了不朽的名篇名著。周作人也是奮力相助，那段時間他給《新青年》投稿最多，除了理論文章還有新詩和散文。直到1921年由于《新青年》風波，雜志不得不南遷時，陳獨秀也沒忘記他們，1921年2月15日陳獨秀致周氏兄弟的信中說：“豫才、啟明二先生：新青年風波想必先生已經(jīng)知道了，此時除移粵出版無他法，北京同人料無人肯做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兩位，如何，乞賜復。”字里行間流露出對周氏兄弟的依賴，并表達出對他們未來創(chuàng)作的期待。后來魯迅被稱為中國現(xiàn)代小說和雜文之父，周作人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散文家，都是在那時打下的基礎(chǔ)。《新青年》時期的周氏兄弟正值起步之時，豐富的中國古典文學修養(yǎng)、大量的外國文學知識積累，再加上《新青年》所提供的平臺，使他們迅速追隨并引領(lǐng)著時代，為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