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特生”，非彼“特生”
“5月，民盟支持的新中國劇社成立，民盟重慶市支部主委鮮特生任社長。”這是近期筆者讀到的一則民盟地方組織1946年的大事記。鮮特生，即鮮英，民盟誕生地“民主之家”特園的主人，略讀盟史，不難知特生。然而，特園“特生”，并非社長“特生”也。
1983年5月31日，《戲劇報》刊載了屈楚、周特生撰寫的《從現(xiàn)代戲劇學會到重慶新中國劇社》，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重慶新中國劇社的籌建過程。
抗戰(zhàn)勝利后，曾經活躍在重慶的中國藝術劇社和中華劇藝社準備復原東下，為了保留話劇陣地，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下，1946年春，陽翰笙和陳白塵在重慶中蘇文化協(xié)會發(fā)起籌建了現(xiàn)代戲劇學會，參與者還有屈楚、周特生、劉滄浪等，并得到中國青年民主社等團體和文藝界、新聞界的支持。學會成立后，排除重重困難，與中華劇藝社聯(lián)合在江蘇同鄉(xiāng)會、中央公園等地演出陳白塵的《升官圖》數十場，反響十分強烈，葉挺將軍、戲劇家陳波兒等觀看后都給予好評。中華劇藝社東下以后，學會為了能夠繼續(xù)演出，由周特生通過社會關系，從重慶電力公司的朋友那里弄到一張原重慶新中國劇社的登記證，并以歸元寺的一個竹棚為社址，正式成立了重慶新中國劇社。劇社選周特生為社長，屈楚、謝繼明、杜皋漢、劉滄浪、程謙謀等分別負責經理、編導等工作。劇社在極端險惡的情況下堅持斗爭，于江蘇同鄉(xiāng)會禮堂、抗建堂等處演出《牛郎織女》《春》《秋》等劇目，為中國革命話劇史篇寫下了光輝一頁。
雖然兩“特生”不是同姓，但也可算“一家”，民盟對重慶新中國劇社的支持是全方面的。社長周特生是中共地下黨員，但其公開的身份是民盟盟員，還擔任過民盟機關報《民主報》的副經理；劇社骨干屈楚、程謙謀等也是盟員；學會和劇社還先后在《民主報》開辟《舞臺》《吶喊》副刊，由劉滄浪負責編輯，呼吁戲劇界加強團結，積極參加爭取進步與民主的斗爭。此外，胡克林、馮克熙、趙一明等盟員參加了劇社在抗建堂、重慶美專等處舉行的座談會，支持重慶新中國劇社的文藝活動。
在1947年重慶“六一大逮捕”中，劇社有周特生、屈楚等七人被捕。劇社解散后，程謙謀繼續(xù)參加地下斗爭，后被捕，在重慶“一一·二七”大屠殺中殉難。
無獨有偶，當時上海也活躍著一個“新中國劇社”，為1941年在桂林成立、后經昆明遷來的民間劇社。該劇社1945年春到達昆明后，也得到了民盟的支持，聞一多曾直接參與演出的創(chuàng)作策劃，吳晗、楚圖南等也出席過劇社的有關活動。
周世楷，就是周特生
經過不懈的斗爭，終于在3月31日，田一平、羅克汀、李康、余揚明、唐弘仁、龍圣夫、孫文石、劉慕宇、張真民、張大昌、舒軍、屈楚、顏士奇、王穎冰、周特生、仲秋元、唐珍潤、周世楷、張明泛、藍國農、熊鴻嘉、何舒杰等28人獲釋（其中中共黨員八名）。
這是杜林所作《梁漱溟營救進步人士紀實》中的一段文字。略知情者不難發(fā)現(xiàn)，此段文字有明顯的錯誤：一是進步人士獲釋的時間是兩個時間，并不僅是3月31日；二是獲釋的人數不是28人，而是21人。此外，筆者又在其中發(fā)現(xiàn)一個問題：所列名單不是21個，而是22個。那么這多出來的一個又是誰呢？
范樸齋是這次營救的直接參與者，據他的日記可知：放人的時間分別為3月30日和3月31日，分別為18人和3人，共21人。日記所列名單與前文比對，就多了一個“周特生”。
又是周特生！
查周特生的相關文章，他的確有被捕及被營救出獄的經歷。前文22人名單中，周姓共兩人，“世楷”與“特生”的意指也切近，會不會是同一人？筆者電話詢問與周一同脫險的唐珍潤，得到的答案是，“好像周世楷是教師”，未能解惑。
近期，筆者整理民盟編年史，終于找到答案。
1947年7月11日《申報》第一版刊登了關于“六一大逮捕”之后重慶警備司令部處置被捕人員的情況：
在押之三十二人，均處情節(jié)重大者，如張怒滬，為前民主報經理兼印刷廠廠長，李弘仁為民主報主筆，羅可汀為西南學院教授，仲秋元為三聯(lián)書店經理，周世楷為新中國劇社社長。以上諸人均為中共對外關系委員會委員，自為國法所不容，但為愛護青年起見，如能幡然性情，改過自新，即可酌予釋放。
“周世楷為新中國劇社社長”，可見，周世楷就是周特生。確定無疑！
是周特生，不是古承鑠
“《把牢底坐穿》是一首現(xiàn)代詩。這首膾炙人口的不朽詩篇，是革命烈士何敬平于1948年夏，在國民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營寫下的。”這是百度百科關于《把牢底坐穿》的簡介，在“背景簡介”里還有“由難友周宗諧譜曲后在獄中傳唱”的表述。
而在之前，這首歌的作曲者曾經被注為古承鑠。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來，多篇文章又說這首歌的詞作者是何雪松、曲作者是周特生。
還是周特生！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筆者綜合相關資料，作簡要梳理。
周特生“六一大逮捕”入獄后，繼續(xù)與獄中難友一起通過多種形式開展斗爭。次年春，一次放風時，何雪松佯裝與周特生聊天，將一個很小的紙團塞到周的手中，并小聲叮囑說：這是我寫的一首詩，請務必替我譜上曲！周特生的音樂知識有限，但他不負重托，幾次修改后，借一次放風機會把歌譜交給了何雪松。歌曲《把牢底坐穿》很快在渣滓洞里傳唱開來。
重慶解放后，羅廣斌、楊益言等倡議編寫了烈士詩集《囚歌》，交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這首詩的署名是何敬平烈士，曲作者是古承鑠烈士。1960年代初，楊益言就曾經聽藍國農說過《把牢底坐穿》的詞作者應為何雪松（民盟盟員、后被追認為中共黨員）。1996年年底，楊益言到北京開會，從仲秋元那里得知這首歌的詞作者是何雪松、曲作者為周特生。這一說法還得到周特生、蕭鐘鼎、傅伯雍等的證實。
為什么會出現(xiàn)張冠李戴的情況？被營救出獄后，周特生就離開了重慶，而到重慶解放時，很多知情人也不在重慶。據周特生回憶，楊益言從仲秋元那里得到情況后，“特地到我家來，向我道歉，說解放初你離開四川太早，沒有找到人……所以有失誤”。周特生對此表示，“死者為大”，一切榮譽應該屬于遇難烈士，自己沒有必要爭這個署名。
如此看來，《把牢底坐穿》的曲作者的確是周特生。發(fā)生在“特生”身上的誤會已經太多，百度百科所謂作曲者“周宗諧”的說法，就不必再刨根問底了。
新中國成立后，周特生參與創(chuàng)立了江蘇省話劇院，創(chuàng)作或執(zhí)導了《浪潮》《下里巴人》《阿Q正傳》《路漫漫其修遠兮》等40多部大型話劇，撰寫了長約10萬字的話劇學術論文《導演必須死在演員身上》。
2008年12月28日，周特生在南京病逝，享年90歲。
（作者單位：民盟重慶市委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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