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端升是我國著名法學家、政治學家、教育學家。自1938年9月至抗戰(zhàn)勝利結束第二年返回北平，錢端升一直在西南聯(lián)大任教。縱覽錢端升一生以及1988年所作《我的自述》，政治學的教學與研究是他一生志業(yè)所在。據1942年入聯(lián)大政治系讀書的沈叔平回憶，1982年的一次聚會上，錢端升回憶了一段聯(lián)大生活后對王鐵崖說：“你沒有到過聯(lián)大，也算是一種遺憾。”王鐵崖深有同感?？梢?，西南聯(lián)大時期對于錢端升而言是一段彌足珍貴的歲月。

至高無上的大學教授

錢大都在回憶父親錢端升時說：“父親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大學當教授或寫書作研究。在他心目中，大學教授是至高無上的。”錢端升一生與政治學結下不解之緣，教授是他最為看重的身份。

傾心育英才

謝泳在《寂寞錢端升》一文中說：“錢先生要是想做官，機會多得很。”此言不虛。1938年9月，錢端升就曾因應允蔣夢麟之邀接替周炳琳任西南聯(lián)合大學法學院院長而面見蔣介石，婉拒陳布雷為他另謀進身之階的機會。

在西南聯(lián)大，錢端升講授“近代政治制度”“國際關系”“憲法”“中國政府”“極權政府”“戰(zhàn)后問題”的課程。他在教學上十分認真嚴格，“他的教風嚴謹，為學生所敬佩，上課從不遲到早退，課堂講課，內容豐富，條理清楚”。不過據說當時學生聽聞錢端升要講憲法學，大家都興高采烈地搶前排的位子，但聽了一堂課后，都不想聽第二堂了，原因是“錢先生言辭瑣碎，不能突出重點”。著名歷史學家鐘文典卻對錢端升的課評價很高，他說錢端升講課口音比較重，所以要集中注意力聽才行。但只要認真聽進去了，就可以給人很多啟發(fā)。

妙手著文章

根據錢端升1988年所寫的《<錢端升學術論著自選集>自序》一文，聯(lián)大時期他的主要著作有《比較憲法》《民國政制史》《戰(zhàn)后世界之改造》。另外還有發(fā)表在1942年4月《美國政治學評論》上的《論中國的戰(zhàn)時政治體制》。錢端升說：“我的一生與政治學結有不解之緣。我不到20歲就鉆進政治學的書堆里，其后就是學習、研究和講授政治學和從事政法教育工作。”

錢端升以各國政治制度及其運行作為他的主要課題，他認為，“一如應該在文字上遵守任何一套規(guī)則和政治組織，而這些規(guī)則和政治組織本質上應能適應當時的實際情況”。也就是說，規(guī)則和政治組織的優(yōu)良不僅在于立法的明確以及被嚴格遵守，更重要的是從實際出發(fā)，滿足實際的需要?；谶@樣的立場，他認為，“如果聲言中國的民主政治在國民參政會中找到希望，乃至聲言由于國民參政會中國在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那是夸張之辭”。顯然，論及于此，錢端升保持著學者的清醒。

宣傳抗戰(zhàn)，抨擊弊政

錢端升說：“抗戰(zhàn)期間，我除努力教書，宣傳抗戰(zhàn)，抨擊弊政外，曾于1943年編著了《戰(zhàn)后世界之改造》一書。”他還承認：“《戰(zhàn)后世界之改造》是我在抗戰(zhàn)期間對重建戰(zhàn)后世界的構想，有不切實際之處在所難免。”盡管對于未來的構想有失天真，但錢端升對于抗戰(zhàn)的形勢與國民黨統(tǒng)治的腐敗卻有著愈來愈清醒的認識，這主要體現(xiàn)在他的政論文章和作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所提議案上。

主辦編輯《今日評論》

錢大都對錢端升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大學教授”的解釋是：“他認為教授應該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才敢于多次向當局提出自己的見解，敢于在著述中批評政府。”這樣的風骨尤為明顯地體現(xiàn)在他的政論文章中。錢端升說：“就所寫文章而言，較富有政治性的，自然要推我所主持或負責編輯過的那些日報和期刊。”《今日評論》是活躍于抗戰(zhàn)時期的一份中間勢力的重要刊物，后來因為戰(zhàn)時物資缺乏、運轉困難而被迫?？渤霭嫖寰?14期。錢端升是發(fā)起人，聯(lián)大不少知名學者都是它的作者。美國學者易社強（John Israel）認為，“從1938年到1940年，思想界之活躍是后期無可企及的”，“一時間，在偏僻的云南地方首府——昆明，那里的人們可以在從報攤上買到的報刊雜志上，借助那些在哈佛、牛津和巴黎大學受過教育的人的視線來了解更廣闊的世界”。他還認為，“在戰(zhàn)爭初期那些刊物中，最突出的就是錢端升的《今日評論》”?！督袢赵u論》是周刊，中心議題是抗日戰(zhàn)爭，主要分為時評、論文以及隨筆。因為是周刊，因此相較于半月刊、月刊等可以更為迅速地討論時政問題，《今日評論》成為以聯(lián)大、云南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中央政治學校為主的知識分子討論時事的論壇。除錢端升外，作者還有王贛愚、羅隆基、潘光旦、費孝通、陳序經、陳岱孫、馮友蘭、蔡樞衡等諸多知名教授。

錢端升在《今日評論》上發(fā)表論文43篇，還有56篇時評，主要聚焦的問題是民族統(tǒng)一、政治制度化、抗戰(zhàn)制勝途徑、歐洲戰(zhàn)局、抗日目的。在《今日評論》第1期，錢端升寫了《統(tǒng)一與一致》一文，他認為，中國自19世紀末以來的一切運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求得獨立統(tǒng)一。獨立與統(tǒng)一本來不是一件事，但對于中國而言則兩者不可分。統(tǒng)一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達到統(tǒng)一的方法必須審慎。

四屆參政會委員

國民參政會是抗戰(zhàn)時期最重要的民意機關，自1938年7月成立至1948年3月結束，錢端升作為文化團體的代表被遴選為參政員，并連任四屆。錢端升一方面指出參政會之權受到種種限制，有不令人滿意之處，另一方面也認為，“無論國民參政會將來是否繼續(xù)存在，其在抗戰(zhàn)時期所留下的經驗，于吾國民治制度前途，決不會漫無影響”。之所以對國民參政會有如此肯定，一是“參政會的產生與其繼續(xù)存立，已顯示吾國政治的動向”；二是“歷屆參政員的人選，在大體上可謂符人望”；三是“按之實際，參政會通過的建議案經國防最高委員會完全通過或部分采納者，占極大多數”。所以，錢端升認為，不能因為國民參政會不是完全選舉的議會，或因為它尚未取得強制權力，就把它當作無足輕重的機構。

1937年7月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錢端升就提出，“在中國，過去維持黨獨裁的特殊制度，由于致力于民主，要全國對反侵略戰(zhàn)爭表示贊同反而導致要求一個更加民主的政府”。1939年9月，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召開，錢端升作為這次會議休會期間設置的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會的委員，和羅隆基等人完成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因為其中設置的國民大會議政會是對國民黨一黨專制政治體制的挑戰(zhàn)，遭到蔣介石的反對而被擱置。此外，1945年7月15日，錢端升與周炳琳在國民參政會上發(fā)言，反對在國共問題還沒有妥善解決之前，匆忙公布國民大會召開的日期，與蔣介石唱反調。

“教授欲歸無旅費”

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西南聯(lián)大將解散北歸。1946年5月19日，由聯(lián)大等校學生聯(lián)合組織的昆明學生聯(lián)合會創(chuàng)辦的《學生報》有報道題為“達官貴人衣錦還鄉(xiāng)，教授欲歸無旅費：錢端升教授擺地攤，廉售心愛書籍衣物”。我們從這則報道一方面可以看到聯(lián)大教授們生活的貧困，另一方面也可以從進步學生對錢端升的關注而看到他的轉變。

貧賤不能移

1937年秋天，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在湖南組成西南聯(lián)大的前身長沙臨時大學，那時教授的生活已受到了影響。但大家精神上仍然樂觀。前方的將士在流血，自己吃點苦算不了什么，這是他們當時的共識。但聯(lián)大教授們的生活實在是每況愈下，以至于讓來訪的費正清感到震驚和不安。1942年9月，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受美國政府委派訪華，他第一站就是昆明，任務是了解聯(lián)大（主要是清華）的情況，也見見錢端升、張奚若、金岳霖、陳岱孫等老朋友。沒幾天他就寫報告給美國政府，說他了解到“教授們的財物資源（所積存的書籍衣物，他們?yōu)榱损B(yǎng)家糊口而把這些東西出售），很快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他呼吁，“他們面臨著瀕于滅絕的威脅，亟應尋求援救他們的措施”。經過費正清等人的努力，美國陸軍特種服務部撥付了5000美元，作為聘請中國教授向昆明駐軍講演的酬勞。

生活日漸艱難雖然沒有消除聯(lián)大教授們的報國初心，但對國民黨經濟政策的失望以及政府對教授生活的漠不關心，卻無疑加深了兩者間的裂痕。朱自清與錢端升私交甚好，據他的記載，1942年4月10日，他在錢家吃午飯，“錢君對政治和軍隊之貪婪殊感憤慨，特別對高級軍官之奢侈生活憤憤不平”。抗戰(zhàn)時期，日本飛機時常空襲昆明，聯(lián)大許多教授于是居住鄉(xiāng)下以避空襲，錢端升與梁思成兩家靠近，在昆明龍頭村。起初，金岳霖住在梁思成、林徽因家，后期梁家遷往重慶，金岳霖便移居錢家。由于物價飛漲，錢端升微薄的薪水已難以支撐五口之家，“我們的開支夠了月頭就沒有月尾。這時多虧有幾個單身漢的朋友慷慨解囊，幫助我們渡過難關”，其中就包括金岳霖始終如一的支援。

錢端升的轉變

1945年8月3日，錢端升應聯(lián)大學生自治會的邀請做了題為《參政會與今后中國政治》的演講，其中直言“國民參政會成立了八年，向來是四不像的動物”。他認為，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一次會議中的大問題是國民大會，但國民黨卻沒有誠意，在參政員里，國民黨占了多數。錢端升主張要召集一個由各黨各派及其他具有政治意見的人共同參加的會議。至1947年5月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三次會議召開前，因他參與主張派機往迎中共參政員出席大會，《新上?！分軋蟀l(fā)表的一篇文章已經這樣評價錢端升了，“他的主張，總有點和民盟合流，他的言論處處為中共張目更是顯而易見”。

錢端升的轉變也體現(xiàn)在他對于進步學生的態(tài)度上。1925年，錢端升針對五四運動以來學潮澎湃之勢勸誡清華學生，“學生之本務在求學，士為邦本，求學即所以厚國力；廢學救國，國何以恃，輟誦干政，政何以良”。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tǒng)華萊士訪華并專程到西南聯(lián)大，當時中共地下黨和民主青年同盟發(fā)起寫了一封致華萊士的英文公開信，揭露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獨裁統(tǒng)治，要求民主和自由。這封信貼在聯(lián)大校門內的民主墻上，負責接待華萊士的張奚若、錢端升等聯(lián)大教授陪著他立在那里看這張大字報，“好像那時候他已經更明確地和學生站在一起，參加民主運動了”。1945年11月25日，錢端升與費孝通、伍啟元、潘大逵幾位教授一起受邀參加聯(lián)大等高校的反內戰(zhàn)時事晚會，在聯(lián)大圖書館草坪上聚集約6000人，錢端升以《對目前中國政治的認識》為題第一個發(fā)表演講。雖然演講中當局隔墻鳴槍示警，“錢先生卻高高站在講臺上繼續(xù)講演，憤怒情緒不斷高漲”。此后，國民黨當局鎮(zhèn)壓民主運動，并制造了震驚全國的“昆明慘案”，進而引發(fā)全國響應的反內戰(zhàn)、爭民主的“一二·一”愛國民主運動。11月29日，錢端升與潘光旦、聞一多、張奚若等教授召集罷課學生，勸他們復課，不要影響學業(yè)，這也是對學生的愛護。

錢端升在《我的自述》里說，自己的一生“經歷了不同的時代，走過了曲折的道路”。他1931年加入國民黨。1952年由聞家駟介紹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為加強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建設作出了新的貢獻，并在81歲高齡時，經陳翰笙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90年1月21日，錢端升于北京逝世。中國政法大學全體教職工暨校友挽以長聯(lián)：

執(zhí)教六十載，著作等身，誨人不倦，傾心育英才，師情似海，五洲桃李永懷錢翁；

參政大半生，風雨同舟，肝膽相照，一切為人民，望重如山，四海法曹同悼端公。

錢先生說自己的一生，“功過是非如何，竊以為還是留待來者評說為好”。對于錢先生的一生，我們不好妄評，但一切為人民，則是毫無疑問的，也是我們今天應該記取的。

（作者單位：云南財經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