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南社

初識南社，是因為柳亞子。年少時，讀到毛澤東與柳亞子詩文唱和“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一句記憶深刻。能和毛澤東“和詩”，直抒胸臆，乃至發(fā)發(fā)牢騷，肯定非等閑之輩。查閱之后，我方知柳亞子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方知“沒有柳亞子就沒有南社”，方知“武有黃埔，文有南社”的說法。南社，進入了我的文化記憶深處。

在江南地區(qū)周游時，我辨識了南社的歷史遺跡。這是高旭的家鄉(xiāng)，金山區(qū)張堰鎮(zhèn)；那是柳亞子的家鄉(xiāng)，吳江區(qū)黎里鎮(zhèn)；還有陳去病的家鄉(xiāng)，吳江區(qū)同里鎮(zhèn)；等等。我想象他們一次次雅集的情景，心情應該是激憤的，有抑制不住的情感沖動。江南本是溫柔富貴之鄉(xiāng)，文人應飽含詩意的情懷，但是，身處亂世，中國文化已近崩潰邊緣，文弱的南方士人在文化上“揭竿而起”，向北庭宣戰(zhàn)。由此，這種辨識和想象，既是詩意的，也是沉重的。

五六年前，上海廣播電視臺紀實頻道拍攝紀錄片《南社》，邀請我參與，對于南社我也就有了稍稍深入的了解。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關于南社的地位與局限，我基本贊同以下觀點：

首先，南社在近代革命進程中發(fā)揮了強大輿論作用，是一支文化的戰(zhàn)斗隊伍，是當時中國先進文化的代表者之一。眾所周知的是，它以民族氣節(jié)作為號召，應和民族民主革命，反對清王朝的腐朽統(tǒng)治，為辛亥革命進行輿論準備。此后，南京臨時政府與袁世凱議和，南社以《天鐸報》為據點與《民立報》論戰(zhàn)，力主北伐，徹底推翻封建帝制，等等，不一而足，均是輿論作戰(zhàn)。

其次，南社在近代革命進程中發(fā)揮了身先士卒的作用，直接沖上政治和軍事的戰(zhàn)場，許多士人為此殞命。除了明示文學為革命服務，南社士人還從政從軍。在反袁斗爭中，南社犧牲者眾多，名重者有宋教仁、陳其美、寧調元等，他們從文學直奔戰(zhàn)斗前線，踐行家國和文學的情懷。南社，既是文學團體，也是準政治的社團。文人雅集只是掩體，革命意氣為其初心。

再次，南社作為資產階級的革命文學團體，有歷史的局限性，它的一些政治主張需要通過新文化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實現。它頗染國粹主義思潮，一味地號召保存國學，卻將吸收外來進步文化裹卷在反帝浪潮之中加以反對，故而“五四”時期，南社中人抵制“白話文運動”者不少。而且，他們缺乏政治綱領的指引，在革命低潮時，也有士人自感前途無覓，頹結酒社，乃至自號“神州酒帝”，痛飲狂歌。

南社的出現具有歷史必然性

時至清末，中國文化痼疾已積重難返，政治、經濟和民生與之形成表里結構。文化是一種“生命有機體”，有著自身的發(fā)展過程。5000年的中國歷史需要“文化養(yǎng)生法”進行調理。此時，甲骨文神秘地破土而出，似乎在提醒著什么。余秋雨先生寫道：

為什么3000多年前的聲聲問卜，會突然涌現于19世紀最后一個深秋？為什么在地下沉默了那么久的華夏先人，會在這個時候“咣當”一聲擲出當年的問卜甲骨，而且嘩啦啦地流瀉出這么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華夏先人強烈地感知到了，他們的后代正面臨著可能導致萬劫不復的危難。

他們顯然有點生氣，擲出甲骨提醒后代：這是多少年的家業(yè)了，怎么會讓外人糟蹋成這樣？

他們甚至惱怒了，擲出甲骨責斥后代：為何這么垂頭喪氣？至少也要問卜幾次，最后探詢一下兇吉！

顯然，南社士人感受到：“這是多少年的家業(yè)了，怎么會讓外人糟蹋成這樣？”所以，南社以文學為武器，從文學通向革命和政治，“本社以研究文學，提倡氣節(jié)為宗旨”，“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義，提倡民眾文學，而歸結到社會主義的實行，對于婦女問題、勞動問題，更情愿加以忠實的研究”。

他們是采用一種“文化養(yǎng)生法”，運用“氣節(jié)”作為藥引，使中國政治文化歸正，促其“瘀血”疏通，新陳代謝，終極目標乃是良性循環(huán)。“南社”之名，南為“鐘儀操南音，不忘本也”，“南之云者，以此社提倡于東南之謂”，社為來源于明末清初的復社、幾社，“寥寥車轍，不同幾、復當年；落落襟懷，差比河汾諸老”。柳亞子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宣稱，“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對北庭的標志了”。以文學揚“國魂”，從文學達政治，啟智“愛種保國”，俱是調理中國文化的有機體，渴望其重新平衡有序和生機勃發(fā)。

南社士人的氣節(jié)

南社士人身上有一股子氣，它來自遙遠的歷史，藏在士人的文化血液之中，一代一代傳承至今。不管是集體有意識，還是集體無意識，它的鏗鏘之音，未曾斷絕。

從某種意義而言，中國純粹的文士不多，他們的第一身份，一般多是政治家，甚至官居高位、權傾天下；或者是軍事家，戍邊抗敵、醉臥沙場；甚至是商人，將學問轉化為利益。“學而優(yōu)則仕”，是中國士人永遠的夢。每一個民族都有其理想人格，中華民族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人格，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彼時，南社士人身上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的文化基因勃發(fā)。時代所需，文弱之軀跨馬提槍，直上政治和軍事戰(zhàn)場。試舉數位：

陳去病，1913年參加“二次革命”，1917年出任國會秘書長和參議院秘書長。此間，輔助孫中山考察杭州灣和乍浦港，協(xié)助其形成“實業(yè)計劃”，故孫中山稱“從我游者二三子外，唯吳江陳去病與焉”，“以十年袍澤，患難同嘗，知去病者，宜莫余若”。1925年，陳去病隨侍孫中山北上，后踐行“欲葬紫金山”之遺言，為“中山陵”營建奔走操勞。陳去病詩風豪邁，詩如其人，詩與革命互文：“舵樓高唱大江東，萬里蒼茫一覽空。海上波濤回蕩極，眼前洲渚有無中。云磨雨洗天如碧，日炙風翻水泛紅。唯有胥濤若銀練，素車白馬戰(zhàn)秋風。”言及南北奔走國是，“圖南此去舒長翮，逐北何年奏凱歌”，“此去壯圖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乃是革命者的豪邁氣派。

寧調元，早年參與革命活動，曾于長沙入獄三年。辛亥革命后，反對袁世凱篡奪革命政權，又在武漢二次系獄，終致罹難。其詩《武昌獄中書感》有吟，“拒狼進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場。豈獨桑田能變海，似憐蓬鬢已添霜。死如嫉惡當為厲，生不逢時甘作殤。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劇凄涼”，自是戰(zhàn)士情懷，“作殤”壯別。

范鴻仙，被稱為資產階級革命輿論旗手，孫中山贊“范君一枝筆勝十萬師”。1908年入列安慶新軍并參與起義，1910年又親歷廣州新軍起義、黃花崗起義和武昌起義，參與光復上海和南京。孫中山宣布北伐，范請命組建鐵血軍，在江淮召募五千健兒，自任總司令。1914年，受孫中山之命，范鴻仙與另一南社士人陳其美回滬，欲籌組中華革命黨，實施軍事討袁，不幸被軍閥鄭汝成所派刺客刺殺而亡。后以國葬規(guī)格附葬于中山陵東側之馬群山，追贈陸軍上將。

他們在歷史上留名，也許并非因為是南社士人，而是他們的革命家、軍事家和政治家身份。但南社給了他們與歷史對接的契機，在此盡情吸取中國士人的精神甘露，然后一抖精神，大吼一聲，奔赴戰(zhàn)場。從他們身上隱約可見王陽明、文天祥等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胸懷與氣節(jié)。

南社延續(xù)30余年，從第一次雅集的17人，到社員總數達1180余人，盛極一時。當然，這其中也有人分流而去。以蘇曼殊為例，他是中日混血，最初頗具家國情懷，其詩《以詩并畫留別湯國頓二首》有云：“蹈海魯連不帝秦，茫茫煙水著浮身；國民孤憤英雄淚，灑上鮫綃贈故人。海天龍戰(zhàn)血玄黃，披發(fā)長歌攬大荒；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風格清新別致，愛國之情也很動人心懷。后他于惠州古寺削發(fā)為僧，在流浪中雖仍與革命黨人交游，但又追逐庸俗腐朽的生活。辛亥革命失敗，更令其悲觀失望，頹廢而終。

革命時期，南社詩人多有悲觀，“風雨飄搖同此感，可能詞筆挽滄桑”，“一曲清歌兩行淚，可能喚醒國人無”。當然，也有意志昂揚者，如柳亞子，他的《孤憤》詩云：“孤憤真防決地維，忍抬醒眼看群尸。美新已見揚雄頌，勸進還傳阮籍詞。豈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時。宵來忽作亡秦夢，北伐聲中起誓師。”鏗鏘之聲，縈繞耳畔。同是南社人，選擇也是殊異。

南社是中國士文化的一個樣本，可供考據、評述和結論，其歷史、意旨和情感既親和又濃烈，具有深深的歷史“疼痛感”，是值得紀念和緬懷的。

（作者單位：上海戲劇學院電影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