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突聞知名出版家、文化學者沈昌文先生去世，雖然在疫情期間訃告已不是新聞，但沈公之喪還是讓我錯愕良久。這大概不只是因為沈公為人的魅力，更因為他幾乎代表了一個時代，他的離去讓我意識到那個本就離我較遠的時代的消逝。

我曾聽一位出版界的舊友講過關(guān)于沈公的“笑話”，一次在中央編譯出版社召開會議，沈公照例騎著自行車翩然而至，卻被保安拒之門外，理由是“這里在開一個很高級的會議，收廢品的謝絕入內(nèi)”。這類趣聞在沈公身上常有發(fā)生，據(jù)此不難看出沈公的作風，其實也是他做出版、“混江湖”的縮影：沈公從不是一副衣冠楚楚、“人五人六”的樣子，他講起話來總是先把自己講低，絕不讓自己處在人群核心這一“不利位置”；他的眼光神情透著小商販的狡黠，但又帶著勞動者的誠懇，所以我毫不懷疑保安的眼光，實在想象不出他會是被眾多知識分子敬稱為“公”的大出版家。他心平氣和地接受他的“無能”和生活給予他的際遇，但你總感覺他是一定會“觸底反彈”的那種人。這種“自我貶抑”的本能和愿望，不光是沈公“混社會”的一種技巧，他也是以此做出版工作的。沈公做出版，照例極盡“貶低”自己之能事，他很愿意講自己銀樓學徒的出身，從不避諱自己是靠假學歷考進人民出版社的，當了三聯(lián)老總后也總以謙卑的書商面目示人，從不高談理想、道義和品位，卻總是把算賬和美食掛在嘴邊。沈公的超低姿態(tài)純出自然，絕非做作，與他本人融為一體，成為當時出版界文化界獨一無二的“沈記”商標。這一點沈公總愿意展示出來博大家一笑，大家也便傳為笑談、美談。

總談沈公之“低”，卻容易忽略沈公之“高”，說他是出版和文化界不世出的高人，絕不為過。講他的“高”，就要先從“大”的方面講。大家記住沈公的貢獻，一曰三聯(lián)，二曰《讀書》。先說三聯(lián)。大家請想，三聯(lián)書店1986年方才從人民出版社脫離，恢復獨立建制，可謂內(nèi)無糧草，外無救兵。何為內(nèi)無糧草？據(jù)沈公說，上面給了他30萬元“巨款”用來運作一個出版機構(gòu)，錢當然很快花光了。通過關(guān)系，沈公赴中信公司求援，得到的回答卻是千萬元以下的事情人家沒興趣，嚇退了“見識短淺”的沈公。什么又是外無救兵？老東家人民出版社有著最正宗的官方“獨家授權(quán)”，臨近的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一西一中占據(jù)各自出版方向的最高地位，其他專業(yè)和地方出版社也各司其職，然而，偌大的出版版圖中，竟沒有任何一塊是屬于三聯(lián)的“封地”。這是三聯(lián)初創(chuàng)時內(nèi)外交困的狀態(tài)。但到了沈公1996年退休的時候，三聯(lián)書店，當然連同它的《讀書》雜志已經(jīng)隱隱然是文化界的中心、出版界的驕子。這樣的巨變，在別人或許早就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偉業(yè)了，沈公卻將此歸功于他吃吃喝喝的愛好、散散漫漫的作風以及他與作者的“談情說愛”了。沈公的功績當然遠不止于此。他在毫無出版領(lǐng)地的情況下，想到了香港和臺灣的選題，于是才有了后來三聯(lián)的“淘金（金庸）賣菜（蔡志忠）”，開啟了我國大陸出版業(yè)港臺引進書和高層次暢銷書的先河，這反映了沈公眼界之開闊與思路之活絡。他的若干做法和作風，在今天或許算不得創(chuàng)舉，但沈公高就高在他先了同時代人至少一步。沈公于1986年初掌三聯(lián)，彼時出版社與作者之間的主導模式仍然是審查者與被審查者的關(guān)系，是沈公率先顛覆了這種模式。他認為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作者當然比編輯高明，編輯、出版人的工作就是和作者交朋友，是“我請你來”的關(guān)系，而不是“我替你把關(guān)”的關(guān)系。這不是沈公的靈機一動，而是他幾十年出版經(jīng)歷的心得，是他一以貫之的原則。尤其可見此點的是他對青年學人的態(tài)度。

那時有些青年學人，在大學生尚且是天之驕子的年代，實在有些狂妄，以今天的學術(shù)水準來衡量，真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對出版社提出了很多確乎不合理的要求，但沈公卻以“極大的誠懇”把這些青年學者以及他們的叢書選題拉了過來。我相信他并不認識這些青年學者，也很可能不理解他們搞的學問，但對學者他是發(fā)自內(nèi)心地相信、尊重、有好感，對好的選題就像饑餓的人見到面包一樣不想錯過，同時以他多年閱歷培養(yǎng)出的對大形勢、大趨勢的判斷，以及對選題的社會和經(jīng)濟效應的敏銳直覺，使他熱情接納了這批學人的選題。事實證明，這些選題以及其他一些類似選題，讓當時中國的思想界、學術(shù)界徹底變了樣子。沒有人會忽略沈公的“厚德載物”之功。

所以我們切不可把沈公前述幾點想得過低。也有人看沈公或其他人對他的回憶文章，常替沈公陶醉于他辦公室或飯局里的往來鴻賓、勝友如云，殊不知這就是他的工作。就在這看似毫不經(jīng)意、他也確實樂在其中的吃吃喝喝、“談情說愛”中，小而言之，他的、三聯(lián)書店的一個個選題、一套套叢書變成了書架上的白紙黑字；大而言之，那時中國的知識界就在他的周圍破繭成蝶。對此的一個特別妙、也特別有象征意義的場合就是沈公主導的“讀書服務日”。所謂“讀書服務日”實際就是三聯(lián)書店和《讀書》雜志的作者座談會或聯(lián)誼會，那是真正的“談笑有鴻儒”，受邀者都是當時最前沿的學者作家，照理這最容易變成刻板嚴肅或互爭短長的一類聚會，但沈公宣稱這個聚會沒有主題，沒有主持，沒有開始，沒有結(jié)束，想來就來，有事就走……這種絕對自由、毫無架子的組織形式，促成了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群體真正的團結(jié)、融洽、活躍、輕松。沈公和幾位編輯同人在其中，既為各色知識人穿針引線，又輕松完成了策劃、組稿的工作，真可謂“無招勝有招”。

再說《讀書》。沈公并非《讀書》雜志的創(chuàng)刊元老，但也算介入很早，他真正主持《讀書》是在1986年。1986年至1996年，是《讀書》的“沈昌文時代”。很多人認為這是《讀書》的高峰期。當然，沈公之前和之后的《讀書》也不是低谷，前有堪稱思想解放號角的《讀書無禁區(qū)》，有陳老翰伯先生著名的《兩周年告讀者》；后有學術(shù)性越來越強、討論越來越嚴肅深入的《讀書》。但有一點是所有人都不能否認的，只有在沈公主持時期，《讀書》的作者群體——也就是當時中國知識界最前沿、最核心的那群人——才處在最融洽和諧、最開誠布公的時期。沈公辦《讀書》有著名的“三無”精神：無能、無為、無我。這幾乎是對沈公出版生涯和工作作風的概括，但又不是全部。也就是說，沈公不是真的無能，也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做。諸位試想，《讀書》作為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前沿讀物，不容易“也無風雨也無晴”，能在十余年間把《讀書》辦成凝聚知識分子的精神園地，沈公不知做了多少“潤滑劑”的工作。讀他的回憶文章常能讀到這些細節(jié)。所以我們說，沈公是一直向前進的，只不過不取沖鋒的姿態(tài)。

21世紀以來，回憶20世紀80年代的文章著作越來越多——近幾年似乎見少，或許是時間隔得太久了。如果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界只能推出一人作為象征的話，我寧愿選擇沈公。現(xiàn)在與當時相隔日遠，當時一時無兩的“思想家”們，有些甚至已近乎笑柄，反而是沈公這樣一味退避、打心里不拿自己當回事兒的人，不但促成了當代思想文化界的“大事因緣”，而且以他的“無我”越來越贏得人們的尊重，甚至敬畏。

沈公的去世會讓每個讀書人心中一痛。他好像既是一個人，又是一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