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聞一多，我們贊頌他“拍案而起，怒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手槍”，我們背誦他在云大至公堂發(fā)表的《最后一次講演》，我們崇敬他的圣徒精神，為民盟保存了血性，“共和國的旗幟上也有他血染的風采”……對于聞一多，我們常常從政治著眼，但其實聞一多首先是位學者，而且是位卓越的學者。正是因為聞一多是位卓越的學者，他的“反專制，爭民主”的呼聲才猶如醒獅之吼，響徹神州。

今天，我要講的，就是“學者聞一多”。

聞一多也經(jīng)歷了一個從“學子”到“學者”的過程。20世紀初的中國，風云際會，出身湖北望族的聞一多考上了清華，畢業(yè)后即赴美游學，在科羅拉多大學研究外國文學，在芝加哥藝術學院研究美術。學成后，作為海歸派的聞一多先后任中央大學外文系主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在北京以及后來的北平期間，他提倡新詩，為“新月派”一員，與徐志摩等過從甚密。聞一多從外文系轉到中文系，緣于他的中國文學功底扎實，當時被譽為“轉業(yè)模范”?？箲?zhàn)爆發(fā)后，聞一多隨校南遷，先在長沙，后又步行到昆明，此后一直在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任教。聞一多的“詩人時代”很短暫，在發(fā)表《死水》《紅燭》《奇跡》等作品后，一直從事中國古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涉及易經(jīng)、詩經(jīng)、楚辭、莊子、樂府、唐詩以及中國古神話傳說、文字學、音韻學、民俗學等領域。我們倘翻翻《聞一多全集》，學術方面的文章比重極大，而政治方面的文章退而次之，“學者聞一多”并非妄言。

聞一多的“博”自不必說，聞一多還頗有“新見”。筆者讀大學時，讀聞一多的文章，有一種“山陰道中，應接不暇”的感覺，每每被聞一多的“新見”所吸引、震撼。盡管有時不一定贊成他的觀點，但聞一多的論證過程，卻令人“腦洞大開”，遐想聯(lián)翩。如《伏羲考》《龍鳳》《姜嫄履大人跡考》《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說魚》《七十二》《端午考》……這些文章都可一讀再讀，每每出人意料。聞一多說，“伏羲”是葫蘆；“龍鳳”兩個圖騰源于夏民族的“蛇”圖騰與商民族的“鳥”圖騰的衍變；姜嫄的處女生殖乃原始社會無婚姻狀態(tài)的產物：高唐神女原型就是“望夫石”；“七十二”是九的倍數(shù)，而九者，尊也，“三十六”也是九的倍數(shù)，“七十二”加“三十六”就是一百零八；端午祭屈原，是后來附會的；等等。

郭沫若認為聞一多的治學有兩大特點，說他承繼了清代樸學大師的考據(jù)方法，再益之以近代人科學的綿密。甚確。聞一多幼承庭訓，此為貫“中”；年輕時負笈出洋，吃了洋面包，喝了洋墨水，此為通“外”。貫中通外，文明互鑒，再加上從長沙到昆明的徒步，搞田野作業(yè)，能不孕此“寧馨兒”乎？

舉兩個聞一多說《詩經(jīng)》的例子?！对娊?jīng)•周南》有《苤苢》詩：“采采苤苢，薄言采之”，前人指“苤苢”為車前子草，據(jù)說有“宜子”的功能，但未道其詳，聞一多尋根刨底，以音韻學論證：“苤苢古當讀胚胎”，所以“采采苤苢”就是“一種潔白的，閃著靈光母性的欲望”。

《詩經(jīng)•邶風》有《新臺》詩，諷刺了衛(wèi)宣公霸占兒媳的亂倫行為。詩末章：“魚網(wǎng)之設，鴻則罹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前人都把“鴻”釋為“鴻鵠”，但不通，漁網(wǎng)怎么逮得到鳥呢？聞一多又從音韻學入手，說古人稱蛤蟆或蟾蜍叫“苦蠪”，反切為“鴻”，于是“鴻”就指蛤蟆或蟾蜍。這樣《新臺》末章就讀通了，“張網(wǎng)捕魚逮了個空，逮了個蛤蟆在網(wǎng)中，原想嫁個俊俏漢，誰知來了個駝背的丑老公！”

有趣嗎？

聞一多對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與研究給自己立了三項課題：說明背景、詮釋詞義、校正文字。

一段時間，聞一多的確患上了“考據(jù)癖”，熱衷于“從故紙堆中討生活”。聞一多借居蒙自哥祿士洋行時，南湖近在咫尺，可他從不下樓窺園，以致同人戲稱該樓為“何妨一下樓”。專注學問如此癡迷，令人嘆為觀止。聞一多的學問，戛戛獨造，語不驚人死不休，與正統(tǒng)學者意趣迥異，遂被攻擊為“可怪之論”，追隨聞一多的學子也被指為“聞一多派”。

或問聞一多真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他是不是“復古派”，會不會屬有形的辮子剪掉了，無形的辮子還留在心里的“文化保守主義”？答案是：不！

抗戰(zhàn)后期，聞一多目睹國內政治腐化，貪污遍地，物價暴漲，民不聊生，感慨系之。民國三十二年（1943）聞一多聽一從軍的侄兒講述軍隊中的黑暗齷齪，深思七日后，告別故紙堆開始關心政治。聞一多的學術文章本身就有批判性，屬“可怪之論”，而自此批判性更強。在1943年5月3日聯(lián)大召開的歷史座談會上，聞一多接著張奚若發(fā)言，稱“剛才張先生說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而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我的下懷。你們現(xiàn)在好像在審判我，因為我是在被革命的系——中文系，但是我要與你們里應外合”。他進一步解釋說，“我從小讀中國書，但是我越讀中國書越感到要不得，我讀中國書，是要戳破它的瘡疤，揭穿它的黑暗，而不是去捧它”。

聞一多還談到五四運動：“青年人幼稚，重感情，但幼稚并不可恥，尤其在一個啟蒙的時代，幼稚和感情就會變?yōu)榱α?。矯枉過正才兇猛。當時要打倒孔家店，現(xiàn)在更要打倒。為什么要打倒，你們可以請教我，我念過幾十年的書，知道孔子的要不得！”聞一多的確是五四運動的衣缽傳人。郭沫若說聞一多搞中文是為了“里應外合”完成“思想革命”，“雖然他在古代文獻中游泳，但不是魚而是魚雷在游泳。他是為批判歷史而去研究歷史”。聞一多致臧克家信云，“我比任何人還恨故紙堆，正因為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言為心聲，這算不算聞一多的一次“夫子自道”？

聞一多晚年特別頌揚屈原，稱屈原為“人民詩人”，十足彰顯了他治學的價值觀。《人民詩人——屈原》中寫道：“盡管陶淵明歌頌過農村，農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頌過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為他們不屬于人民，也不是為人民的。杜甫真心真意為人民，但人民聽不懂他的話。屈原雖然沒有寫人民的生活，訴人民的痛苦，然而等于領導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復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有充分條件稱為人民詩人的人。”

我向來以為，對學者聞一多的研究，要花大力氣。正因為聞一多是學者，而且是著名的學者，他的遇刺尤其產生了深遠影響。美國駐昆領事報告說：“聞被暗殺，局勢完全改觀，因為聞受到知識界的高度敬仰。”這無疑開辟了中國“反專制，爭民主”的第二戰(zhàn)場。甚至有評價稱：“聞之死，對國民黨的影響，不亞于金圓券的發(fā)行和崩潰。”

從“學者聞一多”到“民主斗士聞一多”，跨度似乎很大，怎么理解？我的看法，聞先生當為性情中人，他一生的跨度從來就很大：他曾經(jīng)是國家社會黨黨員，后來加入民盟，還準備加入共產黨；搞新詩，結社《新月》，也跟左翼文藝有隙，后來卻欣賞田間、艾青；做學問，當在“故紙堆上討生活”的“何妨一下樓”樓主，而一下樓就變成了慷慨熱血的民主斗士，再也回不來了……大概這一切都源于他的性情，而性情又自覺地跟隨時勢，“與時俱進”。

再進一步，聞一多的性情實出于他的良知。我見過他的一幀書法：“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歟而誰歟？”人之于禽獸，確實不能同日而語。聞一多是“斯人之徒”，守著人的良知；聞一多是士，更遵守了“士”的良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今日我們紀念聞一多，不能只紀念其皮相，更要紀念其靈魂，聞一多道德學問皆臻一流，學聞一多的道德（政治），學聞一多的學問（文章），如是，民盟的旗幟才更顯光輝奪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