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校生活的斷片》中，穆木天回顧1920年代初留學京都時的光景：

夜飯已畢，或步東山下之小徑，由銀閣寺到若王寺，或由丸太町巡狩一下丸善書店，或徘徊于方城綠樹之故宮，或逍遙于大原的田野之中，或在獅子谷俯瞰落日，登吉田山而望真如堂。當時，嗜談沙陀普里昂，圣彼得的作品，而特別更嗜A. France，《紅百合》等，真給我一時的陶醉呀。在這種田園中，在那種沉醉的空氣中，病態(tài)地，孤獨地，生活了兩年半。

《學校生活的斷片》作于1931年。此時已左轉(zhuǎn)的穆木天，以批判目光回顧自己在日本攻讀法國文學、醉心抒情的歲月。京都的田園風光與法國浪漫主義作品內(nèi)外交融，完美契合。

習慣談論“浪漫法國”的我們，甚少想到“浪漫日本”。在西學東漸、文學革命的時代，日本的山川原野、古寺幽林，以無聲卻生動的方式沁入五四文學青年心脾，滋養(yǎng)作為集體文學情緒的中國浪漫主義。

“浪漫日本”與“浪漫法國”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中產(chǎn)生交集。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均曾受教于日本。魯迅、郁達夫撰寫檄文捍衛(wèi)盧梭，周作人則借波德萊爾批判國民性。從盧梭到波德萊爾，留日中國學人形塑了1920年代圍繞浪漫主義展開的中法文學對話。

這一對話并未隨著時間流逝而失去意義。后來的留歐與留美知識分子,在譯介法國文學、特別是浪漫主義以來的文學時，反復強調(diào)追尋自由、傾聽內(nèi)心、珍視個性，延續(xù)“五四”開辟的路徑。只是隨著知識史變遷，中法文學交流版圖逐步擴大，牽涉面向日益復雜。英國、法國、蘇聯(lián)、美國的文學、文化、學術(shù)傳統(tǒng)相繼介入，影響法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眾聲喧嘩中有針鋒相對，亦有交相呼應?？梢哉f，中法文學文化關(guān)系歷來就不是單純的雙邊關(guān)系，而是世界文化多邊關(guān)系網(wǎng)中的一環(huán)。中法文化對話最深刻之處，往往彰顯文化價值之普世性。這在文化特殊性被不斷強調(diào)的當下，無疑是一種提醒：文化之用在于撫慰心靈，而人心訴求終究大同小異。

視文化為心靈問題，讓早已固化為成見的“浪漫法國”在中法文化交流中產(chǎn)生新的意義。浪漫精神蘊含對情感、想象、夢幻等一切心靈活動的珍視，表達個體掙脫日常桎梏、將生命藝術(shù)化的訴求。既然“浪漫法國”深得人心，而文化傳播之根本目的在于影響心靈，“浪漫中國”為何不可以成為中華文化在世界傳播的核心理念？17—18世紀“中國風”時期，代表心靈舒展的中式亭臺樓閣、山水花鳥以毫不違和的方式融入法國藝術(shù)品，可謂“浪漫中國”與法國成功結(jié)合的例證。搜集相關(guān)圖案，考證其在中國藝術(shù)史中的位置，進而分析何種中國心靈打動何種法國心靈，對于構(gòu)建“浪漫中國”不無助益。

只是，何為當代意義上的“浪漫中國”？這一問題并不容易回答?，F(xiàn)代中國文化本身就是游移復雜的概念。“五四”以來，法國文化參與中國文化構(gòu)建。民國多場法國文學論爭，討論的即是用何種法國文學構(gòu)建何種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問題。中國現(xiàn)代史告訴我們，中法文化交流也許不是隔水相望的兩種文化與一群擺渡人的故事那么簡單，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錯綜復雜的過程。“五四”時期，法國文化被融入中國國族敘事。如今，盡管民族救亡圖存背景不再，但建構(gòu)現(xiàn)代中國文化的呼聲卻迫切如故。

構(gòu)筑“浪漫中國”是中法文化交流中的一種理想。在注重內(nèi)心生活方面，“浪漫法國”為“浪漫中國”提供啟示。但在感受性層面，二者十分不同。中國大眾想象中的“浪漫法國”，裹挾的不僅是從法國大革命開始構(gòu)建的共和國價值，更有工業(yè)化以來蓄積的現(xiàn)代性氣勢。張德彝筆下第二帝國末期的“法京巴黎斯”，“路燈燦爛，星月無光”，“朝朝佳節(jié)，夜夜元宵”。同一時期巴黎劇院舞臺上“花雨繽紛，香霧充沛”，“玉色燈光兩相激射”，令王韜感嘆巴黎女演員“幾疑步虛仙子離瑤宮貝闕而來人間也”。工業(yè)化和商業(yè)化的歷史巨輪開啟，徹底顛覆國人對于法國作為遠西番邦的想象。“浪漫法國”在物質(zhì)文明光環(huán)的加持下逐步深入人心。

不過，真正打動五四知識分子內(nèi)心的浪漫精神，似乎在城市之外、自然之中。郁達夫筆下的伊人，漫步在東京灣東南一座據(jù)說既像南歐海岸、又有英國田園風情的半島上。仰望蒼空，“覺得一種悲涼孤冷的情懷，充滿了他的胸里，他讀過的盧騷著的《孤獨者之散步》里邊的情味，同潮也似的涌到他的腦里來”。與“浪漫法國”聲氣相通的，還有世外桃源的中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梁宗岱看來，幾句陶詩足以概括法國象征主義精髓。

對于梁宗岱而言，寄情山水是文化態(tài)度，也是社會立場。穆木天則更清楚地揭示自然與城市作為文學選擇所蘊涵的不同社會意義。1920—1930年代，穆木天從象征主義詩人轉(zhuǎn)變?yōu)樽笠砦膶W家。隨之改變的是其對田園的態(tài)度。他寫道：“我起了都市愛好與田園愛好的斗爭。結(jié)果都市勝利了。‘旅心’也沒了。”《旅心》（1927）中的日本,是“伊東河邊”“不忍池畔”的“薄霧”、“朦朧月色”和“雨絲”；《奉天驛中》（1931）的日本，則是奉天畸形都會景觀背后的魔爪，帶來“工廠的云煙”“黃色的燈光”“汽車的聲響”。在穆木天看來，留戀田園意味著耽于發(fā)揚心緒，書寫都市則體現(xiàn)社會關(guān)懷。他描繪上海弄堂市井生活，歌頌征服自然、建設社會主義都市的豪情壯志。在《法國文學史》（1935）中，穆木天特別提到浪漫主義詩人維尼曾作《巴黎》，“歌頌出來一切在燃燒在冒煙，在震動的近代都市巴黎”。

然而，有一類城市被排除在合法性之外。不是燈紅酒綠的上海，而是“沙漠一般的故都北平”。在穆木天看來，故宮頹垣滋養(yǎng)“孤立的”“寄生生活”，培育“閑逸的沒落心情”。被與北平同歸一類的，還有作家視為故鄉(xiāng)的吉林城。穆木天寫道：“有時，關(guān)燈獨坐，望著街道上的燈光照在白雪上，顏色慘白的，四外，死一般地，寂靜著，感到是會有‘死’要降到這座古城上邊似的。在被雪所包圍著的沉默中，無為地，生活著，心中是極度地空虛的。”告別古城、田園和浪漫，擁抱社會、現(xiàn)實與進步，是來自1930年代穆木天的聲音。

“一枝枝的煙筒都開著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紀的名花！近代文明的嚴母呀！”歷史的車輪朝著穆木天期待的方向駛?cè)?。任何革命似乎都未曾真正割裂中國人與田園的聯(lián)結(jié)?？ㄜ囷w馳的路邊，卷宗堆積的桌角，不經(jīng)意間總能發(fā)現(xiàn)綠的詩意。至于來自遠古的詩意，在日常生活中則再難尋蹤。當從中國沙石的灰硬中生出的靈魂初次為法國光暈的昏黃所環(huán)繞時，心靈感到遠離現(xiàn)世的不安。迫切想要回到當下的熱火朝天，擁抱生活的淺近與躁動。原來“人生”“時代”“社會”等飽含當下性的文學批評字眼，早已融入當代中國人的文化情緒。隨著最初的陌生感和不安感退去，異國光暈轉(zhuǎn)化為普世詩情。隨之而起的，是對超越時代、超越日常的中國之追尋。見過的村夫野老，讀過的民間故事，聽過的魑魅魍魎開始隱現(xiàn)。投射于其上的，是穿越現(xiàn)代生命觀的精神性追求之光。

也許是從法國文化出發(fā)看現(xiàn)代中國的緣故，總覺得“五四”時代在自由民主呼聲之外，還應有一份雅致。“五四”一代如何形塑屬于現(xiàn)代中國的文化品味，在多大程度上昭示一個文雅的現(xiàn)代中國？這是中法文化交流引發(fā)的思考，蘊含對在歷史海峽飄搖中失卻家園的關(guān)切?？缥幕瘜υ捠遣粩嗤鶑汀⒈舜素S富的過程。他者之光可以構(gòu)筑自我，新的自我亦可為他者借鏡?，F(xiàn)代與文雅并存不僅訴說中國文化理想，也寄托對法國文化的期待。

一個中國人在法國的木石、線條、色彩間徜徉。某一刻仿佛見一只玲瓏異獸隨輕煙升騰而起，放蕩不羈中透露雅意，集古今東西之精魂于一身。不知異獸自何方來，暫名之曰“浪漫中國”。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法語語言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