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蕭乾先生（1910—1999）是受人尊敬的文壇前輩、民盟先賢，他的人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中國在歐洲唯一的戰(zhàn)地記者，在我印象中，改革開放后每個與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相關(guān)的紀念日，蕭乾先生都是新聞媒體爭相采訪報道的對象。

蕭乾先生是蒙古族，出生在北京；他是我國現(xiàn)當代著名記者、作家和文學翻譯家，著（譯）作等身；他是繼葉圣陶先生之后中央文史研究館的第五任館長，1951年加入民盟，曾任民盟中央常委、參議委員會副主任，還曾擔任全國政協(xié)第七、八屆常委。從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角度看，蕭乾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黨外知識分子，著名的民主愛國人士。

蕭乾先生的人生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前光彩奪目，有著作家、戰(zhàn)地記者、名報編輯、大學教授等光環(huán)；新中國成立到“文革”結(jié)束，雖然一度在對外文化交流中發(fā)揮專長，擔任過英文《人民中國》副總編輯、《文藝報》副總編輯，翻譯了《好兵帥克》等外國文學作品，但也曾蒙受殘酷迫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幸獲徹底平反，重登文壇，出任要職。

在蕭乾先生年近古稀時，飽經(jīng)風霜的他用拼搏的姿態(tài)奪回被政治運動耽誤的寶貴時光，無論在文學創(chuàng)作、翻譯還是參政議政、對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累累碩果，令人驚嘆。他的著作如《紅毛長談》《負笈劍橋》《北京城雜憶》《搬家史》《未帶地圖的旅人》《這十年》《一本褪色的相冊》《西歐戰(zhàn)場特寫選》等一本接著一本出版，幾乎年年都有新作問世。他的不少著作被譯成英、法、日文，向國外發(fā)行。1989年他擔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時已近80歲了，仍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只爭朝夕，時不我待”的精神，按照自己的“腳踏車理論”竭盡全力推動新時期文史館的文化傳承工作，開創(chuàng)全國文史館工作的新局面。

二

文史館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為解決一批年高德劭、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黨外知識分子的生活困難問題，在毛澤東主席倡導、周恩來總理親自關(guān)懷下創(chuàng)立的，曾為鞏固和發(fā)展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發(fā)揮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1988年國務(wù)院下發(fā)《關(guān)于改進省、自治區(qū)、直轄市文史研究館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新時期文史館的性質(zhì)和任務(wù)，文史館工作的開展有了新的遵循和方向，就是要發(fā)揮中華民族敬老崇文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以傳承、弘揚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歷史使命。蕭乾先生擔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后，考慮的就是如何貫徹落實這一精神。他是這樣形象地表達他的“腳踏車理論”的：“辦文史館就像人騎腳踏車一樣不能停，一停就倒下了。只要不倒下就努力地向前蹬去。文史館必須開展活動，不開展活動就停止了生命。”他主張文史館要多開展活動，充分發(fā)揮老年知識分子的作用，要老有所為。蕭乾先生的“腳踏車理論”道理淺顯，聽起來形象生動，但真做起來并不容易。在他的帶領(lǐng)下，中央文史館堅持“敬老崇文、存史資政”的辦館宗旨，開啟了全國文史館開展文化傳承工作的新模式，成功地組織完成了一系列在海內(nèi)外頗具影響的文化傳承工作。

蕭乾先生在就任館長當年，就提出集中全國32家文史館及全體館員之力編輯一套書的設(shè)想，這就是后來搶救清末至新中國成立前的珍貴史料的《新編文史筆記叢書》。這套叢書由蕭乾先生擔任主編，前后編纂耗時近五年，共50冊、500多萬字，匯集了全國2000多位文史館館員及耆宿名流親歷、親見、親聞的逸事掌故、瑣聞雜記，都是彌足珍貴的史料。該叢書分輯分批出版，1991年3月第一輯出版后好評如潮，榮獲1993年度“中國圖書獎”。

蕭乾先生在帶領(lǐng)編纂《新編文史筆記叢書》過程中，進一步認識到中央文史館在推動全國文史館文化傳承工作中的領(lǐng)頭羊角色。為更好地團結(jié)全國文史館，發(fā)揮廣大文史館館員為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精神文明建設(shè)以及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服務(wù)的作用，他又于1992年初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在上海市文史館主辦的《上海文史》季刊的基礎(chǔ)上，改由中央館與上海館聯(lián)合創(chuàng)辦文史紀實類大型雙月刊《世紀》雜志。創(chuàng)辦《世紀》雜志的初心，就來自文史館“敬老崇文、存史資政”的辦館宗旨和傳承、弘揚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歷史使命，由此也確定了《世紀》雜志“積累史料、傳承文化”的辦刊宗旨。

《世紀》雜志1993年7月在上海創(chuàng)刊，創(chuàng)辦之初中央、上海兩家文史館就確立目標：要把《世紀》辦成一份以立意高遠、格調(diào)適宜、雅俗共賞、史料價值高、可讀性強為特色和風格的全國性優(yōu)秀刊物。如今《世紀》雜志已成為在全國較有影響力的文史紀實類優(yōu)秀刊物，為保存民族歷史記憶、賡續(xù)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發(fā)揮了積極作用。

我在1988年赴京參加全國參事室、文史館工作會議期間，第一次見到仰慕已久的蕭乾先生。我有幸參與了《新編文史筆記叢書》的編輯工作與籌創(chuàng)《世紀》雜志的工作，并伴隨刊物一路走來，至今正好30年。蕭乾先生給予我的諄諄教誨、殷切指導和熱情鼓勵，使我受益終生。

三

回首《世紀》雜志的創(chuàng)辦、發(fā)展歷程，飲水思源，首先應歸功于蕭乾先生。從提出中央館與上海館聯(lián)合辦刊設(shè)想，征詢上海館的意見；到商定兩館合作的具體模式，組建編委會，出席創(chuàng)刊新聞發(fā)布會；再到向編輯部推薦稿件，跟臺灣有關(guān)機構(gòu)聯(lián)系出版《世紀》繁體字版等，蕭乾先生都是親力親為。

一是組建名家薈萃的編委會，與文壇前輩冰心共同擔任編委會主任?！妒兰o》編委會陣容引人注目，成員主要是京滬兩地的文史大家，北京的編委有中央文史館館員劉北汜、吳小如，館外人士有王世襄（1994年7月被聘為中央文史館館員）、李銳、吳曉鈴、常書鴻、謝云；上海有馮英子、柯靈、施蟄存及上海文史館館員錢君匋；京滬之外僅湖南有一人，即著名出版家、學者鐘叔河。當年有十幾位編委，如今只有兩位健在，93歲的鐘叔河先生即為其一。蕭乾先生物色編委會主任有個插曲，他先是寫信盛情邀請錢鍾書先生，錢老鄭重回信婉拒。于是蕭乾先生轉(zhuǎn)請他敬重的冰心大姐擔任編委會主任。93歲高齡的冰心老人欣然接受了這個榮譽性職務(wù)。

二是建立集體審稿辦法，帶領(lǐng)編委審讀每期稿件。蕭乾先生有豐富的辦報經(jīng)驗。身為《世紀》編委會主任，他充分認識到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的重要性，必須在政治上為《世紀》掌好舵。還在籌創(chuàng)《世紀》時，他就對上海市文史館館長王國忠說：“刊物只要在政治上把好舵，業(yè)務(wù)上倒是可放手去做……對此刊物，弟是無限樂觀。相信比《筆記叢書》（指《新編文史筆記叢書》）打得更響。”他領(lǐng)導下的編委會對《世紀》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采取集體審稿的辦法，嚴格為《世紀》稿件把關(guān)。從創(chuàng)刊號開始，蕭乾先生就帶領(lǐng)中央文史館的編委開展審稿工作，緊緊圍繞辦刊宗旨、方針和目標，堅持明確的審稿標準，對每篇文章進行全面“體檢”。

蕭乾先生在審稿中提出了一個重大用稿原則，對編輯部的選題策劃、組稿、審讀和編輯都有重要指導性。1993年第2期有篇文章《李國豪奮力保寶鋼》，該文以翔實的第一手材料記述了以時任同濟大學校長李國豪教授（李老也是民盟盟員）為首的寶鋼技術(shù)顧問委員會的建議，對國務(wù)院作出寶鋼一期工程下馬還是續(xù)建的決定，起了重要作用。有編委認為，文章涉及寶鋼前途決策等重大事件，要注意核實并掌握用語分寸，以免引起異議。對此，蕭乾先生同意用語宜慎重，不過他又說：“但我認為此文第一反映的是：中央有多么尊重專家意見，并不固執(zhí)己見。發(fā)表此文，可鼓勵科學家們以報國為本，相信中央，敢于暢所欲言。這樣‘溫故而知新’的文章，《世紀》應多登一些。即立足于未來的回顧。”蕭乾先生提出“立足于未來的回顧”，寓意深刻，旨在期待《世紀》為貫通歷史、現(xiàn)實和未來發(fā)揮積極作用；既道出了《世紀》以回顧歷史為未來存史的學術(shù)功能，又指出這些內(nèi)容應具有促進社會發(fā)展的文化意義。

1997年2月16日早上，蕭乾先生胃不舒服，仍如約到中央文史館參加集體審稿。20日，他因心肌梗死住進醫(yī)院，從此再未離開。據(jù)他的夫人文潔若女士說：“蕭乾對《世紀》雜志很有感情……也可以說，他是倒在工作崗位上的。”中央文史館館員吳小如先生憶起蕭乾先生時對我說：“文史館的會我可以不去，但《世紀》審稿會不能不去。因為他比我大十二三歲，可每次審稿必到，他的敬業(yè)精神，令人感動。”

三是蕭乾先生將他與夫人文潔若翻譯《尤利西斯》的稿費全部捐贈給《世紀》雜志。蕭乾先生對他提議創(chuàng)辦的《世紀》一直寄予厚望，但他也清楚《世紀》不可能像生活類刊物那樣擁有廣泛的讀者，以致經(jīng)濟上限制了刊物的發(fā)展。他希望成立基金會，盡快改變這一局面。這也是他后來將和夫人文潔若耗費近五年心血翻譯的世界名著《尤利西斯》的三萬多元稿酬全部捐贈給《世紀》雜志的重要原因（在那時三萬元稱得上是一筆巨款了）。

1990年8月，半世紀前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書時就研究過意識流小說鼻祖、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作品的蕭乾先生，不顧高齡，與夫人共同承擔起翻譯《尤利西斯》的艱難工作。1994年，蕭乾夫婦合譯的第一部《尤利西斯》中譯本出版，填補了我國外國文學出版的一大空白，被譽為“中國在文學藝術(shù)上改革開放所結(jié)出的碩果”。

1994年6月8日，蕭乾先生委托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王楚光（也是《世紀》編委會副主任）致信上海館館長、《世紀》主編王國忠，交代了捐贈翻譯《尤利西斯》全部稿費的初衷，信中說：“蕭老伉儷，日夜兼程奮斗了近五個寒暑的翻譯巨著《尤利西斯》即將面世，他為了鼓勵我們辦好《世紀》雜志，決定把在南京出版的全部稿費捐給雜志，作為基金。……蕭老在作出這個決定時，向我表達了他的一個意向，即希望將此項捐款項作為雜志基金會的基金，而不用于日常開支。”
1994年底，蕭乾先生與王楚光副館長聯(lián)名致信鼓勵《世紀》編輯部同人，信中說：“通過這一年多的探索和實踐，雜志的質(zhì)量不斷提高，已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和特色，并受到越來越廣泛的好評。我們衷心希望雜志的發(fā)行工作明年能夠有新的局面，不斷開拓新的渠道，爭取到更多的讀者。”

1995年4月蕭乾先生來滬時，參加了由《世紀》舉辦的簡樸的稿酬捐贈儀式。85歲高齡的他特地抽出時間，在王楚光副館長等陪同下，吃力地登上三樓到編輯部看望大家，了解我們的工作情況。《世紀》以“白頭雖老赤心存”為題報道了蕭乾先生捐贈稿費的感人事跡，其中有這么一段：“一對老人，承擔了這項年輕人也難以承擔的艱巨工程，又把熬過多少個通宵的應得報酬，全部奉獻，為嚴肅刊物助威壯勢，赤子之心，無限坦誠。《世紀》雜志同仁，定以他們開拓、創(chuàng)新的精神為榜樣，為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shè)添磚加瓦。”

四

蕭乾先生以他提出的“腳踏車理論”，在中央文史館館長任上出色地跑好了人生的最后一圈。“腳踏車理論”充分體現(xiàn)了蕭乾先生作為老一代知識分子熱愛祖國、追求真理、無私奉獻的精神風貌，也體現(xiàn)了他積極投身偉大的改革開放大潮，與時俱進、開拓創(chuàng)新、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蕭乾先生的“腳踏車理論”和他晚年為推動文化傳承事業(yè)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不僅是全國文史館和《世紀》雜志的寶貴精神財富，也是屬于民盟的，屬于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是我們國家的寶貴精神財富，值得我們研究、傳承和弘揚。

（作者單位：上海市文史研究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