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費孝通作為中央訪問團副團長訪問貴州少數民族地區(qū)，展開為期六個半月的調研工作，并發(fā)表《貴州少數民族情況及民族工作》《兄弟民族在貴州》等調查報告。隨后，費孝通又赴廣西少數民族地區(qū)進行考察，發(fā)表《關于廣西壯族歷史的初步推考》，研究壯族歷史與起源。

一

費孝通與廣西的淵源，要追溯到1935年。

1935年夏，費孝通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社會學部畢業(yè)，獲得碩士學位，并取得該校公費留學資格。導師史祿國讓他到少數民族地區(qū)調查一年后再出國進修。9月，費孝通與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南下，赴廣西進行“廣西省人種及特種民族社會組織及其他文化特征研究”。12月16日，在從花籃瑤轉向坳瑤村寨調查途中，向導失引，費孝通誤踏陷阱，身受重傷，王同惠尋救溺亡，調查中斷。費孝通扶棺出山，在悲痛中開始寫作《花籃瑤社會組織》，以完成亡妻遺志。這本書是費孝通第一部社會實地調查論著，吳文藻稱之為在非漢族地區(qū)進行“社區(qū)研究”的首個實例。費孝通與王同惠在廣西大瑤山進行的人體測量和社會調查，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少數民族的人類學田野調查。

1935年的大瑤山還較為落后，在艱苦、危險的環(huán)境中，費孝通夫婦懷著“認識中國從而改造中國”的信念，于新婚燕爾之際毅然奔赴大瑤山，進行艱苦困難且充滿挑戰(zhàn)的社會調查。新中國成立后費孝通第二次到廣西開展的調查研究與此相比，情形已經大不一樣。

1951年7—11月，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中央訪問團（中南分團）到廣西少數民族地區(qū)進行訪問，費孝通任團長，李德全等任副團長，陳岸、黃現璠等任團員。訪問團的任務主要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慰問少數民族群眾，宣傳黨和國家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了解民族地區(qū)的情況，幫助民族地區(qū)進行基層政權建設。中央訪問團聯絡組在慰問和宣傳的同時，深入壯鄉(xiāng)瑤寨，做了大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整理成20多份、40多萬字的調查材料。這是廣西解放后首次大范圍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它忠實地記載了廣西少數民族地區(qū)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實際情況，涉及廣西各地壯族、瑤族、苗族等少數民族的歷史資料，為各級黨委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廣西民族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擔任團長的費孝通，就是在上述調查的基礎上寫出《關于廣西壯族歷史的初步推考》及有關民族政策和民族民主建政的文章。

二

為了更好理解費孝通于1950年、1951年到貴州、廣西少數民族地區(qū)進行的社會歷史調查活動對后來發(fā)表的《關于廣西壯族歷史的初步推考》的影響，我們且對《費孝通談民族和社會》收集的相關文章進行分析。

在《費孝通談民族和社會》的第二編“民族歷史與發(fā)展”中，第一篇是《發(fā)展為少數民族服務的文藝工作》。費孝通在文章中論述的核心主題，就是駁斥不承認民族識別的錯誤思想。他認為，之所以有人不承認客觀存在的民族識別，根源在于不肯承認其他民族的平等存在，不肯承認民族識別的合法性。

接下來的第二篇文章是《貴州少數民族情況及民族工作》，這是費孝通任中央訪問團副團長、貴州分團團長時所寫的調查報告。文章一開頭就寫道，貴州“除漢族外其他少數民族種類還沒有準確數目，據已經知道的，自認為獨自構成民族單位的，有27種。其中以苗、仲（布依）、彝、回四族比較眾多”。接著，文章又對這四種主要少數民族進行了分析。從中我們知道：其一，除了苗、布依、彝、回四族外，貴州還有侗、水、壯族居住，這三個民族是在開展民族識別工作之前就可以確認的；其二，彝族人數不多、回族人數不確，但將這兩個民族列入主要少數民族。

第三篇文章是《兄弟民族在貴州》，此文篇幅較長、內容豐富，較上述第二篇文章，此文在內容上又有了新意和深意。

費孝通寫道：“現在我們還不知道祖國這個民族大家庭一共有多少個民族，‘貴州有哪些民族？’這個問題也還不能正確的答復，但可以列舉的民族名稱卻已經在30個以上。問題的復雜性在于：自認是一個民族的人，在不同的地區(qū)可以有不同的名稱，甲地通用的名稱在乙地卻可以認為是帶有侮辱性的。這種現象必須從歷史的背景去了解，而歷史材料卻又常常是很難得到的。我們對于各民族實際情況了解不多，而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是打破民族隔閡的必要前提。我們在六個半月的時間中，對苗、仲（布依）、彝三個主要兄弟民族進行了初步的調查研究。其他如侗家、水家、僮（壯）家等民族都沒有機會去訪問。”

雖然如此，費孝通還是在論述貴州的苗族時討論了布依、侗、水、壯族與苗族的不同，他們均屬侗臺語系，也就是“泰語系”。他寫道，說泰語系話的，還有廣西的壯族，云南的傣族、僰族等，以及東南亞的泰族。

值得一提的是，費孝通運用歷史學、民族學、語言學的知識和資料對苗、布依、彝三個主要兄弟民族進行了初步的社會歷史調查研究。最后，他還專門對“少數中的少數”族群進行了語言學、歷史文獻學方面的分析與挖掘。這為后來費孝通運用歷史學、民族學、語言學和考古學的資料對壯族的起源進行推考，并深入調查研究廣西壯族的歷史、語言、習俗和現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

1951年12月，費孝通根據在廣西開展調查研究的材料，寫成《關于廣西壯族歷史的初步推考》，發(fā)表在《新建設》1952年第1期上。文章運用語言學的資料說明，現在的壯族和曾經居住在東南沿海一帶的古代居民是有淵源的。壯語與吳語、湘語、粵語、閩語等存在各自不同的相關性，表明了吳、湘、粵、閩的幾種漢語方言中還保留著壯語的影響。這可能說明在這些早年越族曾居住的地區(qū)，有一部分越人已和漢族融合，但仍部分保留了原來民族的語言特征，特別是發(fā)音的習慣。同時，這也助證了現在的壯族和古代曾經居住在東南沿海諸省的越族在語言上是相同的。

文章還綜合運用歷史學、語言學的資料說明，語言系統相同的人并不一定屬于一個民族，同一語系的人可以因歷史條件形成不同的民族。但是從語言的異同也可以追溯各民族在歷史上的關系。比如與廣西壯族同屬一個語言分支的貴州布依族，是從廣西進入貴州的，因為過去交通不便，彼此來往少，有了不同的漢名，成了兩個民族單位。這一方面并不否認民族識別存在一定的主觀人為的色彩，但另一方面，這樣的人為性也是建立在長期以來存在的互不往來、隔離較深的客觀歷史事實之上的。再比如，同稱為瑤的許多部族，在語言、風俗習慣上可能有很大的差別。原因在于瑤族很分散，且長期流動、遷徙，受到其他民族的影響很深。另外，很多人對于居住在山頂上的少數民族常常不加分辨地統稱為瑤，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其中可能就包括苗族，而苗族與瑤族語言相近、關系比較密切，在早期可能是相同的民族，但是后來遷移路線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

費孝通嚴謹推考，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表現出“小心求證”的謙遜。

四

有學者認為，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思想的萌芽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中國文化內部變異的研究舉例》《花籃瑤社會組織》等論著中已經出現。從瑤山調查到新中國成立前，費孝通幾乎沒有再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探索。

作為從事民族研究的起點，廣西大瑤山瑤族是費孝通經常關注和討論的研究對象?，幾逯?、語言的混雜現象引發(fā)費孝通的疑惑：“花籃瑤講的話近于苗語，茶山瑤講的話近于侗語，盤瑤話屬于瑤語……為什么他們會形成一個瑤族，而這個共同體同時為什么還能容許各部分有不同的個性。”為解答疑問，費孝通認為“不能脫離歷史來研究這些問題”，進而提出研究各民族歷史上的聯系，“再進一步就是要把中華民族看成一個整體，研究它怎樣形成的過程和它的結構和變化”。早年的費孝通基于人類學的學科視野和實地調查的經驗認知，主張應當正視中國是多民族國家的客觀事實，承認各民族平等的政治身份。

實際上，費孝通對于中國民族問題的探討并沒有止步于廣西大瑤山調查。1938年費孝通獲博士學位后回國，不久即參與了關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著名學術論爭。在費孝通看來，不應該簡單地照搬西方現存的概念來講中國的事實。民族是屬于歷史范疇的概念，中國民族的實質取決于中國悠久的歷史。同時，他也明確支持“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觀點。

在20世紀50年代對云貴高原和廣西的研究中，費孝通十分注重分析中國民族構成狀況的復雜性問題，這與其學術背景有關。在面對云貴高原和廣西復雜的民族構成狀況時，他始終強調不同民族之間乃至同一民族內部的差異性，并認為民族之間存在的多樣性和共同性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是費孝通對中國民族特點的基本判斷。在他看來，中華民族的統一歸因于它悠久的文化和文化的融合。這一時期的民族調查與識別工作為費孝通的民族研究奠定基石，促使他根據中國的民族實際對其進行反思與拓展，也成為他改革開放后重新思考“中華民族”整體結構的源動力。

改革開放后，費孝通凝練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此后，他又不斷對這一理論進行再反思、再提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提出，來源有三：其一是費孝通對早期接觸的廣西大瑤山瑤族的反思，豐富了對中國各民族形成的認識；其二是他對自己20世紀30年代參與的論爭的反思，深化了對“中華民族是一個”內涵的認識；其三是他對20世紀50年代在云貴高原以及廣西的調查研究的反思，始終堅持中國民族構成狀況的復雜性的觀點，并認為各民族之間的互動從未中斷過，而這正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基礎。

（作者單位：民盟廣西區(qū)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