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荀子突出禮義，但也談功利，不過后者要服從于前者。

如說：勞役是人之所惡，功利是人之所好。古人“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富國篇》）。

又說：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大略篇》）

這是荀子闡述的義與利的相互關系。孟子回答梁惠王“亦將有以利吾國”時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梁惠王》上）如果“上下交征利”，國家就很危險！

他們的對話載于《孟子》首章第一段，給初讀者印象很深。印象是：讀了全段，似乎孟子只講仁義，不談功利，不贊成梁惠王言利，二者完全不相容。后來朱熹同陳亮展開義利辨的爭論中，便是這樣解釋的。

其實，這是誤解，也是曲解。為仁義而仁義的情況一般是不存在的。行仁義而不牽涉利害關系也是沒有的。行仁義，多半是施與別人，受者一般是得利的一方；施者未必都受損害，有時兩利并舉，或者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情況比較復雜。

利也有各種類別，如物質的、經濟的、精神的、生活的、政治的、名譽的，等等，有眼前狹窄的利益，也有將來遠大的功利。

另有一種情況，可以稱之為守義，即為了堅持真理，堅守做人處世的原則，寧可犧牲自己生命，不向惡勢力屈服。即孟子所主張，當生與義不可得兼時，寧可“舍生而取義”。

孟子以后，歷代都不乏這樣的志士。突出的如文天祥、方孝孺等。

文天祥為使愛國赤誠長留史冊，堅決不降元朝廷，而慷慨就義。方孝孺不懼滅族之禍，堅決不替暴君明成祖草擬即位詔書。此外如有降將軍無降典史的領導江陰人民抗清的閻應元等。

生命犧牲了，看來是很不利的事。但道義長存，流芳千百世，至今猶為人們所稱頌。他們的偉大形象對后人所起的教育作用，其功利又無可估量了。

二

孟子一再勸說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等行仁義，有其特定內容，并非空洞的說教，而是孟子為了解決當時社會矛盾提出的改革方針，叫做施仁政?；緝热萑缦拢?o:p>

當時無地少地農民越來越多，賦稅徭役又繁重，他們無力養(yǎng)活父母妻子。好年成，吃不飽；遇到災荒，老弱死于溝壑，野有餓殍；壯年人逃亡四散。孟子認為，民無“恒產”，便無“恒心”，容易犯上作亂，社會不安定，國家也不會富強，而且面臨政治危機，對君王也很不利。

解決的方案就是恢復井田制，重新分配田地，叫做“制民之產”，使每戶農民保有百畝田（約合市畝31畝有奇）、五畝宅，種桑，養(yǎng)雞、犬、豬。同時要省刑罰，減輕賦役，勿奪農時，并辦學校等。這樣，五口或八口之家的小農便能養(yǎng)活他們的父母妻子，好年成吃得飽，老年人還能衣帛食肉；即遇災荒，也不致餓死。

采納孟子行仁政的建議，首先得利的是廣大農民群眾，其理至明。這是仁義與功利關系的一個方面。

至于王公呢，有利還是有害？按照孟子的邏輯，行仁政，不必言利，利在其中了。因為由此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可以抗御秦、楚的堅甲利兵，以至無敵于天下，進而“王天下”，做天子，保有四海。這是最大的功利。就這一點言，說孟子是功利主義者，也無不可，不過他不單講功利，而是與仁義相結合，以仁義為主。

孟子曾向梁惠王、齊宣王反復陳述是否行仁義的利害關系，警告說：若不行仁政，不推恩及于百姓，不僅將無以保四海，甚至無以保妻子。

孟子又總結歷史經驗，提出得民心得天下論。他說：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離婁》上）

他又說：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

得民心的要訣在于行仁義。行仁義不是空話、大話，而是實實在在地落實到滿足人民的物質欲望上。得天下，保社稷；或者失天下，不保妻子，是最大的功利。這是孟子闡述義與利的相互關系。

二程和朱熹自詡是直接繼承孟子道統(tǒng)，卻高唱為了存天理，即維護君主專制，要人民滅人欲。這是同孟子義利說背道而馳的謬論。

三

孟子的行仁義，得民心得天下說并非徒托空言；他的失民心失天下說也非虛聲恫嚇，既然是總結歷史經驗而得出的結論，也必然會在一定條件下，由歷史實踐得到驗證。

舉幾個事例。

戰(zhàn)國后期七雄對峙，沒有哪一位君王肯行孟子所說的仁義，他們只靠武力和外交等手段，彼此爭戰(zhàn)。此時得民心得天下的規(guī)則暫時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暴力，力強者勝。秦國最強，所以秦始皇能滅六國，一統(tǒng)天下。

靠暴力得天下的事例，歷史上常出現，如晉王朝、元王朝、清王朝等。

失民心失天下這一論點，很快便在秦帝國覆滅中得到驗證。

秦始皇信奉法家韓非學說，認為“先王之仁義，無益于治”，高唱“得民之心”，是“不知治者”的無用的空論，民智也不可用，對外要靠武力征伐，對內用嚴刑重罰。

他滅六國后，更迷信暴力，又好大喜功，窮奢極欲，不顧人民死活，不施仁義。

史載：秦始皇兼并天下后，“內興功作（指蓋阿房宮等宮殿，修驪山墳墓，筑馳道、長城等），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fā)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馕；女子紡織，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淡其欲也”（《漢書·食貨志》）。或云：當二世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會于衢（指頭會箕斂，收人頭稅）。病者不得養(yǎng)，死者不得葬”（《淮南子·人間訓》）。

秦始皇父子以嚴刑峻法鎮(zhèn)壓人民。秦法既苛細又殘酷。人民動輒得罪，或處死，或受肉刑，或罰為刑徒。謫發(fā)去驪山修墳墓的刑徒有70多萬人。史稱：“赭衣（囚衣）塞路，囹圄成市”，于是“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書·刑法志》）。

秦始皇死后僅一年，戍卒陳勝、吳廣首先發(fā)難，高舉反秦義旗，關東各地群起響應。兩年一個月后，劉邦率義軍攻入武關。趙高已害李斯，繼任丞相，這時事急，殺秦二世胡亥，立子嬰為秦王。二世要求同其妻子降為黔首，也不獲準。不久，子嬰殺趙高，降劉邦。秦亡。他做秦王僅46天，距秦始皇一統(tǒng)天下不過16年。一個多月后，項羽統(tǒng)率大軍至關中，殺降王子嬰及秦始皇子孫宗族。

由于秦始皇父子“仁義不施”（賈誼的批評總結），推行暴政，大失民心，短短十幾年便失天下，子孫也不能保。孟子失民心失天下說應驗了，而且是典型的例子。

另一例是王莽。王莽施展陰謀手段，從老婦人和小孩子手里篡奪漢家天下，已不得人心。做皇帝后，推行托古改制，違背經濟規(guī)律，使社會經濟瀕臨崩潰邊緣，“農商失業(yè)，食貨俱廢”，農民“搖手觸禁，不敢耕桑”。而又動輒犯禁，罰為官奴隸，一隊隊押去長安。廣大民眾無法照舊活下去，大大地失了民心。在王莽篡位后十年，相繼爆發(fā)了綠林、赤眉、銅馬起義，僅六年，王莽被殺，失去他所篡奪的天下。

隋煬帝弒父自立后，為游江南，自長安至江都大蓋離宮苑囿40余所，勞民傷財，民眾送來的是建筑材料，運回去的是尸首。又三打高麗，死傷很多。民不聊生，大失民心，到處爆發(fā)武裝起義，終于身死名裂，江山也丟失了。

靠武力，施陰謀，有可能奪得天下，但若倒行逆施，大失民心，便會得而復失。秦始皇父子、王莽、隋煬帝都是典型。此外如東漢靈帝、明神宗和崇禎帝等，也都是失民心而失天下。黃巾起義后，天下四分五裂，東漢王朝名存實亡。劉家天下不是亡于漢獻帝，而是亡于桓帝、靈帝。這兩位昏君聽任宦官為非作歹，政治腐敗，又興黨錮之獄，鎮(zhèn)壓太學生反腐朽運動，大失民心，東漢失天下以此。

《明史紀事本末》及《明紀》編者都說，明王朝不亡于崇禎，而亡于萬歷。神宗向全國廣派礦監(jiān)稅監(jiān)，搜刮銀子，拒不采納各大臣的勸諫，已大失民心。崇禎帝沒有設法補救。當李自成提出貴賤均田、免稅免賦的政策口號時，他還不顧人民死活，加賦加派，民心喪失殆盡，終于失天下，妻子也不能保。

四

得民心得天下的事例也有過。

劉邦兵占關中，與父老豪杰約法三章，秋毫無犯，封宮室府庫，盡除秦苛法，大得秦民之心。

項羽與之相反，除殺降王子嬰外，屠咸陽，焚宮室，擄掠子女珍寶貨財東歸，大失關中民心。后來他打敗田榮，將田榮降卒全部坑殺，又焚毀原齊國城郭室屋，系虜老弱婦女，大失齊地民心，相聚反叛。

當劉邦同項羽相持于成皋一線的兩三年里，秦中父老子弟通過蕭何，源源不斷地輸送丁壯和軍事物資，大力支援劉邦，抗御項羽。楚漢之爭的結果，劉勝項敗，原因不少，但主要原因在于民心之得失與向背。

王莽被推翻后，競相爭奪天下或割據的政治軍事集團有十股之多，最后劉秀得天下，主要原因是他采取的政策措施深得民心。如：他奉更始之命，徇地河北，所至考察吏治，釋放囚徒，除王莽苛政，招降銅馬義軍，以誠相待，得其擁護，時號“銅馬帝”。從他稱帝至統(tǒng)一天下14年里，九次頒布詔令，放免被罰為刑徒或被擄掠為奴婢的以及被迫賣身要求贖身的，一概免為平民，并頒布特別詔令，殺傷奴婢不得減罪，與殺人同罰。

元末互相對峙的政治軍事集團約有十股，最后朱元璋得天下，因其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深得民心之故。如：軍紀嚴明，不搶掠，優(yōu)待俘虜，發(fā)展營田，軍食自給，取消征收寨糧，減輕農戶負擔，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口號，爭取漢人支持，又對于肯歸附之蒙古色目人與漢人一體對待，嚴令北伐將士，“所經之處，或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子女”。

孟子得民心得天下，失民心失天下說，是他義利關系說的發(fā)揮，有進步意義。歷史的實踐證明，在一定情況下，它是真理，并非空言。

（原載《群言》199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