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先生離我們而去了。

近十年，在我的心目中，朱先生的形象是和三幅畫聯(lián)系在一起的。我現(xiàn)在就借這三幅畫，略抒我對朱先生的懷念與崇敬之情。

1978年，朱先生翻譯的《歌德談話錄》出版。1979年，朱先生翻譯的黑格爾《美學》第二卷、第三卷和萊辛《拉奧孔》又相繼出版。對于我們這些搞美學的人來說，這些書的出版，真是盛大的節(jié)日啊！我們的高興是無法形容的。

“文革”初期，我沒有機會見到朱先生。我擔心他的身體經不住那種野蠻的折磨。我也惦記著他的譯稿。我知道朱先生已把黑格爾《美學》二、三卷全部譯完，但譯稿在“文革”初期被人抄走了。我碰到西語系的同志就打聽朱先生的譯稿找回來沒有，回答都說還沒有找到。朱先生翻譯這部巨著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如果真的找不回來，其損失是無法彌補的。1975年有一天晚飯后，我在學校圖書館前的廣場上遇見正在散步的朱先生。我們都為這次偶然的見面感到高興。我問他身體怎么樣，他說很好。我又問起黑格爾《美學》的譯稿，他說已找到了。我聽了真是喜出望外。但我沒有想到，粉碎“四人幫”不到三年，朱先生就連續(xù)翻譯、整理出版了黑格爾《美學》兩大卷，還有《歌德談話錄》和萊辛《拉奧孔》，加起來有120萬字。朱先生的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是多么驚人！我忽然想起童年時代看到的豐子愷先生的一幅畫。畫面上是一棵極大的樹，被攔腰砍斷，但從樹的四周抽出很多枝條，枝條上萌發(fā)出嫩葉。樹旁站有一位小姑娘，正把這棵大樹指給她的小弟弟看。畫的右上方題了一首詩，我至今記得很清楚：“大樹被砍伐，生機并不息。春來怒抽條，氣象何蓬勃！”我想，朱先生的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朱先生的人生態(tài)度，朱先生的獻身精神，這幅畫（連同畫上的詩）不正是極好的寫照嗎？

1980年8月，朱先生出版了《談美書簡》。同年10月，朱先生又出版了《美學拾穗集》（80歲以后的論文集）。我讀了這兩本書后，寫了一篇感想，題為《美學研究和學風問題》，發(fā)表在北大出版社的《大學生》叢刊上。我在文章中談到朱先生多年來以極其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鉆研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接著說：“現(xiàn)在我們的報刊幾乎每天都在發(fā)表各種研究和論述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但是像朱先生這樣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進行嚴肅、刻苦鉆研的，恐怕還是鳳毛麟角。50年代國內展開美學問題討論的時候，朱先生曾表示決心要學馬列主義，有人就說：‘朱某某不配學馬列主義！’說這句話的同志當然并無惡意，不過是受了流行的極‘左’觀念的影響。但是這句話激發(fā)了朱先生的自尊心，他暗地里答復說：我就學給你看看！20多年來，朱先生確實這樣做了。這是很了不起的。一個人，如果沒有這種追求真理的精神，如果沒有這種追求真理的勇氣，還搞什么學問呢？說到底，這也就是朱先生說的人生態(tài)度問題：‘是敷敷衍衍、蠅營狗茍地混過一生呢？還是下定決心，做一點有益于人類文化的工作呢？’這兩種人生態(tài)度是根本不同的。……我認為，在樹立嚴肅的、科學的學風方面，也就是在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上，朱先生這兩本書的意義，遠遠超出了美學學科的范圍，它將在我們整個理論界、學術界，以及在廣大青年中，發(fā)生深遠的影響。”

朱先生《美學拾穗集》的書名取自法國大畫家米勒的名畫《拾穗者》。我在文章中說：“夕陽微靄中彎腰拾穗的形象，確實很能體現(xiàn)朱先生的人生態(tài)度：為了對祖國的文化建設作出盡可能多的貢獻，從不停止自己的辛勤的勞作。多年來，朱先生就是抱著這種‘拾穗者’的心情，寫了一篇又一篇的美學論文，同時又精心翻譯了好幾部西方古典美學的名著。其中特別是黑格爾三大卷《美學》的翻譯，別人很難勝任。這是朱先生對我國美學學科建設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1981年10月18日，朱先生讀了我這篇文章，當即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近兩年來見到的評介我的論著的文章有十多篇，您的這篇算是抓住要害，最中肯最得體的一篇。所以我讀到特別欽佩和高興，特寫幾句話向您表示感謝！”

朱先生很高興，我想是因為從我這篇文章中他看到他的人生態(tài)度和人生追求得到了人們的理解。這使他感到欣慰。

1984年的春節(jié)，我和北大出版社的江溶同志一起去看望朱先生，給他帶去了北大出版社“文藝美學叢書”中四本新出的書，其中有我寫的《中國小說美學》。朱先生是這套叢書編委會的顧問，一直很關心叢書的出版。我在寫《中國小說美學》時，曾對朱先生談過自己的想法。我說，學術界很多人向來認為明清小說評點毫無價值。其實這是一種偏見。明清小說評點中有很多很有價值的美學思想。朱先生贊同我的想法。他說：“把注意力集中到小說評點，很對。你這本書可以定名為《中國小說美學》，也可以定名為《小說評點研究》。”現(xiàn)在這本書出版了，朱先生很高興。他問了這本書出版后學術界的反應。接著我們隨便聊起天來。我談到最近報刊上出現(xiàn)了一些談中西美學不同特點的文章，其中有的文章一開口就說中國美學的根本特點是什么，西方美學的根本特點是什么，一二三四一大套，片面性很大。這種文章的作者給人一個印象，就是他既可以不下功夫系統(tǒng)地研究中國美學，又可以不下功夫系統(tǒng)地研究西方美學，但是他卻可以搞中西美學的比較研究，而且可以很快做出一個又一個的結論，似乎這是一條捷徑。朱先生聽了我的話，沉思了一會兒，說：“我同意你的意見。我認為，我們現(xiàn)在搞中西美學的比較研究還不具備條件。”我接著談到，現(xiàn)在有些美學文章寫得十分晦澀，讀了半天也不知道他說的什么意思，簡直是深奧莫測。朱先生笑了，他擺擺手說：“很簡單，就是他自己根本沒有搞清楚。自己搞清楚的，怎么會說不清楚！”接著我又問起朱先生翻譯維柯《新科學》的情況。朱先生告訴我，這部書翻成中文約40萬字。已譯完，正在做掃尾工作。朱先生還說，這部書在他翻譯的書中是最難譯的一部，朱師母曾對他說：“這部書把你的精力耗盡了！”

從朱先生家里出來，我想起了青年畫家張宏圖的一幅題為《永恒》的油畫。

那幅畫的畫面形象十分簡潔。一位古代工匠完成了霍去病墓前的巨型石獸的雕刻，精疲力竭，撲倒在這件偉大藝術品的面前。石刻巨獸是這樣的雄偉、鮮活、光輝四溢，充滿生命活力，而它的創(chuàng)造者卻是這樣的瘦小、黝黑，生命力顯然快要消耗盡了。這個簡單的然而驚心動魄的對比啟示了很深的人生哲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短暫的、易逝的。你看畫上那位工匠，他的藝術品完成了，他的生命也耗盡了。但是他用他的生命所創(chuàng)造的藝術品卻是永恒的。他在他創(chuàng)造的藝術品中也就得到了永恒。歷史經過了2000多年，我們在這件石刻巨獸面前仍然驚嘆它的美，因為我們在它身上看到了我們祖先的不朽的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美，藝術，不就是人類的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結晶嗎？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短暫的，但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卻是永恒的長河。我們理應像我們偉大勤勞的祖先一樣，用獻身精神從事我們的創(chuàng)造，用我們的全部生命來創(chuàng)造我們中華民族的新的文化，在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長河中求得我們生命的永恒。

朱先生就是這樣做的。對于朱先生的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對于朱先生的人生態(tài)度，對于朱先生的獻身精神，這幅畫正是極好的寫照。

在這之后，朱先生因病重幾次住院。我很想去看望他，但又怕打擾他。一直到前不久，我聽說朱先生用了一種什么新的藥，病情有所好轉。正好我寫的《中國美學史大綱》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要把這本書送給他。我知道他的病情已不允許他再讀書，但是我想他看到這本書出版，一定會很高興的。這才下了決心，到朱先生家里去看他。那是3月2日，星期天。我進到客廳，朱先生用緩慢的步子從里屋出來，聽說我把新出的書給他送來，果然十分高興。他在藤椅上坐下，雙手撫摩著這本書的封面，又翻動著書頁，不住地說：“謝謝！謝謝！”他還問我這本書是哪個出版社出的。我怕時間長了會影響他的身體，交談了幾句，就起身告辭。臨別時我對朱先生說：“朱先生多保重身體，過些時候您身體恢復了我再來看您！”朱先生笑容滿面，握住我的手，又不住地說：“謝謝！謝謝！”

想不到這竟是最后一面！離我去看望他不過兩天，朱先生的病情突然惡化。搶救無效，終于在3月6日清晨辭世。

我又想到了那幅油畫：《永恒》！人的精神確實可以永恒。朱先生勞作一生，一直到88歲的高齡仍然每天握筆，沒有片刻的停頓，現(xiàn)在他離開我們走了。但是那“春來怒抽條”的大樹的形象，那夕陽微靄中彎著腰的拾穗者的形象，那耗盡生命撲倒在自己創(chuàng)造的偉大藝術品面前的工匠的形象，在我心中永遠不會磨滅。在我今后的生命途程中，他們將伴隨著我，照亮我的內心，激勵我去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和人生境界。

（原載《群言》1986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