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人類應對自身風險的社會化機制，社會保障從最初的應急性措施逐步成長為不可或缺的重要社會制度安排和國家現代化的標配，走過的是一條從慈悲到正義之路。在這一發(fā)展進程中，是人類樸素的理想，如孔子的大同社會論、柏拉圖的理想國等，滋潤著古代的救災濟貧、助孤恤弱等社會保障實踐，而社會保障實踐又為社會保障理論的形成與發(fā)展提供著豐富的養(yǎng)分，進而成熟的社會保障理論構成了社會保障制度成熟的基本條件。回顧近100多年來，現代社會保障發(fā)展史已經證明，沒有成熟的理論，不可能產生成熟的制度。俾斯麥、羅斯福、艾德禮先后因首創(chuàng)或建成現代社會保障制度與福利國家而影響了本國乃至整個世界發(fā)展進程，支撐其行為者，即是施穆勒等人的社會改良主義、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張，以及推崇普惠、共享的貝弗里奇報告；反觀有的國家，因缺乏成熟理論支撐，其社會保障不是建制難成，就是改革難竟全功，甚者誤入歧途、遺禍后世；國際上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表明了理論與實踐的內在關聯(lián)性。

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發(fā)展無疑是需要理論的。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保障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之上，內化于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之中，它以城鎮(zhèn)國有單位和農村集體組織為依托，以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為后盾，強調國家—集體—個人利益一致，各種社會保障措施都是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的具體體現，億萬人民確實受惠其中，但因新中國是在一窮二白的戰(zhàn)爭廢墟上建立起來的，發(fā)展落后、財力薄弱，加之人口急劇增長，不要說支撐起一個高福利的社會，即使溫飽問題也難以真正解決好。改革開放后，我國確立了市場經濟取向，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城鎮(zhèn)國有企業(yè)改革與勞動體制改革的推進，使中國原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失去了組織依托與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與社會結構的分化，又對社會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安排產生了急切的需求。在這種形勢下，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進入全面改革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視和積極推動下，我國采取試點先行、漸進探索的策略，全面實現了社會保障制度的轉型，逐步建立起了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能夠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相適應的新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堪稱人類社會保障發(fā)展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然而，我國學界對于社會保障的關注卻遠遠滯后于社會保障的制度實踐，直至1998年，社會保障才正式被列入管理學門類公共管理一級學科下，作為一門獨立的二級學科得以產生。

盡管社會保障實踐為這門學科的發(fā)展提供了豐富資源，但是長期以來理論總結的滯后、理論指導的缺失確也使得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缺乏較為完整的規(guī)劃。有鑒于此，筆者于2007年4月提出應當從戰(zhàn)略高度組織開展中國社會保障改革與發(fā)展研究，中央領導兩次作出十分重要的批示，“中國社會保障改革與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項目得以正式啟動。在先后分管社會保障工作的領導同志的直接支持和多個相關部門的積極配合下，最終完成了凝聚國內200多位優(yōu)秀學者心血與汗水、具有高度理論價值與前瞻性的中國社會保障改革與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成果，為推進中國社會保障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此項目研究有效地聚集了學術力量，2009年我和參與戰(zhàn)略研究的核心成員形成了一個以理論研究為旨趣、以實現民生福祉為目標的學術共同體——“中國社會保障30人論壇”。2015年2月，在“中國社會保障30人論壇”的基礎上，經國務院批準、民政部注冊，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正式誕生。學會以公平正義、共建共享為核心價值取向，以促進理論繁榮、助力制度建設、推動學科發(fā)展、引領實務創(chuàng)新、參與國際交流為成員的共同使命，旨在為建設一個可以維系國家長治久安和不斷提升人民福祉的社會保障體系而作出積極有益的貢獻。中國社會保障學會的建立與發(fā)展，聚集了全國社會保障及相關領域的1000多位專業(yè)人士，發(fā)現和培養(yǎng)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中青年學者，為中國社會保障研究注入了活力與動能，中國社會保障理論研究也進入了日益繁榮的新階段。做這樣一個簡要的回顧，是為了說明中國社會保障學科建設是近20多年新生的事物，而有組織地推動社會保障理論研究更是近10多年的事情，這應當是中國社會保障理論研究發(fā)展滯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急起直追，加強社會保障理論隊伍建設，著力推進社會保障理論研究，為中國特色社會保障新制度文明的創(chuàng)立作出學界應有的貢獻。

席恒教授作為2007年參與中國社會保障改革與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2009年參與中國社會保障30人論壇、2015年參與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成立的核心成員之一，在社會保障理論研究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他一直顯示出濃厚的社會保障理論旨趣與學理功底，其所具備的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多學科背景和研究視野，更使其對社會保障的理論問題有著獨到見解，而這些理論觀點不僅見諸他幾十年的學術研究生涯之中，更構成了其新著《社會保障理論：發(fā)生機制與政策邏輯》的主軸。本書將社會保障制度視為不同主體的合作生產過程，并以不同主體合作生產中的合作收益為主線，以合作收益的最大化和合作收益分配的合理化為基本問題，以社會保障事務的發(fā)生機制分析為基礎，以社會保障政策邏輯研究為核心，通過社會危機、社會風險、社會福利的生成機制和相應的政策機制、管理機制的系統(tǒng)分析，為社會保障的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理論分析視角。

《社會保障理論：發(fā)生機制與政策邏輯》以老年風險、健康風險、職業(yè)風險、貧困風險等社會風險的形成機制作為切口，基于合作生產力函數—合作收益分配函數的分析框架，通過構建養(yǎng)老金生產函數、健康生產力、家計生產力函數、社會福利函數等分析函數，對社會保障事務的發(fā)生機制進行了全面分析，并將政策變量引入了分析函數，使社會保障事務的研究具有了相對清晰的政策邏輯；將“公平正義、互助共濟、合作共享和協(xié)同高效”作為社會保障的基本理念，并從“社會生活、社會政策、社會研究”等三重面向理解社會保障，強調只有關乎社會生活的社會政策和社會研究才能回歸社會保障的本質，拓展了社會保障研究的視野；將不同利益主體合作生產中的權益保障作為社會保障的基本目標，提出了不同責任主體在合作生活過程中“責任共擔、責任分擔、責任獨擔”的責任機制，并將“權益共享、權益分享、權益獨享”作為實現不同主體在社會保障中合作收益的基本路徑，符合社會保障的基本規(guī)律。本書重視社會保障與社會經濟運行系統(tǒng)之間理論與實踐中的互動性，將對社會保障事務的分析嵌入社會經濟運行系統(tǒng)的背景下，總結了社會保障與經濟發(fā)展的良性互動機制和運行機制，防止了“就社會保障問題談社會保障問題”的片面性與孤立性，為社會保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約束條件分析的基本思路；將公益慈善事業(yè)、社會工作與社會保障相融合，拓展了社會保障的研究視野；關注了社會保障制度運行與管理的理論問題，高度凝練地提出了社會保障制度運行過程中“制度設計、經濟支持、服務供給”的三要素，“保障人群、保障項目、責任主體”的三維度，“對象體系、項目體系、層次體系”的三體系。本書在“資源整合、流程設計與質量控制”的社會保障管理基本問題下，以社會保障經辦管理、基金管理、社會保障監(jiān)督為對象，探討如何建立協(xié)同高效、安全規(guī)范的社會保障管理與治理體系；深入探討了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中國社會保障的運行邏輯，并將其置于世界社會保障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之中，在“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統(tǒng)一”的基本理路中提出了“約束條件下的適應性選擇”“社會權利范式與結構功能范式的內在平衡”等卓有見地的理論觀點，探討了社會保障實現分配正義的基本思路。

中國社會保障的豐富實踐，為中國學者提供了異常豐厚的研究沃土。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以中國社會保障實踐為樣例，以理論總結歸納社會保障的運行規(guī)律，以社會保障理論創(chuàng)新指導中國社會保障的實踐，并為世界社會保障學科的發(fā)展作出與中國地位相匹配的貢獻，無疑是中國學者應當肩負的責任與擔當。但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往往忽略不同社會制度及其政治經濟文化等關鍵要素對社會保障的深刻影響，偏重經濟視角和運用計量技術工具來闡釋社會保障理論與政策，更有意或無意地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形態(tài)虛無化，似乎只有歐美式的思維定勢、話語體系及研究結論才是標準答案，這種價值理性喪失、工具理性泛濫的現象，客觀上阻礙了社會保障理論的創(chuàng)新，也影響著中國特色社會保障政策及其實踐的發(fā)展，更遑論基于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變革與發(fā)展的偉大實踐形成能夠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保障新制度文明的成熟理論體系。相信《社會保障理論：發(fā)生機制與政策邏輯》一書的出版，能夠為中國社會保障的理論研究帶來一絲學術新風，為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理解社會保障運行機制和政策邏輯提供思路與啟發(fā)，更希望本書可以引發(fā)學界關于社會保障理論的爭鳴，繁榮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保障新制度文明的理論體系。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本文系作者為席恒著《社會保障理論：發(fā)生機制與政策邏輯》（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所作的序言，刊發(fā)時有所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