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先生在《中古文學史論》中，有一個重要的研究成果：魏晉時期，中國人意識到死的嚴重性，這是文化進步的結(jié)果。魏晉時期的文人，先是吃五石散，企圖延長生命，后來發(fā)現(xiàn)不管用，就拼命喝酒。他們認為既然不能提高生命的長度，便去提高生命的密度。

有了這樣的研究結(jié)論，再加上王瑤先生超乎常人的客觀和理性態(tài)度，他清醒地思考過自己的死亡問題：“我現(xiàn)在年紀大了。不干呢是坐以待斃，干呢是垂死掙扎。垂死掙扎比坐以待斃好！”這段話是王瑤先生創(chuàng)造的名言之一，在某一特定范圍內(nèi)頗為流傳。王瑤先生說過不少“世說新語”式的名言，有的現(xiàn)在還被人引用，而他已經(jīng)故去30多年了。

作為王瑤先生的學術(shù)助手，錢理群聽了這段話還專門寫過一篇文章，由此聯(lián)想到“凍滅”與“燒完”。這兩個詞語，均出自魯迅先生的《死火》。

魯迅真是天才，創(chuàng)造出“死火”這樣既自相矛盾又意含豐異的意象。它是火，有火的形狀、顏色、光焰，卻被凍在冰里，如果不給它溫度，它將被“凍滅”；如果給它溫度，它會重新燃燒，但也會“燒完”。正如王瑤先生所說的“坐以待斃”和“垂死掙扎”。

周作人寫過一篇《死之默想》。文章寫得安靜平和，只是把死當作一個抽象的問題來談，與自己的實際體驗毫不相干。其實他是很怕死的，日本人占領(lǐng)北平之后，他被人刺殺過一次。據(jù)考證，行刺者是青年學生組成的抗日殺奸團的成員。他們的武器太差，沒什么殺傷力，子彈打在周作人胸前的扣子上，竟沒穿透。大夫告知沒有生命危險時，周作人高興得跳了起來?？梢娝奈暮腿耸欠珠_的。

人老了，會更清晰地感到死亡的逼近，對此也格外敏感，作家更是如此。

孫犁先生晚年時，有關(guān)機構(gòu)要給老作家錄音，作為資料保存。來者打開錄音機，說：“留下您的聲音。”孫犁聽了很不舒服。本來這是一句平常的話，但在孫犁的意識里，仿佛在暗示死亡的臨近。

孫犁先生的《耕堂劫后十種》出全了，出版社做成一函，送給孫犁。他看見編輯抱著書走進來，心里在想：這不就是我的骨灰盒嗎?可見死亡的陰影時?；\罩在他的心頭。哪怕再不愿想到它，它還是會不期然地冒出來。

汪曾祺先生寫過一篇《七十述懷》。文中說：“我并不太怕死，但是進入七十，總覺得去日苦多，是無可奈何的事。……看相的說我能活九十歲，那太長了！不過我沒有嚴重的器質(zhì)性的病，再對付十年，大概還行。……活著，就還得做一點事。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說集，把《聊齋新義》寫完，如有可能，把醞釀已久的長篇歷史小說《漢武帝》寫出來。這樣，就差不多了。”他把自己剩下的時間安排得清清楚楚，真到了生命垂危之際，也態(tài)度坦然。

1997年，汪曾祺因食道破裂大出血被送醫(yī)院搶救，危險過后，老朋友來探望他。他心平氣和地說：“昨天晚上，說過去就過去了。”

一絲慌亂都沒有。幾天后他就去逝了，享年77歲。

史鐵生20歲左右腿就壞了，不能行走，后來又得了腎病，每周透析三次。在長期毫無希望的疾病折磨中，他對死亡有更痛切的思考和感悟。在《務虛筆記》中，他這樣寫道：“死，怎么可以把一個人那么多那么多不容輕蔑的痛苦、愿望、期盼，也許還有幸福，就這么迅速、簡單、輕而易舉地統(tǒng)統(tǒng)化為了零呢?死亡是什么?還有靈魂，那個剛剛離去的靈魂這會兒在哪兒?”

即便不能感同身受，也多少可以體會到這樣一個被疾病折磨了幾十年的人活得有多么艱難?？伤匀辉鲪核劳?，所以才能發(fā)出如此撕心裂肺的追問。

是的，人一死，整個現(xiàn)實世界都不再與你相關(guān)。你全部的經(jīng)歷，你的苦樂悲歡，你內(nèi)心的向往，頓時煙消云散、化為烏有。即便能名垂千古，那個“名”又與你何干。更不要說那些寂寂無名的普通人，一旦死去，除卻在親友中尚存漸行漸遠的記憶之外，就仿佛不曾存在過一樣。

死是人面對的最大的虛無。

世界上，大概只有極少數(shù)的智者和生命力格外強悍的人，才能坦然面對死亡。

魯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去逝，此前的9月5日寫了《死》一文。文章從印制珂勒惠支的版畫請史沫德黎寫序說起，說到珂勒惠支40多歲就以死亡為主題，說到中國人對死的態(tài)度，說到自己的病將不治，說到遺囑，說到那句著名的“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一個人寫文章的心態(tài)是沒法造假的。我們常常以為魯迅先生的文章短促鋒利，而很容易忽略他迂徐舒展的一面。他自知病將不起，而且寫的就是死和安排死后的事情，仍能意態(tài)閑逸，可見他確實是死的“隨便黨”。

去逝的前兩天，即1936年10月17日，魯迅先生還寫了《因太炎先生想起的二三事》，文章未成，便撒手人寰。從魯迅先生去逝后的遺照和面模上看，他已瘦得不成樣子。然而死亡的逼近并未影響魯迅的心理狀態(tài)，他仍然在寫作。

這種幾近不可思議的情形并非只發(fā)生在魯迅一個人身上。王富仁教授是中國第一位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博士，也是魯迅研究專家。他的博士論文被認為是新時期魯迅研究的重大突破。說他是魯迅精神的繼承者，大概不算是無根之談。他40多歲的時候就跟我說過：假如自知命將不久，就去講課。我聽了大惑不解，講課有那么重要嗎?

王富仁教授70多歲的時候查出罹患絕癥，在北京住院期間，還要飛回南方去講課。我也是大學老師，深知講課所要消耗的體力和精力之巨。但我也由此理解了王富仁教授，他要把自己全部的知識貢獻給社會。在去逝的前一天，他還在讀一本俄羅斯文論。王教授的真誠、質(zhì)樸和對人民深厚的感情，以及作為一個學者的深刻與犀利，都是難得一見的。

讓自己生命的每一刻都有價值。這大概就是魯迅先生以及受他影響的人的生命觀。

魯迅先生和王富仁教授對死亡的態(tài)度，對我是一個巨大的困惑，他們是用什么力量超越了人的求生本能和對死亡的恐懼的？

世界上大概只有兩種人能夠坦然地面對死亡。一種是天生的達觀，如王瑤、汪曾祺，王瑤樂觀而自由，汪曾祺恬淡而灑脫，這都來自天性，是學不來的。另一種是魯迅和王富仁，他們對生命的思考達到了更高的境界，故能擺脫生命情感的束縛，可以俯瞰生死，平靜面對。

從自然人性的角度上講，怕死并不可笑。只是在“向死而生”的人生路途中，多少能擺脫一點對死的恐懼，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也是至為難得的。

（作者單位：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人文與發(fā)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