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亂世而想堅守赤子之心，大抵會成為不合時宜的人，其意見就總會與時人之潮流相左。這位理論建樹格外謹慎周全之人，在最初日軍覬覦、國運之戰(zhàn)不可避免時，卻剛烈無比，堅決主戰(zhàn)；甲午海戰(zhàn)慘敗后，不僅在公開發(fā)表的《原強續(xù)篇》中直指一個“和”字亡了北洋（水師），而且如同火山爆發(fā)般噴涌寫出《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文章、譯出《天演論》，在國家危亡之際從文化根柢處直指國弱民貧之根源。戊戌變法時他又寫出萬言長文《擬上皇帝書》，連載于其所主辦的《國聞報》上，勸誡光緒對外要“聯(lián)各國之歡”并與“有義之國”建立同盟關系，對內要“結百姓之心”“君臣上下，日見相親，撫循教訓”。有輔國安邦之大才，卻從無運籌帷幄之機遇，連自己的意見都未能呈送至決策者手里的他，只在戊戌變法的最后幾天才有機會應詔面見光緒帝，然后就眼睜睜看著變法被撲滅，繼而又無奈目睹庚子禍起，中華變亂。痛定思痛后他開始從政治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法學等多角度選取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思想和著作進行譯介，1900—1910年間，他以《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等七部中譯世界名著，向國人全方位地介紹現(xiàn)代社會、現(xiàn)代國家如何實現(xiàn)富而強的原理，大幅度地提高了民智，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鄒容、魯迅、胡適等一批時代精英思想者。

此人正是被稱作近代中國“西學第一人”的嚴復，他給古老中國取來了現(xiàn)代西方文明的火種。毛澤東曾稱贊他是“中國共產(chǎn)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李克強總理評價他說：“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記住嚴復。嚴復學貫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國人。他向國人翻譯介紹西學，啟蒙了幾代中國人，同時又葆有一顆純正的‘中國心’。”李澤厚這樣評價嚴復的歷史地位：“嚴復于是成了近代中國學習和傳播西方資本主義新文化的總代表，成了中國資產(chǎn)階級最主要的啟蒙思想家……這種啟蒙影響和作用不只是在戊戌時期和對改良派，更主要更突出的是對后幾代的年青的愛國者和革命家。”

開中國近代思想風氣之先的嚴復，卻又是個不合時宜之人——因其西學背景而在注重科舉功名的清末官場成為邊緣人物，胸懷雄韜大略，卻苦于英雄無用武之地。而立之年，他不得不轉向科場覓取功名，前后四次卻都鎩羽而歸。年屆不惑，他在亡國滅種的眉睫危機下作《天演論》，以社會達爾文主義鼓蕩國人奮起抗爭；但在后來軍閥割據(jù)、混戰(zhàn)亂國之時，他又默不作聲甘心聆聽辜鴻銘的當面指斥：實乃國之罪人；《天演論》一出，人人只知物競而不知有公理，導致兵接禍連。他以時人無出其右的西學背景而熟知現(xiàn)代國民國家的內在機理，因此早在1895年《原強》中就提出“自由為體，民主為用”；但在共和肇成之際卻因感喟于議會政治之混亂無序和人心欲求失守，帶頭發(fā)起了“尊孔讀經(jīng)”運動。他憑借早年留學英國時對西方社會的悉心觀察而深刻認識到：中國之所以積貧積弱，乃在于君主專制、人民愚弱而無權利意識，因此他極為堅定地主張憲政以保障自由、平等，保障人民的權利；但在共和制逐漸深入人心之際，他又被“洪憲帝制”風波裹挾進去，而成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正是由于以上這種種在常人看來倒錯以至于不合時宜的行為，嚴復被時人詬病為早年開風氣之先、晚年卻趨于保守落后，早年全盤肯定西學、晚年又回到封建主義懷抱中去，其思想道路更被不理解者譏為“S”形。

其他暫且不表，這里只來詳細看看，這位不世之材到底因何緣故如此不合時宜，何種追求驅使他不計名節(jié)去做這樣一位背離時代潮頭的“怪人”。

其一，堅持溫和改良而反對革命，即使在戊戌變法被殘酷撲滅后世風急轉、“咸與革命”風潮大作之際，嚴復也依然反對激進革命。他認為社會演進是個復雜的過程，不循序漸進而急求成果，往往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禍亂，這是嚴復終其一生的堅定立場。

其二，堅持君主立憲制而反對共和，即使在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后也不改其初衷。所以袁氏當國時嚴復在半裹脅之下而進入“籌安會”，這也并非全都是懾于袁氏淫威，內中大概確有嚴復的深層思慮：國人難于適應共和，地方權力相爭導致架空中央，倒不如君主立憲制，或許更有利于社會平穩(wěn)有序轉型。卷入“洪憲帝制”風波，實在是以“群”為宗旨的嚴復不得已的被動選擇。

其三，堅持自由、平等、法治等現(xiàn)代性價值。嚴復早在1895年就提出了“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主張。須知，君主立憲在當時也是實現(xiàn)現(xiàn)代社會轉型的通衢大道。嚴復一生不改其現(xiàn)代性價值觀。

其四，堅持現(xiàn)代性價值下朝向現(xiàn)代國民國家的陽關大道，反對分裂國家民族的愚昧激進的狹隘民族主義。為此嚴復高度警惕“驅除韃虜”的革命口號，并不惜與借所謂民族主義動員革命的激進派展開往復論戰(zhàn)，明確宣稱“民族主義將遂足以強吾種乎？愚有以決其必不能者矣”。

其五，堅持循序漸進、保障秩序的社會改良路徑，堅持從現(xiàn)代社會根基處（國民素養(yǎng)）入手來實現(xiàn)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轉型，一以貫之地主張通過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來推進中國社會演進。嚴復1895年就提出了這一主張，直接啟發(fā)了梁啟超的“新民”學說，對于社會精英階層開始注重國民素質教育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其六，堅持道德良心、堅持為國家為“群”致思，甚至不惜自身名節(jié)，終生秉持“己輕群重”的愛國心。嚴復以學術報國，是真正的愛國知識分子，他致思著文的立足點，從來都不是個人的名利，而是國家、民族和“群”。因此他也從來不懼修正自己的觀點，如晚年時對于當初在《天演論》中過度宣揚社會達爾文主義做過深切反思。

《天演論》是嚴復在甲午海戰(zhàn)慘敗于日本、國家危亡之際所“做”的，他為了鼓蕩“黃種人”合群保種，遂以“美洲之紅人”慘遭滅族案例來警醒國人，由此廣種社會達爾文主義于華夏。及至清朝謝幕、國內諸強各自擁兵自重，嚴復憂心國將不國，于是又期冀以“尊孔讀經(jīng)”來重建人心秩序和社會倫理，以糾正自己早年宣揚社會達爾文主義時“立論過猛”之失。

嚴復少年時因父亡而無力念私塾，遂考入福建馬尾水師學堂潛心修習西學，并因此而具備了惠及他一生的帶有科學主義、實證主義傾向的思維方式。但“一戰(zhàn)”的爆發(fā)和慘烈，使嚴復對其畢生向往的西方文明產(chǎn)生了強烈的懷疑，從而轉向本民族的文化精華，最終確證了中華儒學中“仁愛”“合群”的價值。

嚴復思想超前、理論透徹，卻又處在一個極為動蕩的時期，他堅守正道、反對各種趨時附會的淺薄謬見，并在狹隘民族主義激蕩時指斥其為宗法社會的原則，“彼徒執(zhí)民族主義，而昌言排外者，斷斷乎不足以救亡也”。在革命浪潮風起云涌時他又說，“未聞倡亂以圖自強者也，革命之談，作倡亂耶”。因為這些見解，嚴復越來越因為時世之變而成為維新同道及革命黨人眼中的不合時宜之人，以至于他“左右不逢源”“新舊俱不喜”。

嚴復的不合時宜不僅源于他所持守的中庸之道，更源于他對民族和社會的高度責任心。嚴復一生作為所體現(xiàn)出的品格和節(jié)操，乃是一種至為珍貴的國民人格。與一些不通西文、囫圇吞棗、食西不化的維新派相比，嚴復學貫中西，博古通今，開啟民智，譯書救國，他的著述成為維新派同道甚至革命黨人的思想武庫。

嚴復的優(yōu)勢遠遠不止于精通英文和早年就開始精讀西方經(jīng)典，更在于他從小習得的科學、實證方法論，這讓他始終具有穩(wěn)健務實、著眼社會現(xiàn)實的實踐傾向，這在他同時代人中極為少見。而探本溯源的理論能力以及深思敏學的思維品質，則是嚴復良好的家族基因給他的珍貴天賦。同時，嚴復未及弱冠即登艦實習，隨艦參觀過馬六甲、日本等地，很早就具有了國際視野，又在20多歲時赴英留學，得以深入觀察現(xiàn)代社會，因而具有對于現(xiàn)代文明內在機理的深透掌握。然而在郁郁不得志時，嚴復竟染上吸食鴉片的惡習。直到甲午海戰(zhàn)，其昔日同窗和學生們喋血海疆，這種強烈刺激終于讓已屆不惑的嚴復噴薄而發(fā)，寫下《論世變之亟》等振聾發(fā)聵的文章。嚴復于1895—1898年間的這些文章和著述，基本就是他關于中國社會現(xiàn)代轉型的總體綱領，而之后歲月里他精心選譯的系列西方名著則類似于其詮釋和注腳。

嚴復的思想理論如此具有前瞻性、眼界如此深遠和寬廣，以至于社會大眾很難理解嚴復，反而會覺得嚴復晚年走向了墮落和保守。但嚴復一生的行跡其實是一以貫之的，他懷著中華傳統(tǒng)讀書人“士志于道”的精神，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希冀中國繁榮、富強、文明。在必然到來的社會變革面前，嚴復既想努力促進社會演進，又極力想避免社會動亂；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實踐上，他既要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去喚醒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奮起競爭，又要以傳統(tǒng)儒教來修正《天演論》在中國社會內部所造成的副作用——“國人只知物競天擇，而不知有公理”，連鄒容《革命軍》一書的開篇，也是“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嚴復原本以社會達爾文主義來鼓蕩中國人整體對外、保種自強，但現(xiàn)實卻是對內的狹隘民族主義以及軍閥們的逐鹿中原、爭權奪利，這讓嚴復不得不以孔教、讀經(jīng)來匡復人心秩序，來“剿心中之賊”。所以嚴復思想歷程中的前后轉折，確有其不得不為之的時代因素。

知識分子的責任心極其重要。德國詩人海涅曾經(jīng)警告世人不要低估觀念的力量：“一位教授在他寧靜的書房里孕育出來的哲學觀念，可能毀滅一個文明。”正是出于對社會和民族的高度責任心，嚴復立論行文總是盡可能考慮周全、細致縝密、深思熟慮，不給后世留下禍患。嚴復對梁啟超等人不夠穩(wěn)健、頻“以今日之我難昨日之我”的為文態(tài)度甚為不滿：“敢為非?？上仓摚恢浞N禍無窮……”文章千古事，觀念塑乾坤，觀念和理論的偏差常常會有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的后果。但《天演論》中引入社會達爾文主義實在是為當時情勢所迫，之后被爭權奪利者所濫用，歸根結蒂，這也并非嚴復之過，而是當時中國社會廢除帝制后的連鎖效應——有實力者人人欲當皇帝，意圖問鼎中原。

1921年嚴復因呼吸衰竭而在深重憂患中撒手人寰，臨終時掙扎著寫下了這樣的遺言：“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事遇群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群重，更切毋造孽。”“己輕群重”訴盡侯官先生之衷腸，百年后依然催人淚下。借用前人評價海瑞之語：“即千萬言諛之，能加于此評乎？”

嚴復懷有一顆無比赤忱的愛國心，他從來都以民族、國家、社會為己任，早就將個人禍福放在一邊，甚至對于傳統(tǒng)讀書人最為看重的個人名節(jié)也都能置之度外。

嚴復辭世百年，他的思想對于當代中國社會的發(fā)展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他的襟懷與人格力量格外令人感佩。目前，有關嚴復的論著雖已不少，但相對于其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開創(chuàng)性地位來說，這些還遠遠不夠。希望更多中國社會科學界的有識之士能夠重視和參與對嚴復思想的深入研究，以期對嚴復的歷史性貢獻作出更為全面公正的評價。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