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笛長鳴

二次大戰(zhàn)時候，1942年春天，我路過浙江金華，住在一個小旅館里，等待長途汽車回重慶。一天晚上，汽笛長鳴，警告敵機來轟炸了。電燈全部熄滅。可是等了一晚，沒有聽到炸彈聲。

隔了一天，我的同事的女婿，一位駐金華的青年軍官，匆匆忙忙地來看我。他的丈人托他幫助我設(shè)法購買長途汽車票。他原來說，此事沒有把握。這時候他告訴我：“好了，準備行李吧，明天你大致可以動身了。”我喜出望外！可是他說：“要請你幫一個忙。”“幫什么忙呢？”我等待他的下文。

他說：“前晚，來的不是敵機，而是美國飛機。轟炸東京之后，飛來中國的轟炸機。這一批美國飛行員，今晚我們要宴請。沒有合適的翻譯，不得已想請你當個臨時翻譯。明天他們坐吉普車去桂林。你可以乘車同去，一路上為他們臨時翻譯?？梢詥?？”

他深恐我不肯。我呢，覺得機會好極了，當天晚上我坐在貴賓的旁邊，擔任翻譯，吃了一餐意外的晚餐。主人歡迎，客人答謝，都由我翻譯。這時候，我弄清楚了，美軍的領(lǐng)頭人叫杜立德。第二天，我和杜立德一同坐一輛吉普車，一路擔任翻譯，開向桂林。

五十年后

這件事，過去了剛好50年。那天第一次轟炸東京是1942年4月18日。最近，《人民日報（海外版）》連續(xù)報道：《昔日營救結(jié)厚誼，今朝異地喜重逢，五位中國老人在美受熱烈歡迎》；《布什總統(tǒng)祝賀中國老人和美飛行員重逢》；《美國防部長會見五位中國老人》。五位老人是當時曾營救跳傘落地的美國飛行員的中國老百姓。這些新聞使我想起50年前我跟杜立德和美國飛行員巧遇的往事，依稀似夢。

我記得，杜立德告訴我，他已經(jīng)40多歲了，可是身體強壯；像小孩一樣，他當我的面，蹦了兩蹦，證明他的身體健康。我們一起拍了照片，在“文革”中遺失。

我記得，敞蓬的吉普車，在崎嶇的道路上奔馳，風沙很大。我吹了風，咳嗽起來了。杜立德脫下他身上的皮夾克給我反穿，以便擋風。

我記得，車隊一路走了大約三天，經(jīng)過的盡是小城鎮(zhèn)，只有一個地方有小規(guī)模的招待所，其他地方都借住在天主教堂里。

他們告訴我：美國一艘小型航空母艦，載16架轟炸機，每機五人，偷偷地開進東京灣。飛機起飛后，航空母艦就開走了，飛機不復(fù)飛回航空母艦。事前同中國約好，對東京轟炸后，飛到金華，降落機場，把轟炸機全部送給中國。不幸中國方面把“時差”算錯了。友機當作敵機。燈火管制，無法降落。不得已放棄飛機，人員用降落傘下地。所幸人員全部安全，只有極少幾個人降落時受點輕傷（當時是這樣說的）。

杜立德的全名是 James H. Doolittle, 現(xiàn)在報紙翻譯為“杜利特爾”。我曾同他開玩笑說，你的名字叫“做得少”（do little),可是你卻“做得很多”（doing much）。

一到桂林，好像長夜漫漫，忽然天亮，什么都不成問題了。他們乘軍用飛機去重慶。我這個臨時翻譯也就向他們辭別，另乘長途汽車回重慶。

紐約重逢

戰(zhàn)爭勝利后，我到紐約。杜立德復(fù)員后在紐約殼牌石油公司當董事長。我打電話給他。他邀請我到他的辦公室敘舊，熱情招待我。他的辦公室用軟木裝飾墻壁，氣派豪華。他對我說：“時間真快，你見到的那些小伙子們，現(xiàn)在都禿頂了。”

第一次成功地轟炸東京，有重大的軍事和政治意義。不久，他晉升為地中海聯(lián)軍空軍總司令。50年后的今天，他以95五歲的高齡，住在美國加利福尼亞。我向他遙祝：萬壽無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