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來的晚，已是人間四月，仍有陣陣寒涼。在青海玉樹地震后的第四天，久臥病榻歷盡苦痛的陶大鏞先生以93歲高齡走了。他生命的最后六年過得格外辛苦，氣管切開，要用呼吸機，要用人工喉，但是他一直沒有垂危病人的昏迷失憶，只要來人探望，他就要打探經濟形勢，為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沒有能為改善農民生活盡力痛悔自責，暢談籌辦他的《太平洋導報》。

一年來，我經歷了人生中難以承受的親人的病痛離別，我視陶公為親人，未曾平復的心緒中又增添了新的傷痛。春風化雨，遙憶陶公當年，點點滴滴，并不因為他的離去而變得肅殺遙遠，依舊清新溫潤而綿長。

陶公，我們叫了近30年，從他不足70歲開始，正式的場合大家都叫他陶大鏞同志。他是著名的經濟學家，著名的馬列主義經濟學家，我們在陶公的麾下工作，正是經濟轉型、思想活躍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尤其在經濟界各種觀點的爭辯、碰撞、嘗試、探討，風聲正烈，大時代的轉折關口，經濟學家一定是在風口浪尖的，陶公正是在這樣的時候受民盟中央的囑托和新老盟員的信任，籌建創(chuàng)辦了《群言》雜志。他像一個青年人，帶著激動、興奮，傾注著滿腔熱忱，就在當時民盟中央所在地東廠胡同北巷古舊的平房院一間十幾個平米的辦公室里，帶著幾位從報刊退下來的老同志和幾個初入“茅廬”的新手從無到有地“創(chuàng)業(yè)”了。初時，陶公每周來三次，每一次都是那樣的興高采烈，圓瞪著眼睛，高聲說笑，無論聽到什么，他都喜歡驚奇地“噢——”，什么問題、困難、矛盾都不在話下，舉重若輕，迎刃而解。辦刊時的種種困難、矛盾、問題都要歸給陶公決斷解決。以后編輯部搬到了辦公樓里，雜志社的工作也逐漸有了條理和規(guī)范。陶公依舊每周來，每次樓道里響起長長的一聲“噢——”，大家知道陶公來了，自動集中到會議室，年輕而淘氣的往往會在例會上聽到尖銳、新穎或獨到的言論便學著陶公的語調接上一句“噢——”。幾位老同志原來都是在最著名的報刊任職最主要崗位的資深業(yè)內人，見多識廣，各有經驗，也各有主見，彼此間都有過耳聞也打過交道，花甲古稀之年聚首小小的編輯部，治大國，烹小鮮，各懷抱負，也個性迥異。學術之爭，理論之辯也有劍拔弩張的時候，一時間儒雅斯文的面孔漲紅起來，點煙的手也顫抖了，隨著真假陶公的這一聲“噢——”大家輕聲笑起來，干戈化玉帛，會場的氣氛活躍，舊話重提，也還有爭論，各抒己見，議論風生，但議而有決。最終總是成為了真正的君子之辯、理性之爭。這是那些年編輯部會議的風格，也是《群言》雜志自創(chuàng)刊以來一貫所倡導的群言堂的風格，在陶公輻射出的強烈氣場中，這種氣氛形成傳延著。

陶公有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厚樸專注，有中西兼修型學者的敏銳通達，更有新中國成立后一代新興知識分子行政領導者的智慧、胸懷、眼界和氣度。陶公的聲望和社會影響，為我們的工作帶來的不僅是便利，作者、讀者、編者對他的服膺是雜志良好運轉的基礎。他豁達耿直而不失圓通的領導才能和技巧，不僅使編輯部新老同志即使意見相左，觀點不盡相同，仍能和諧相處，通力合作；也使許多聲名卓著、性格狷介、門派不同“固執(zhí)己見”的作者能同時在雜志上平心靜氣地闡述一家之言，面對面地在座談會上暢所欲言。這當然不光是工作技巧，更是源于他的人格魅力。

陶公對國是民情的巨大的責任感和真誠的悲憫情懷滲透在《群言》雜志每一次專題座談會的選題及組稿中。遙憶陶公當年，頂風冒險不計個人得失堅持為三峽工程的論證鼓與呼，他傾力組織的三峽工程論證系列文章，作者的權威性，所論及問題的深刻程度，觀點之鮮明，態(tài)度之坦誠，情之深，意之切，視角和專業(yè)領域不同的多家之言，據理力爭，為工程的決策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理論依據，開啟了科學論證的先河。百年工程，千秋功業(yè)，任后世評說，也當有陶公涓滴之功。

陶公從不隱諱自己的觀點，態(tài)度鮮明，敢于擔當。對于“教育產業(yè)化”，他持堅定的不同意見：“教育不是商品，不能推向市場。”提起“人才市場”，他總會義憤地說： “為什么要叫市場？太不尊重人了！”后來改稱為“人才交流中心”，他寬慰了許多。

而從創(chuàng)刊號就開始的專題座談《尊重知識 尊重人才》一談再談，對人才對知識的愛護尊重是陶公心中最放不下的牽掛。許多位現在聲名顯赫的學界中堅，當年海外歸來小荷未露尖尖角，事業(yè)生活都還不穩(wěn)定，是陶公慧眼獨具，敏感地預見到改革開放的大業(yè)將需要大批承上啟下的有識之才，一再組織邀請他們來參加座談會，傾聽他們的心聲，反映他們的建議意見，用自己早年的親身經歷給他們以鼓勵，為他們的困難盡一己之力。初來時，一些人還怯怯的，稚嫩青澀，二邀三請幾次后，明顯地感到了他們的成長成熟。十年二十年過去了，他們提起《群言》，念起陶公，仍滿懷感情。

從國民黨“左派三教授”到1957年著名的“右派六教授”,陶公經歷過的冤屈磨難摧殘了他的身體，更無情地剝奪了他二十多年寶貴的時光。他因此格外懂得珍惜，從不花時間和精力去抱怨牢騷，學術觀點中的不同意見他也只限于學術范圍，凡事出以公心,從不斤斤計較于個人的恩怨得失。

在經濟學界，陶公的學術思想是獨樹一幟的，也是堅定的，成就有目共睹。在教育界，他是知名的教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他身居要職。在民盟中央，他是主要領導人。《群言》只是他眾多工作中的一項，是他眾多職務中的一個，但他為這本民主黨派的雜志所傾注的心力是毫無保留的。除了“噢——”，他還經常會說“昨天我洗腳的時候想起……”，“剛剛我在廁所想到……”他的腦子永遠在為工作轉動。雜志社事無巨細，從編輯方針、選題策劃、座談會人選，到每一個人的工作分工，甚至宴客的菜單，甚至辦公室的安排……他都掂量再三，不敷衍將就，連他的夫人牛平青大姐也因此而對我們每一個人都非常熟悉。那時我們常會用“廁所”和“洗腳”開陶公的玩笑，他每次興奮地提到好選題好作者，就有人小聲接下茬：“洗腳的時候想出來的。”陶公哈哈大笑，坦蕩可愛而溫暖。他的人事關系在北京師范大學，而他從《群言》的選題、定作者、審目錄、看校樣到宣傳發(fā)行，面面俱到，期期如此，卻從未拿過一分錢報酬。他的昂揚熱情和青年人都未必有的陽光心態(tài)，感染著我們，他毫無低級趣味、廉潔自重的正人君子之風，影響了我們的愛憎和對人生價值的判斷，影響著我們的工作態(tài)度，我們?yōu)樗W光真誠純正的人性而感動。在他身邊，工作著是美麗的。

每一年的春節(jié)，都能接到陶公的拜年電話，那時候是時興領導給下屬拜年道辛苦的，每次陶公都會用改良了的鄉(xiāng)音說：“替我問候你的那位比你大六歲的。”這成了每個除夕我最期盼的祝福。陶公重病之后再聽不到他的問候了，而無論在過去或今后的何時，一想到陶公，我都會發(fā)自內心地默念：“謝謝！”

我們沒有能力概括評價陶公一生的成就，也沒有資格為他的學術思想做門外的判斷，一葉落而知秋，一葉發(fā)而知春，陶公精彩豐富的思想之樹，我們只觸碰到了一小片葉子；在他繁茂碩果累累的生命之樹上，我們只陪伴見證了一葉的生發(fā)，一葉識陶公，這一葉也帶給我們生命中一抹永遠的綠色。

感謝陶公！牛平青大姐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