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秒爆破：一問邏輯

2016年9月10日凌晨，武漢大學工學部第一教學樓在三聲巨響后轟然倒塌。不過四秒，這座造型奇特的“變形金剛”灰飛煙滅。

非常巧，這天恰逢教師節(jié)。

據官方介紹，該教學樓屬于東湖南路環(huán)境整治工程的一部分，拆除是為了復原東湖南岸沿珞珈山優(yōu)美的自然山際線，原址將重新設計建造新教學樓建筑群。然而，這座“變形金剛”又是如何誕生的呢？1997年該樓由并校之前的原武漢水利電力大學開工建設，地面以上20層，樓高88.3米，面積3.85萬平方米，2000年投入使用。該樓由國家投資一億元建成，目下僅拆除經費就達1300萬元。校方稱，拆除原因為建筑體量和高度不符合2011年經國家批準的《武漢東湖風景名勝區(qū)總體規(guī)劃（2011—2025）》，該規(guī)劃是繼1993年東湖總體規(guī)劃第一次編制完成后的又一次全面修編。

一座耗資巨大、才使用了16年的建筑，當初非建不可，今天非拆不行。立與破，均經過反復論證與層層決策，當初是為了“向高度要空間”，改善教學設施，今天是為了建設“中國最美大學”，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都是為了千秋大計、長遠發(fā)展。是的，咱們中國人總說要“歷史地”看問題，所以似乎是，當初“違規(guī)”而建是對的，今天“超標”而拆也是對的。那么，誰來為這教師節(jié)的三聲“禮炮”買單呢？誰又做錯了呢？

看來都對，都有道理。我們是一個酷愛講道理的民族。所謂“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你去菜場買菜，小販也會振振有詞地告訴你，為什么今天的菜價會比上周翻了一倍。再往“格調”里說，我們經常會遇到這樣的人：你與他講物質，他覺得你應該講精神；你與他講精神，他覺得你應該講務實；你與他講務實，他與你講文化；你與他講文化，他與你講笑話；你與他講大局，他與你講細節(jié)；你與他講細節(jié)，他與你講八卦；你與他講認真，他與你講瀟灑；當你拍案而起，他與你講紳士；你與他講紳士，他與你耍流氓；當你退一步海闊天空，竟已立在懸崖邊上；他卻在黃鶴樓上看風景……

總之，跟許多國人講道理，需要一顆極其強大的內心。我們道理遍地，獨獨缺的是——邏輯。文化批評家朱大可寫過一部《流氓的盛宴》，從上層社會的“言之諄諄”與底層民間的“聽之藐藐”造成的荒謬斷裂，揭穿了流氓話語的無處不在。這正緣于整個文化生態(tài)的無秩序、無信仰和無邏輯。

為什么會這樣？簡單地說，這跟我們自古、自小便哲學精神圮廢直接相關。哲學是“萬樓之樓”。缺了哲學，科學、文化、教育處處塌方。哲學的本質是求真。真之不存，則一切虛有，則人是偽人，物是假物，品是劣品。

道理究竟不等同于邏輯。從“道理”上說，如果歧路亡羊可視作情有可原，如果亡羊補牢也算明智之舉，“亡羊”之過就可以輕易放棄追責了嗎？

邏輯絕不是所謂放之四海玩得轉的“辯證法”，更不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詭辯論。邏輯，意味的是理性的清明與責任的擔當。

那么，拿什么去填平我們邏輯缺失的溝塹呢？

法律可以勝任么？

四條呼吁：二問胸襟

今年9月13日，上海知名記者宣克炅在微博上發(fā)起四條呼吁，原文如下：“1.有犯罪記錄的絕對不允許進滬；2.工作滿一定年限后獲得相關待遇；3.超生家庭不得獲得相關入滬待遇；4.入滬前宣誓簽字：我愛上海，融入上海，來上海是為上海的繁榮穩(wěn)定平安和諧作出貢獻，絕不做任何對上海不利的事情，否則自動離開上海。你們同意嗎？”

小宣同志如此天真可愛，如此熱愛上海，如此精神“清潔”，實在令人“感佩”！事出有因。9月8日，浦東公安分局接到110報警，周浦鎮(zhèn)牛橋村有一女子昏迷。民警到場后將昏迷女子丁某（安徽籍）送醫(yī)救治。經偵查，9月11日，警方將實施搶劫的犯罪嫌疑人男子徐某（安徽籍）抓獲。丁某目前瀕臨腦死亡，生命垂危。9月12日，宣克炅參與了該事件的報道，次日便有了他的慷慨呼吁。一時，小宣的風頭竟勝過了丁某、徐某。

實際上，近年來宣克炅多次在網上發(fā)布這類排外宣言，每次還都能引發(fā)眾多網民的“歡呼雀躍”，其中亦有不少滬上的文化教育界人士。我也很能理解小宣，愛祖國、愛家園，咱誰也不希望有人來添亂，遑論是犯罪。只是令我非常困惑的是：

第一，如何判斷進滬人員的有罪或無罪？須知，“無罪推定”原則是國際通行的刑事訴訟基本準則，我國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過程中也不能逾越。如果要“疑罪從有”，那么要不就是在入滬之先就過一遍堂，要不就是讓外地人員舉著經司法部門認定的一紙“無罪證書”入境，否則總不能學古代在人家臉上刺字以證吧？

第二，“工作滿一定年限”方可獲得“相關待遇”，我不清楚這是什么特惠待遇。是允許買房？允許結婚？允許生育？允許開車？允許下館子？允許進劇場？允許給繳納“五險一金”？

第三，“超生家庭”不得入滬，難道是說人家孩子生的多，“犯罪基因”也異乎常人的豐富？那么，自嘲為“超生游擊隊”隊長的張藝謀，以后就對著自己拍過的老片子《搖啊搖，搖到外婆橋》，遙望上海望梅止渴吧。

第四，至于入滬前要做一番為上海作貢獻的宣誓，良愿是不錯的，只是火車站、機場、港口等處，恐怕得修改律條，增加安檢程序和工作人員，我看光簽字發(fā)誓還不夠，得錄音錄像，以留證據。難題有二：一是即便發(fā)了毒誓是否一定能杜絕犯罪？二是外國人士是否也照此辦理？

再有，如果是平民，我們該如何對待？如果是難民，我們又當如何對待？我們不能忘記，“二戰(zhàn)”期間，為了逃避德國納粹屠殺，25000名猶太難民飄洋過海來到上海，上海成為全世界唯一連簽證都不需要便可進入的城市，被譽為“東方的諾亞方舟”。

還有近在眼前的，9月4日，在杭州G20峰會新聞中心召開的發(fā)布會上，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指出，全球有6500萬人流離失所，這一問題在亞洲也很嚴重，G20集團都應承擔起責任。他呼吁：“我們需要解決迫使數百萬人口背井離鄉(xiāng)尋找庇護所的根本原因，G20集團有能力通過貿易、合作發(fā)展、為難民提供教育和就業(yè)機會等方式作出它們的貢獻。這是各成員國必須要做的。”

這就是胸襟。中國自明清以來的歷史屢屢昭示，任何激進的自愛，都是傲慢；任何傲慢的排外，都是狹隘。要想排外來之毒，首先得清自身之毒。上海不是“魔都”，中國也早已不是帝國。健康的胸襟，溫暖擁抱的是全人類的公平。

為此，我們可以選擇善良么？

四個孩子：三問慈悲

今年8月26日下午，甘肅省康樂縣景古鎮(zhèn)阿姑山村，年僅28歲的楊改蘭因貧窮和絕望，殺死自己的四個孩子后，服毒自殺。幾天后，楊的丈夫亦服毒身亡。四世同堂的八口之家僅剩下楊的父親和奶奶兩位老人。

虎毒不食子。有人詰難于當地的扶貧力度，有人卻揣測楊改蘭的心靈畸形。仿佛事不關己的人都占據了道德高地而雄辯滔滔。每每這樣的悲劇上演，就成全了一撥撥“勸善君子”的德性發(fā)揮。勸人捐款、勸人獻血、勸人學雷鋒、勸人做義工……可是勸善者往往我自巋然不動。殊不知，一切道德和尊嚴的底線，便是非公害與自主自覺原則。

對此，我也自慚形穢，努力抗拒著不要滑向某種“姿態(tài)”上的優(yōu)越。在當下全球都還未能普遍獲得免于匱乏和恐懼的自由之際，我想問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里又是怎樣的心態(tài)呢？這幾年，網上網下都在矯情地傳遞著一碗心靈雞湯：“聰明是一種天賦，而善良是一種選擇。”那意思是說，善良比聰明更難，所以選擇比天賦更重要。這碗雞湯“轉售”自亞馬遜創(chuàng)始人杰夫•貝佐斯的一次演講。不過，貝佐斯還警告過當心聰明反被聰明誤，人們卻只顧斷章取義了。

然而，善良是可以選擇的么？我以為，需要選擇的恰恰不是善良。當善良可以權衡斤兩，它就是貨架上的商品。真正的善良是天良，不假思索的天良，正如父母之于我們的與生俱來。而人們正在聰明的選擇中，把玩著智商、財商和情商的游戲，處處皆為“商場”。

好吧，如果我們不去糾結于“勸善”與“擇善”的悖論，能否換一個角度去看待我們胼手胝足的每個生命？我喜歡克爾凱郭爾的一句話：“每個個體都是有響動的影子。”電影大師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執(zhí)導過著名的“戰(zhàn)爭三部曲”，如說《辛德勒的名單》是一個人救一群人，《拯救大兵瑞恩》是一群人救一個人，則《戰(zhàn)馬》是敵我兩群人救一匹馬。是不是一部比一部更加高貴呢？

拿《拯救大兵瑞恩》來說，為什么一個普通的士兵值得讓另外八名士兵去冒死拯救？難道瑞恩的一條命就比他們的命更有價值？在中國的道德情境里，人們經常會質疑這樣的情形，一個大學生為拯救跌落糞坑的老農而殞命的行為究竟值不值得，合不合算？而拯救瑞恩歷程的無比震撼就在于，這條通往未知的生死之路，也是一條飽含著自我詰問與自我救贖的凈化之路。

斯皮爾伯格的“戰(zhàn)爭三部曲”，就是尊重生命的“救贖三部曲”。但是，有人會反駁我，中國沒有“救贖”的文化傳統(tǒng)，我們無法照搬。那么，我們再換一個詞——慈悲。

慈悲，自佛教進入中國2000年以來，該早已深入人心了吧。然而，在我們的歷史、現實和文藝作品中，很難感受到慈悲的情懷。比如戰(zhàn)爭，它經常被舉旗以國家大義、宏觀謀略，而且我們還不得不同意學者的某些“共識”，即戰(zhàn)爭客觀上也推動了地理的發(fā)現、民族的融合乃至文明的演進。可是結果不能掩蓋過程，目的也不能粉飾手段。如同一個人生了重病，促進了一門醫(yī)術的發(fā)明，我們自當感激科技的卓越，但你不能為了表揚醫(yī)術而去歌頌疾病。天地再大，一介細民也是他百分百的全部世界，“生靈涂炭”絕不能淪作塑造一個“黑包公”的泥土和顏料。如果我們能從一場戰(zhàn)爭中關切到渺渺個體在洶洶血火中無法忽視的吁求微光，則瓦礫廢墟上渴待重建的不獨是高樓大廈和制度機器，也是每一株野草可以放歌的晴空，是每一把耕犁可以喚來的春雨。

這，就是慈悲之心。慈悲，是高過萬法之法的正義之法與自然之法。我們亟待重拾的正是這顆尋常人家的慈悲之心。這尤其是我們藝術家創(chuàng)作的使命。藝術之道，在于“真”而不在于“相”。藝術創(chuàng)作必須實現歷史邏輯、生活邏輯向藝術邏輯的轉換，后者才是“真”，前者都是“相”。唯有這真，才是藝術之魅，才是普遍價值。真是美的前提，美是真的歸宿，臻于美而善必居矣。

能勇敢撥開云翳，于諸般空相中開顯人性真諦，即是舊中出新，也是常識所在。在中國，為人、行事、創(chuàng)作，最難最難是常識。不走過迢迢山水，熬過漫漫長夜，不可明此意。2014年，我曾在《群言》上寫過一篇《做一個有“常識”的人》。這常識，是邏輯、胸襟和慈悲，也是責任、公平與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