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作為最具代表性與綜合性的民族戲劇表現(xiàn)形式，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中國戲曲是中華民族藝術(shù)的文化標志，那么，京劇就是這一文化傳統(tǒng)中最具影響力的標志。

京劇形成、發(fā)育在北京。在上世紀20至40年代期間達到鼎盛期，四大須生、四大名旦是那個動蕩時代產(chǎn)生的耀眼明星。那樣的亂世，社會情勢波詭云譎，人心該是彷徨不定的，可京城里不乏態(tài)度雍容的看戲人，人們跑到戲園子里捧角兒，一出《搜孤救孤》，聽了余叔巖的，又聽孟小冬的，聽了孟小冬的，又聽馬連良的。同一個劇目不同的演員表演，各有千秋，帶給人不同的感受，這就是京劇的妖嬈迷人之處。

曾經(jīng)，京劇和城墻、古剎、牌樓、老字號、四合院以及生息其間、遵循著某種規(guī)矩禮數(shù)的民眾構(gòu)成了氣韻天成、渾然一體的獨特的京城文化氛圍，這種氛圍里包含著滿漢文化的交融，雅與俗的交融，更有南方與北方文化的交融。京劇、京城，還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三者相互纏繞，搖曳多姿。

京劇為人們演繹過無數(shù)的傳奇故事，而它自己的命運本身就是傳奇?；瞻噙M京催生出京劇的萌芽；上世紀30年代盛極一時，碩果紛呈；60至70年代有6出戲家喻戶曉，人人耳熟能詳，但卻是以毀禁所有傳統(tǒng)劇目為代價；80年代以降，西方文化洶涌而來，人們求新求異猶恐不及，京劇的鑼鼓絲弦漸成空谷回音。

無論我們怎樣的不情愿，也無論使出怎樣的招數(shù)，扶持也好，產(chǎn)業(yè)化也罷，都沒有能夠阻擋住京劇日漸衰微的態(tài)勢。即便當紅名角的演出也還是要靠拉觀眾填場子的，有限的觀眾中，絕大部分是老年人。沒有觀眾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生存都是問題，其國粹的地位和意義又在哪兒呢？

有人把京劇的衰微歸結(jié)為曲高和寡，殊不知昨天的京劇就是今天的流行文化。嚴格說來，京劇至多屬于雅俗共賞一類，甚至更偏俗一些，有些內(nèi)容可稱得上大俗。

《烏盆記》中以丑角應工的張別古一出場口吟打油詩曰：“人老三不才，尿尿（音suī）濕了鞋（音xiái）。聞風就流淚，放屁屎出來”，插科打諢，自嘲自諷。觀眾總報以哄堂大笑。

《大登殿》中，代戰(zhàn)公主和王寶釧之間的對唱“叩頭忙謝龍恩典。你為正來咱為偏。講什么正來說什么偏，姐妹二人俱一般，二人同掌昭陽院。做一對，一呀一呀哈哪一呀哈嗨呼嗨，鳳凰女，一哪一哈嗨，伴君眠，哪呼嗨……”，這樣的唱詞幾近不堪了。

事實上，在娛樂形式花樣翻新的眼下，從娛樂的角度看京劇，它帶給人們的樂趣也是十分有限的。倒是那些希望了解我們民族的歷史，探究中國真實的過去的人們，可以從京劇中窺見鱗爪。彼時的世道人心，社情民意，是可以在京劇里獲得無窮信息的。

如今，京劇的教化功能隨著京劇本身的勢衰也一并弱化，但其真、善、美的永恒主題，勸善懲惡，教化百姓，確也影響過一代又一代人。忠孝節(jié)義，因果報應，很多東西是直擊心底的。

臺灣的星云大師是一位在國際佛教界德高望重的領袖。他認為，京劇與佛教的梵唄借音聲講佛事有異曲同工之妙。他曾邀大陸京劇團到臺灣演出程派優(yōu)秀代表劇目《鎖麟囊》。

《鎖麟囊》演繹的是一個行善得報的故事。

登州富家千金小姐薛湘靈自幼嬌養(yǎng)任性，嫁前其母按當?shù)亓曀着慵夼畠烘i麟囊一只，內(nèi)貯珠寶。出嫁之日，花轎途中遇雨，進路邊春秋亭暫避；此時又來一花轎，轎中為貧女趙守貞，守貞因家境貧困，缺少妝奩，深感世態(tài)炎涼，不禁悲慟哭泣。湘靈聞知，慨然以鎖麟囊相贈，雨止分別。6年后，登州突發(fā)水災，湘靈在逃難中與母親、丈夫、兒子失散，流落萊州，受雇于盧家為傭，給少爺盧天麟當保姆。在一次陪天麟玩耍時無意發(fā)現(xiàn)當年的鎖麟囊，不禁悲傷難忍，悲聲為主婦所聞，追問緣故。經(jīng)盤問，湘靈方知盧家主婦即當年春秋亭所遇之貧女趙守貞；趙守貞亦認出湘靈即贈囊之人，敬如上賓。其時，湘靈家人亦一一尋訪至盧家，遂至一家團圓。

薛湘靈春秋亭憐貧濟困，其初并無望報之心；后來竟然投桃報李，巧遇被施之人，得到意外答報，雖屬偶然，也是情理所至。行善者終得善報，似乎是千古俗話，卻不失為至理。

此劇在臺灣演出時，每當演到湘靈慷慨解囊周濟趙守貞，趙守貞表示要問明恩人的姓名以便日后答報，薛湘靈立時言到“有緣相逢，何必言報”，這八字箴言立即引起全場數(shù)千僧眾的情感共鳴，報以長時間的熱烈掌聲。演到趙守貞面對落難的恩人3次讓座時，全場僧眾，特別是星云大師總是激動得熱淚盈眶。

星云大師請京劇團的演員參觀佛光山撫育院以及孤兒院、大學、中學、小學和佛教美術(shù)館。他說：“我從不勸人出家，我只希望你們記住四句話，那就是：‘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方便，給人希望。’你們演出的這些美好的京劇，正是表達了這四句話的含義，足見我們講佛與你們演戲完全是一個道理。”

除卻思想的承載以外，京劇所特有的中國式的情感表達之深刻也是其他藝術(shù)樣式所難企及的。無論家國情懷、憂國憂民、護忠鋤奸、思鄉(xiāng)念母、兒女私情，一代代反復詠唱，不斷被注入演員和觀眾的理解與情感，聲情并茂地直抵我們內(nèi)心。

一位戲迷朋友曾告訴我，他上世紀60年代被分派至陜西岐山縣秦嶺腳下的三線工廠，整天思念家鄉(xiāng)。一天夜里，空寂的廠區(qū)里突然響起高亢的京劇唱腔，竟然是《野豬林》里林沖的吹腔——

“大雪飄撲人面，朔風陣陣透骨寒……望家鄉(xiāng)，去路遠，別妻千里音書斷……”聽得他剎那間淚流滿面。

京劇里有些劇目似乎特別注意分寸的把握，因而顯得有趣，比如《武家坡》。本來，18年的夫妻分別，妻子寒窯苦守，一旦夫妻重逢，該是何等的悲喜交加？可你聽那薛平貴和王寶釧的對唱，在埋怨、傷感中，又充滿了詼諧和趣味。一出悲劇，仍舊隱含著一些喜劇的因素，戲臺上半真半假，無論悲喜都很有節(jié)制地流露著，讓人想到戲雖如人生，但看戲，看的還是娛樂，看的還是超脫通透。 喜歡聽戲的大多是老年人，這也許是和老年人生活經(jīng)歷厚重有關(guān)。一生風雨，有太多東西值得回顧與總結(jié)，戲曲中盡是人生故事，總有某一點和自己的經(jīng)歷相契合。北京正乙祠戲樓楹聯(lián)概括得好：

演悲歡離合，當代豈無前代事

觀抑揚褒貶，座中常有劇中人

老百姓在現(xiàn)實中無法企及的，有點寄托心理的，也常常會在戲曲中得到某些補償，戲曲有時可以給人帶來無可言喻的，一拍即合的心理安慰。

京劇曾經(jīng)給國人帶來娛樂、帶來教化、帶來心靈的慰藉，同時它也有需求，比如政策的扶持、宣傳力度的加強，而它最需要的是適宜的文化氛圍。在快餐文化當?shù)?，泛娛樂化盛行的當下，文化的危機四伏，人心浮躁，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內(nèi)涵，蔑視傳統(tǒng)文化卻又不知傳統(tǒng)文化的底蘊。這就是京劇所面臨的處境。

古調(diào)雖自愛，今人多不彈。

春夏之交，滿城風絮。走在京城的街巷里，驀然間有皮黃之聲響起，令人感到既溫暖又悵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