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的話劇舞臺上，《這是最后的斗爭》應該算是非常特殊的一部作品。其特殊性就在于，它以十分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表達了劇作家對于現實的認識和思考，從而與流行的娛樂風尚劃清了界限。

該劇選擇一個高級干部家庭作為其展開敘事的“典型環(huán)境”，主人公何光明與老伴陳雪梅都是離休老干部，他們有兩個女兒，三個兒子，該劇所講述的故事就發(fā)生在他們之間。那天恰是農歷除夕，孩子們陸續(xù)回到家中過年，言談話語之中已經顯露出大家對于社會現實的認識和判斷存在著深刻的差異和矛盾，各種價值觀念的沖突隨即在他們之間展開，有時甚至到了互不相容的程度。

看上去比較表面化的是何家老二，雖說他氣得老頭子兩次摔了拐棍兒，但他始終被限制在言說的層面，屬于牢騷太盛，怨天尤人。他和老頭子的沖突，雖很激烈，說到底也還是觀念和認識上的，老頭子的辦法也很簡單，打跑完事，眼不見，心不煩。但是，在整個劇作中，這個角色充其量只是老三何曉明的一個幌子，一旦何老三的問題浮出水面，他的使命也就隨之終結了。該劇的核心人物應該就是何曉明，他的行為不僅構成了舞臺上最核心的戲劇沖突，也寄托著劇作家的悲憤與憂思。

周小劍這個人物在劇中是作為何家的外甥出現的，但是，由于其母郭春蘭是何家的大女兒，戰(zhàn)爭年代寄養(yǎng)在老鄉(xiāng)家，隨養(yǎng)母長大，一直生活在農村，使得該劇也能觀照到底層社會這樣一個層面，透視了舞臺敘事的立體縱深感。不過，周小劍只能說是底層社會中的“這一個”，還不能說就是底層社會的“代表人物”，他更多的還是來自上流社會對底層民眾的某種想象。但他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和流露出來的對何家的仇恨及報復心理，卻“真實”地揭示了社會兩極分化所形成的新的不平等的社會關系，而構成這種社會關系的基礎，仍然是社會財富的占有和分配的不公正。

恰如劇作家自己所言，這是一部政治抒情劇，劇作家在這里“比較直截了當地抒發(fā)政治情感，抒發(fā)理想和信念”。當他用“理想和信念”觀照現實的時候，他看到了現實中令人傷心不已的“真實”。何家老頭子在這里做了劇作家的傳聲筒，他固守著自己的信仰和價值理想，他從下一代或更下一代的身上，看到了與自己所堅持的信仰和價值理想格格不入的東西，他或許想到了帝國主義曾經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但他拿不準這是否就是和平演變，此時此刻，他除了讓自己沉浸在革命的歲月里，享受那種精神的崇高感之外，對發(fā)生在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顯得無能為力。

劇作家的處境看上去并不比何老爺子好多少。換句話說，何老爺子所能觸摸到的思想高度，也正是劇作家所能達到的思想高度。固然，他的劇作很有些警世或驚世的作用，對于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問題也有較為深入的思考；他試圖把一切問題都歸結為信仰危機，在他看來，似乎只要重新喚起人們對“共產主義理想”的信仰，美好的歷史記憶就可能回到現實中來。他說：“我不希望我的這部作品成為共產主義者最后的‘絕唱’，成為共產主義理想最后的光芒，成為13億中國人關于理想信念的集體記憶最后的閃回……”他相信，只要“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他以《這是最后的斗爭》命名自己的這部作品，大約就體現了這樣的用意。

實際上，關于當今社會存在信仰危機的論斷，應該是最少爭議的，我們確實面臨著重建信仰和社會核心價值的任務。但是也要看到，無論理想、信仰，還是價值觀，都不能脫離社會發(fā)展給予我們的局限。在今天的中國，因為對現實的不滿，很多人懷念毛澤東，懷念毛澤東時代的清廉和公平，但很少有人愿意真的回到過去，人們對昔日計劃經濟帶來的貧困和種種弊端仍然記憶猶新，這是社會的主流意識。懷念“過去的好時光”，固然可以賺取特定人群的眼淚，也可以“政治抒情”，卻很難給人們的未來帶來希望。

中國正處在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上，中國共產黨作為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已經有了60年的執(zhí)政經驗，它再也不能回避從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轉變這樣一個巨大的歷史性的挑戰(zhàn)了。在如此背景下，我們重新思考理想、信仰、價值的問題，就不能仍是戰(zhàn)爭年代的那一套，還必須兼顧當下社會關系中各個利益集團的實際利益和接受的可能性。然而社會的重重矛盾，不滿情緒的積聚，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差距加大，欲望膨脹，腐敗叢生，官商勾結，資源壟斷，物質享受，拜金主義等等一切問題，確乎已不是呼喚過去的美好信念所能改變的。當下中國社會已經進入利益格局多元，社會群體多元，社會價值多元的階段，它需要的是健全的、民主的制度，以及信仰的社會化和思想的多元化。不能不承認，我們提倡的信仰確有令人神往的魅力，但也容易帶來意識形態(tài)上的某種保守和偏激。何老爺子已經老了，而我們的生活還很年輕。我們只能生活在當下，是不能生活在過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