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中國的文化瑰寶，之所以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其一，它是中國早期的西部大門、邊關(guān)重鎮(zhèn)，抵御著外族的入侵；其二，它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集散地，是與海外經(jīng)濟往來的樞紐；其三，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交匯點。但它的輝煌，更因其是中國佛教的圣地。數(shù)百年間，這里建有洞窟千余，每窟都有精美的壁畫和栩栩如生的雕塑。由于敦煌是兵家必爭之地，為避兵災，僧人將許多文化精品掩藏在洞窟之中。直到1900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這些精品才重見天日。

吾國學術(shù)之傷心史

在今敦煌博物館門口有一長形巨石，上書“敦煌者，吾國學術(shù)之傷心史也”幾個大字，落款是陳寅恪。有人提出，此非陳寅恪先生的原話，而是陳先生借用別人的話。但至少陳先生對此話是持贊同意見的。如果我們把這段話放到《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就不難看出陳先生對這話的態(tài)度了。那么，敦煌怎么就成了中國學術(shù)的“傷心史”呢？

19世紀末，印度、阿富汗已成為英國殖民地，沙俄的勢力擴張到了里海，英俄都在設(shè)法爭奪新疆，競相派探險隊進入甘肅、新疆，在探險的幌子下繪制地圖、發(fā)掘文物。世界四大文明的交匯點在敦煌和新疆，這里的文書文物會復活中國和世界許多被湮沒的往事。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六日，由于莫高窟（16洞窟）洞中的佛龕坍塌，顯現(xiàn)了一條裂縫，當時在場的道士王圓箓順著裂縫打開了一個密室，發(fā)現(xiàn)不到九平方米的洞中，竟然“佛典充宇，銅像盈座”。王道士取了部分寫本和佛畫，分贈地方官員和肅州兵備道廷棟，希望能申請到看守這些文物的費用。這時，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師爺蔣孝琬來到敦煌，斯坦因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前的這些東西實在太珍貴了！洞窟中不僅有保存相當完好的經(jīng)卷，還有絹畫和刺繡。他忙活了一天，竟然連目錄都來不及整理。直到第五天，他約王道士到“唐僧西天取經(jīng)”的壁畫前，對王道士說自己就是受玄奘的在天之靈所托，來取這批圣物的。他用40錠馬蹄銀“購買”了他選定的東西。雙方約定，這不是買賣，而是斯坦因給洞窟捐的“功德錢”。于是，斯坦因取走了60捆漢文寫卷和5捆藏文寫卷。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來敦煌，又盜取500余卷寫本。

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與助手奴奈特來到敦煌。此人精通漢學和藏文字，能用漢文、藏文對經(jīng)卷進行挑選。他專挑有外國文字的經(jīng)卷、釋藏以外的經(jīng)卷和有題記可供考證的經(jīng)卷。從那些被斯坦因認為無用的經(jīng)卷中，伯希和找到了價值不菲的東西。伯希和以每捆50兩的價格，竊取了6000多寫本和一些畫卷，裝滿了十幾箱，運回巴黎。他還將敦煌洞窟進行了編號，偷攝洞中精美的壁畫。他離開敦煌后，在北京展出了這些精品。至此，中國的學者們才知道敦煌的價值。于是紛紛上書要求學部電會甘肅官員，立即查封石窟，并將剩余經(jīng)卷悉數(shù)解往北京。然而，這些剩余的經(jīng)卷在押解的途中卻成了“唐僧肉”，押解的官員和沿途的官員雁過拔毛，將經(jīng)卷和繪畫竊為私有。到達北京后，剩余的經(jīng)卷再遭大員們的截留，各取精品私藏。等到了京師圖書館，僅剩余8697卷，且大部分已經(jīng)殘損。

除了英法之外，日本也組織“大谷探險隊”于1910年至1914年三次深入中國西北，其中一次即1912年到達敦煌，隊員中的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在敦煌待了八周，進行大量拍攝和調(diào)查。同樣從王道士處套購文物，劫走500余經(jīng)卷和一些唐代精美彩塑。

1914年至1915年，俄國奧登堡率考察隊進入莫高窟，歷時六個月，測繪了莫高窟的立面圖和平面圖，拍攝了2000多張照片；對窟內(nèi)精美的壁畫進行臨摹，同時還發(fā)掘了一些洞窟，從洞窟內(nèi)又找到一些文物，獲得一萬余件文獻殘片及佛教美術(shù)品；并從附近居民家中找到200多件寫本。更為嚴重的破壞是，1922年白俄軍官阿連闊夫率殘部逃至敦煌，被中國政府扣押，這些官兵對敦煌洞窟進行大肆破壞，形成了災難性的后果。

1924年，美國也組織了以哈佛大學為主的“遠征隊”來敦煌，此時的敦煌石窟已經(jīng)空空如也。美國人華爾納不甘心，將目標鎖定在壁畫和塑像上。他用涂著化學藥品的布覆蓋在壁畫上，剝下了20多幅唐代壁畫；并劫走數(shù)尊盛唐最優(yōu)美的彩色塑像。

在中國國內(nèi)的8000余件“剩余”藏品，引起了中國學者的關(guān)注和研究。羅振玉與王國維最早開始整理“敦煌遺書”，認為可以分為宗教經(jīng)卷和世俗文獻兩部分，宗教經(jīng)卷占80%，世俗文獻占20%，極為廣泛地反映了中古社會的方方面面，是研究中古社會的重要依據(jù)。

中國學者要研究敦煌，僅就國內(nèi)所剩余的敦煌經(jīng)卷和壁畫，是遠遠不夠的。須遠渡重洋，去英、美、法等國，既耗費時間，也耗費金錢，還得看人家的臉色。自己的瑰寶卻成了別人的東西，實在讓人不平，然而也無可奈何。

兩次到敦煌考察的向達教授

中外交通史家向達于1935年被北平圖書館派往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任交換館員，替牛津大學圖書館整理中文圖書。次年到達倫敦，在“不列顛博物院”研究從中國敦煌盜來的經(jīng)卷，當時英國人還沒有把這些盜來的經(jīng)卷整理編目。向達一面為圖書館工作，一面采取摘抄的方法，從1936年到1937年，他閱讀并摘抄了500件左右的經(jīng)卷，有時實在忙不過來，就用拍攝的辦法。一年后，向達由倫敦到達巴黎，在巴黎國家圖書館繼續(xù)研究該館所藏的敦煌經(jīng)卷，以及明清時期關(guān)于中國天主教的文獻，他還看到了伯希和盜走的經(jīng)卷。他每天起早貪黑去抄錄和拍照，同時還進行認真的研究，寫出了《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jīng)眼目錄》、《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記牛津（英國）所藏的中文書》（包括《永樂大典》12冊及《明書》200余部）。

向達先生在歐洲期間，以頑強卓絕的精神和一腔愛國熱情進行了大量工作，這不僅為他后來對敦煌的研究及對交通史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礎(chǔ)，也為后人對敦煌的研究提供了翔實的資料。他沒日沒夜地工作，恨不得把這些流落在國外的敦煌精品全部帶回祖國。1938年秋，向先生帶著幾百萬字的寶貴資料回到中國，先任教于浙江大學，后在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執(zhí)教，同時兼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導師。向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開設(shè)了“中西交通史”、“中印關(guān)系史”以及“中國史料學”等課程。在昆明，他住在靠近云南大學的靛花巷，與鄭天挺、傅斯年、陳寅恪、湯用彤等同住一院。之后昆明常遭日本飛機空襲，向先生不得不遷到昆明北郊的浪口村，這里離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在的龍頭村不遠，也方便研究生來他家中研討問題。

1942年，向達先生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推派，參加西北史地考察團，擔任歷史考古組組長，到額濟納河一帶和敦煌進行考察。向先生把家遷到四川李莊后，自己從重慶經(jīng)蘭州到達敦煌，這是他第一次到敦煌。在將近九個月的時間里，“朝夕徘徊于諸窟之間，縱觀魏隋李唐以及宋元之名跡”，感到“平生之樂無逾于此”，他在給曾昭燏的信中談道：“六朝諸窟，素樸莊嚴；李唐諸窟，雍容華麗。唐窟諸供養(yǎng)女像最佳，面容豐滿，儀態(tài)萬方，幾欲拜倒，真可稱為國寶！唯風水侵蝕，流沙擁塞，洞窟淹沒者，與年俱增。保護之舉，正不宜緩耳。”1943年，向達第二次來到敦煌，此時的敦煌一片凄涼。那個王道士早在十余年前就作古了，因無人看管，盜竊叢生，任人破壞。某個名畫家在一個大人物的支持下，在洞窟中臨摹壁畫，恣意損毀，還與前來勸說的向達先生大吵大鬧?？疾旖Y(jié)束后，向先生立即在重慶《大公報》發(fā)表文章呼吁敦煌千佛洞應(yīng)收歸國家所有，然后交給學術(shù)機構(gòu)去管理。向先生的呼吁得到廣泛關(guān)注和支持，1944年政府批準成立了“敦煌研究所”。

對于向先生的西北考察，西南聯(lián)大教授們給予了極大的關(guān)注。湯用彤、鄭天挺提出，擬以敦煌為抗戰(zhàn)期間歷史研究的唯一途徑。鄭天挺教授在給湯用彤教授的信中說：“今覺明開始于前，吾輩正宜追蹤邁進。”鄭先生所說的“吾輩”，不僅指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也包括中研院史語所，因為鄭先生當時正兼任著史語所的副所長,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歷史系以及哲學系的多位教授，都是史語所的研究員。鄭先生還說：“語言調(diào)查可在云南；若歷史考證，此后敦煌一路，其中未廣布未研究之文獻甚多，且其地為國際學術(shù)界所關(guān)注，關(guān)涉甚多。”之后，湯用彤致信遠在敦煌的向先生說：“北大有與中研院、中博院合作，在西北設(shè)立歷史考古工作站之意。”此外，羅常培教授在課堂上對學生說：“治中西交通史，就必須精通敦煌學。當今治敦煌學的權(quán)威，首推我校的向達先生。”

1948年，向達先生主持了由文科研究所主辦的《敦煌考古工作展覽會》，他自己收藏的敦煌千佛洞的拓本、史料也在會上展出，讓人們進一步認識中國的瑰寶敦煌。向先生對敦煌的研究一直沒有停止，寫下了大量著述。1954年，經(jīng)陳寅恪先生的推薦，向達出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

陳寅恪首次提出“敦煌學”

陳寅恪治學的重點在隋唐史，這就不可能不涉及敦煌。且陳寅恪到法國去找伯希和，是由于王國維的引薦。陳寅恪不會不知道伯希和在敦煌的所作所為。陳寅恪后來在給畢業(yè)生的贈言詩中有這么兩句：“群趨東鄰學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從中是否可窺見陳寅恪見到伯希和的心態(tài)呢？

伯希和從敦煌盜取文物回到巴黎后，對這些經(jīng)卷進行了研究，寫出了大量專著，因而在法國聲名大噪，甚至被“全世界漢學者奉為祭酒”。一些人公開揚言：敦煌雖在中國，但敦煌學在法國，甚至宣稱漢學在法國。

不可否認，陳寅恪的治學內(nèi)容及方法受伯希和影響?？v觀陳寅恪先生的學術(shù)生涯，他從伯希和那里帶回了三樣東西：第一，研究隋唐就要研究西北史地及民族，這正是當時國內(nèi)學者所欠缺的。因此他雖然執(zhí)教于清華，仍風雨無阻地堅持每周六進城到東交民巷向俄籍教師鋼和泰學習梵文。第二，陳寅恪在伯希和那里接觸到大量以敦煌文獻為主的各種新材料，拓寬了學術(shù)視野，找到了今后的治學領(lǐng)域。第三，學到了伯希和的治學方法和治學經(jīng)驗。

在清華國學研究院，陳寅恪與王國維交談甚多。此時，王國維是中國全面研究敦煌的大學者，而陳寅恪是從國際學術(shù)的角度來看待敦煌，比王國維的研究視野更高更寬。王國維去世后，陳寅恪成為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1930年，陳寅恪在為陳垣《敦煌劫余錄》所作的序文中首次提出“敦煌學”這一名稱，并指出敦煌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必將進入世界學術(shù)領(lǐng)域，并借他人之口說出“敦煌者，吾國學術(shù)之傷心史也”。陳先生的“傷心”大致有三：其一是敦煌之瑰寶 “不流入異國，即秘藏于私家。茲國有八千余軸，蓋當時垂棄之剩余，精華已去，糟粕猶存”。其二是中國對于敦煌學的研究遠遠落后于西方，中國有成就的研究者僅三數(shù)人而已，其著作能列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更少。其三是至今人們對敦煌學還缺乏深刻的認識，就陳垣書中所披載的8000余軸都需要進行學術(shù)的研究考證。從這篇序中還可以看出，敦煌學有別于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shù)，是具有世界學術(shù)價值的一門新學。

1928年，他致函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說：“近聞趙萬里言，見敦煌卷子有抱樸子，并聞李木齋亦藏有敦煌卷子甚佳者，秘不示人。”為此，他提出建議，“若以政府之力強迫收買，恐李木齋懷恨在心，暗中扣留或損毀……應(yīng)再與李木齋磋商減價”。他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后，撰寫了大量研究文章，還為清華中國文學系開出一門課“敦煌小說選讀”。這里說明一點，陳先生不信佛，他研究佛教，是為了治“不古不今”之史，而研究歷史，是為了汲取其中的教訓。

陳寅恪到西南聯(lián)大后，兩大箱書在越南被竊，而寄到湖南親友家中的書又被戰(zhàn)火所焚。他一方面四處借書，另一方面憑借記憶撰寫出了《狐臭與胡臭》《順宗實錄與續(xù)玄怪錄》《敦煌石室寫經(jīng)題記匯編序》《讀洛陽伽藍記書后》《秦婦吟校注》等。陳寅恪先生對于敦煌學的貢獻，還應(yīng)包括敦煌文學與比較文學，以及敦煌佛學、敦煌藏學、突厥學。

40年代，張大千在成都舉辦敦煌畫展，陳寅恪受托作文曰：“寅恪昔年序陳援庵先生敦煌劫余錄，首創(chuàng)‘敦煌學’之名。以為一時代文化學術(shù)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學今日文化學術(shù)之主流也。凡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向覺明先生撰唐代俗講考，至藝術(shù)方面，則猶有待。大千先生臨摹北朝五代初發(fā)現(xiàn)莫高窟時取了許多西藏文卷子，對于研究唐和吐蕃的史料猶可寶貴。其初存于印之壁畫，介紹于世人，使得窺見此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圍，何況其天才特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chuàng)造之功，實能于吾民族藝術(shù)上別開一新境界。其為‘敦煌學’領(lǐng)域不朽之盛事，更無論矣。”

1962年，竺可楨到中山大學看望陳寅恪，他在日記中記載，陳“雖目盲而談笑風生”，談到英國，“云人只知英博物館有莫高窟的漢簡，而不知里奧斯坦度的政府機關(guān)，現(xiàn)不知在何處。曾函科學院圖書館，但迄無回信。我允回京后一查”。次年，陳寅恪準備寫一部唐代玄奘西去印度取經(jīng)的歷史，很希望與向達合作。1964年，向達來廣州就所寫《〈大唐西域記〉校注》一書中自己拿不準的梵文向陳請教。時隔數(shù)十年，老友見面，悲喜交集。向達的到來在中山大學歷史系產(chǎn)生了不小的震動。歷史系請向達作了一次名為“敦煌學六十年”的專題報告。而陳先生打算寫的玄奘取經(jīng)的歷史，最終沒有完成，成為一種遺憾。

（作者單位：云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