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原所長 馬 戎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學需要“補課”。多年來，社會學研究基本處于停滯狀態(tài)。作為一個學科，社會學在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時被取消，原來的教學研究人員都改行進入其他學科領域。中斷了近30年的中國社會學，與國際社會學界完全斷絕交流，在這個時刻重建社會學，其難度可想而知。當時胡喬木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請費孝通先生主持社會學學科的重建工作。接受這項任務時，費孝通已近70歲，他仔細思考了這個學科在中國的基本情況和重建中可能面臨的各種問題，構思了專業(yè)發(fā)展的步驟，在之后近30年的時間里，他為這個學科的重建和發(fā)展貢獻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費孝通認為，社會學在中國的重建工作，具有“出身不正”和“先天不足”兩個特點。為了解決燃眉之急，那時也只能憑借開辦短期培訓班的“速成”方法從頭開始培養(yǎng)專業(yè)教學和研究隊伍。他親自主持在北京開辦了兩期“社會學講習班”，又在南開大學招收社會學專業(yè)的研究生，從這里畢業(yè)的學生，有的被送出國進一步深造，有的走上高校和研究所的專業(yè)崗位，參與社會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許多從“北京班”和“南開班”畢業(yè)的學生，現(xiàn)在已經成為高校和研究所的核心骨干。

費孝通曾說過，“我們老一代有責任把我們一生從社會學、人類學里學到的東西通過年輕人，還給社會。老一代在傳遞學術接力棒的時候，不僅要傳遞知識和學問，還要傳遞怎樣做學問和做人的道理”。而且他認為，在新形勢和新問題面前，社會學不應恢復舊有的內容，也不應照搬西方社會學的內容。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中國實際，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在中國泥土里培植中國社會學。

在這種精神的指導下，費孝通組織開展了一系列學科重建工作。首先，他在1979年召集了原來從事過社會學工作的專業(yè)人員舉辦社會學座談會，成立“中國社會學研究會”（后改名為“中國社會學會”），費孝通當選為會長；1980年籌建并正式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他擔任所長；1985年他離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后，在北京大學成立社會學研究所（后改名“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擔任所長。在他和其他老一代社會學家的共同呼吁下，北京大學和其他幾所大學先后成立社會學系并開始招生，他親自主持教材編寫工作，上臺講課。在他的提議下，1985年社會學專業(yè)開始招收博士生。1988年他主持成立“中國社會與發(fā)展研究中心”并一直擔任中心主任，同年在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設立社會學博士后流動站，促進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費孝通對社會學學科建設工作有自己的設想，并提出了十分具體的任務，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一個學科需要有“五臟六腑”。“五臟”指的是專業(yè)學會、專業(yè)研究機構、（大學）專業(yè)系、圖書資料中心、出版機構（包羅刊物、叢書、教材和通俗讀物等）；“六腑”指的是大學里的六門基礎課程：社會學概論、社會調查方法、城鄉(xiāng)社會學（社區(qū)概論）、社會心理學、比較社會學（社會人類學）、西方社會學理論。

除了建立大學的社會學系、研究所等之外，他認為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必須建立在實地調查基礎上。此后20多年時間里，費孝通身體力行，帶著學生們走遍祖國各地，向學生示范如何開展社會調查，如何撰寫調查報告和研究論文。他后來出版的《行行重行行》和續(xù)集，記述了他在大江南北、黃河兩岸、塞外草原、武陵山區(qū)、青藏高原等地的調研收獲。在這些遍布祖國各地的實地調查中，他把自己早年的農村調查、少數(shù)民族調查進一步推向深入，寫出《小城鎮(zhèn)，大問題》《邊區(qū)開發(fā)研究》等一系列對我們認識中國農村和邊區(qū)發(fā)展具有重大影響的論文和著作。這對于他領導的研究所和指導的研究生，起到了“破題引路”的作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自1985年成立后的主要課題，都是在費孝通先生牽頭和指導下實施和完成的。

在大量實地調研基礎上，費孝通進一步發(fā)展了社會學研究的一些基礎理論。1988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學“特納講座”上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成為中華民族演變史的一個系統(tǒng)的理論，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此外，他在小城鎮(zhèn)發(fā)展、城鄉(xiāng)一體化發(fā)展、區(qū)域綜合發(fā)展方面的思想也得到高度重視。他提出的“跨文化對話”“文化自覺”“學術補課和反思”的思想，在學術界和社會民眾中都產生了積極和廣泛的反響。

費孝通先生發(fā)表的許多充滿智慧和學術觀察力的文章和講話，至今仍然對我們的學術研究具有指導意義。例如，他對社會學、人類學這兩個起源于西方社會的學科在中國如何扎根并相互結合、共同發(fā)展的思想，對中國農村發(fā)展和城鎮(zhèn)化道路的思考，對中華民族經過幾千年交往磨合而形成的“多元一體格局”的論述，對小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保護的思索，對在全球化進程中國人如何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達到民族自信并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智慧貢獻給全人類的思路，對21世紀人文社會學科如何拓展視野、思路并在學科交叉融合基礎上探討人類知識創(chuàng)新的設想，以及他對北京大學社會學未來學科建設的具體構想，等等。在北京大學的20年里，費孝通先生先后給我們提出一系列研究課題，告訴我們這些課題應如何入手、主要思路是什么，為年輕人“破題”。在課題進行過程中，他經常與課題組成員進行座談，了解進度，對我們調研中的發(fā)現(xiàn)和感受進行評議。1985年以來，他親自主持多項國家級重大課題，我們承擔的許多課題得到了他的直接指導。這對相關研究工作無疑有極大的啟迪意義。

費孝通是一位人生跨越了清朝、民國和新中國三個時代的世紀老人，也是一位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這三所著名學府由多位學術大師親自指導、接受嚴格學術訓練的才華橫溢的學者。他在抗日戰(zhàn)爭最艱苦的1938年回國，在云南大學創(chuàng)建社會學工作站“魁閣”，之后經歷了日軍轟炸、反內戰(zhàn)、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這一系列20世紀中國社會的重大歷史變遷，他是這一系列歷史事件的親歷者。他所接受的學術訓練、豐富的人生閱歷和留下的巨量著述，是中國社會學界的知識寶庫。

費孝通提出的一些觀點，在他實地調查和閱讀的思考中不斷更新完善。例如，他對“中華民族凝聚核心”的觀點，就經歷了這樣的變化。他在1988年“特納講座”上發(fā)表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稱“漢族的形成是中華民族形成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在多元一體的格局中產生了一個凝聚的核心”。到了1991年走訪武陵山區(qū)時，他對隨行的潘乃谷談到許多群體都參與了這個“凝聚核心”的發(fā)展過程。我們可以感到費孝通從結構功能分析、對立角色轉換等視角更加深入和辯證地對中華民族發(fā)展歷程中的“凝聚核心”進行討論，他的認識在不斷發(fā)展和深化。

費孝通先生在晚年和我們的談話中多次強調：一是要不斷對自己走過的學術探索之路進行反思，及時發(fā)現(xiàn)問題，總結思路，調整研究方向。要想有效地推動學術反思，就要在繁忙的教學、科研工作外，仍不時重溫學術經典文獻，把自己的研究實踐與大師們的理論、研究思路進行比較對照，從中提高自己理論思維的層次、不斷拓展思路。他把這種比較對照的思考稱為學術“補課”。二是強調“做人與做學問的統(tǒng)一”。他認為，兩者必然相互統(tǒng)一而不可分割，只有一個品德高尚的人，才能成為一個真正優(yōu)秀的學者。他提出要做一個有創(chuàng)新意識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學者的同時，也要努力做一個腳踏實地、有深厚的社會關懷和高尚品德的人。費孝通身體力行，他不僅是一位學貫中西的杰出學者，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一個心系民眾、“志在富民”、具有高尚品德和情操并深受廣大民眾愛戴的人。

進入21世紀，中國大地已經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社會學也已經從無到有，初步建成了一支有影響的專業(yè)學術隊伍，在國家建設和學術創(chuàng)新中發(fā)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費孝通先生當年“開風氣、育人才”的宏愿已經產生了效果。今天，回顧他在社會學學科重建和發(fā)展工作方面所做的努力，我們看到了老一代學者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和對學術理想的執(zhí)著追求。

費孝通先生已經離我們而去，今年是他誕辰110周年，他的諄諄教導和他的奮斗精神將永遠銘刻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