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先生在今年1月13日度過了112歲生日后與世長辭,聽到這個消息,我徹夜未眠。我對周老的魂牽夢繞由來已久,除了由于和他相知相識之外,還因為我多年從事人口學和老年學研究,對周老這樣的知識分子長壽和老有所為的經(jīng)歷,感到特別有研究的價值。
周有光和我都是老盟員,雖然很少見面,但是我知道他與我有相似相近的經(jīng)歷,都是新中國成立前在教會大學學習,后來出國留學(周老最初留學日本,后曾被派往美國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從美國回國。記得在1979年,我作為中國人口學家代表團的秘書長,應邀訪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當時的美國人口學學會會長寇爾帶領我們到校內(nèi)的愛因斯坦故居參觀時告訴我說,你們中國有一位學者在“二戰(zhàn)”后訪問過愛因斯坦。后來有人告訴我這位學者就是周老先生,這使我對老先生更加肅然起敬。周老先生和我雖然都是老盟員,但他比我年長16歲,他參加過早期的“平民教育”和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救國會”等,是我所敬仰的老一代的革命的知識分子,像鄒韜奮、沈鈞儒、李公樸、陶行知等前輩一樣,我當然不能同他們相提并論。
195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漢語拼音方案》后,當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的吳玉章又是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推薦周老到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講授漢語拼音改革方案,旨在向全國高校推廣這一新生事物,為全國普及作準備,寓意深遠。周有光從中國文字改革的歷史沿革和世界的語言發(fā)展談到漢語拼音方案。我是從他培訓的老師那里學習漢語拼音的,我對漢語拼音方案的優(yōu)點感受至深,比小時候?qū)W習的注音字母容易得多、準確得多,也科學得多;中國的拼音字母拉丁化由來已久,1954年開始研究拼音改革方案是在幾代人不懈努力的基礎上進行的,1958年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正式批準《漢語拼音改革方案》。方案把漢字讀音標準化,旨在推廣普通話,對全國各地、各民族的交流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對國內(nèi)外交往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漢語拼音改革方案制定過程中,周有光的遠見卓識和作出的重大貢獻,令人敬佩!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中國民主同盟開始恢復組織和開展活動,1985年創(chuàng)辦了《群言》雜志,從創(chuàng)辦伊始就堅持“知識分子的群言堂”的傳統(tǒng),邀請盟內(nèi)外專家學者就我國重大國是各抒己見。每一次都是民盟中央派車接送專家學者參加座談,我常被邀請參加,同車接送的常有周老、葉君健、丁聰?shù)?,周老在路途中無話不談,講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還帶一些幽默,大家特別愛聽。座談會后,一起用餐時大家都承諾每個人交一篇座談題目的稿子,每次周老都交稿最快,我覺得很奇怪,他已是耄耋之年,卻下筆如神。他告訴我說,日本東芝公司送給了他一部電腦,他是借助電腦工作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使用電腦的人還不多,在我看來電腦是高深莫測的,我開始使用電腦的時間與他相差十幾年。周老真是跟著時代步伐的老人,丁聰說周老先生是時尚老人,一點也不為過。周有光說,人生除了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外,還要加上一個“信”,就是信息,變成了五大需要,在今天看來他真是走在時代的前列。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香港即將回歸祖國前,我國和港英當局決定在清華大學開辦一個“香港高級公務員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平均每年辦四五期,我和周老被聘為客座教授,偶爾在班里和謝師宴上見面交談,我和香港公務員同他討論最多的是關于漢語拼音國際化、英語化問題,周老以他淵博的語言知識,對漢語拼音的主要功能做了令人佩服的解釋,大家受益匪淺。他開始講課時已年過90歲了;到1999年他93歲的時候不再繼續(xù)講課。周老主講中國的文字改革和漢語拼音問題。我主講中國的人口、老齡和“三農(nóng)”問題;一直到2016年9月,我已過95歲,不再系統(tǒng)講課。周老老有所為的精神一直激勵和鼓舞著我,我在辦理退休手續(xù)后,也從未放棄教學和研究工作。
此外,我們偶爾還能在一些學術會議上見面,比如在一次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頒獎會上,那一次周老獲得中國語言文學獎。我知道他一直筆耕不輟,每一兩年都有新書問世。周老百歲的時候,還繼續(xù)有新著作出版,如《百歲新稿》;在104歲時完成了《朝聞道集》; 110歲時仍有《逝年如水》和《從世界看中國》兩本書問世。像周老這樣本著立學為民的精神,把一生歷練和積累的知識財富毫無保留地告訴世人,令人敬佩!2015年12月,《群言》雜志創(chuàng)刊30周年紀念大會上,給予周有光、于友和我頒發(fā)群言的“特別致敬獎”,周老因為年事已高沒能親自出席領獎,我們遺憾地沒能見上最后一面。周老是我學習的榜樣,在他智力報國的人生道路上,我們幾度邂逅?,F(xiàn)在周老已功成人退,做完了人生這篇大文章。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也能夠把幾十年積累的知識和人生感悟盡力敘寫出來,為社會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