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典籍《禮記》，對于政治共同體中不同人群的利益份額做了具體的規(guī)定，比較好地體現了上述人文學術體系和法律體系的綜合功能?！抖Y記•王制》說：“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這里規(guī)定的是底層人的收入，他們無論多么克勤克儉，最偉大的成就也只能勉強養(yǎng)活九口之家，要想謀求更好的前途那是斷斷不可能的。

到了士大夫以上階級，其財富的擁有跟底層人就大不一樣，因而他們的發(fā)展空間和家族前途也就大不一樣。

《禮記•王制》接著說：“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最低等之士，雖然他們完全不從事體力勞動，其最少收入也得相當于上等農夫全家勞動的總收入。隨著地位的提高，他的收入還可以不斷增加。政治地位越高，收入翻倍翻得越多越快。——“制度”用這種方式規(guī)定了每個階級不同的政治地位，以及與地位相對應的經濟收入。

天子、王侯、公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等等不同等級的人，構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以天子的利益為中心，然后不斷向王侯、公卿、大夫、士輻射，形成一個個周延不斷擴大的利益圈子。

天子首先必須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可是光靠天子家族的力量不足以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于是他必須將利益圈子一級級擴大。龐大的士大夫群體拱衛(wèi)著天子王公的核心利益，同時自己的利益也得到最大的實現。

秦統(tǒng)一中國之后，建立了郡縣制國家政權，封侯建國體制逐漸瓦解。

在郡縣制國家制度中，核心利益小圈子是皇族，天下萬民均是其攫取資源和財富的大圈子。但是以天下之大，一個皇族不足以駕馭和控制，于是需要任用大量的官僚，對社會實行控制和管理。只有社會實現了長治久安，皇族才能可持續(xù)地攫取資源和財富；只有可持續(xù)地攫取資源和財富，才是成本最低甚至成本為零的交易。

這么龐大的利益集團，僅僅推銷幾支矛，不能滿足他們的利益需求。他們必須像現代商業(yè)前沿的營銷模式那樣，做概念推銷，才能保證他們的利益最大化。他們于是營造了一個龐大的人文學術體系，以這個龐大的概念群支配人們對于人類社會不同群體之關系的理解模式，也就是必須讓人們相信，天子王公都是為了百姓的福祉才那樣夜以繼日地操勞，士大夫都是因為道德高尚、聰明睿智才有資格輔佐王侯，訓導萬民。

建構這個“賣矛誘導”體系，目的就在于引導底層群體產生對于上流社會有利的思想和行為：相信自己原本就是弱智的，懶惰的，不配有非份之想，只能老老實實繳稅納糧。只要底層群體接受了這個“賣矛誘導”體系，他們就可以像工蟻一樣心無旁騖地飼養(yǎng)那個龐大的蜂王——上流社會小圈子。

就此而言，所謂人文學術體系，不過是為現實的精英統(tǒng)治建構正當性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

每個時代都需要不斷充實這個精英意識形態(tài)體系，這就給文人學士發(fā)揮作用提供了空間。

皇族不但需要官僚群體為之實行社會控制，還需要文人學士論證皇族權力的正當性，和有關政策的合法性。在收“保護費”的皇族和交“保護費”的廣大百姓之間，文人學士愿意站在誰一邊？這是個一定程度上需要選擇的問題。既然皇族控制著社會資源和財富，那么只有跟皇族站在一起，才能夠擁有名譽、地位和利益，所以，這幾乎是一個不需要選擇的選擇。

文人學士作為上流社會的邊緣群體，一方面他們通過歌頌帝王將相的文治武功換取功名利祿，另一方面必須通過對底層社會的持續(xù)批評，來確證自己作為統(tǒng)治階級的邊緣群體的身份和地位。所以，知識分子在“批判國民性”方面，幾乎具有永恒的熱情。

我們知道，每一代知識分子都是通過閱讀、研究歷代知識分子留下的典籍而成長起來的，在始于童年時代的漫長閱讀和研究中，歷代知識分子的立場、觀點、視角、方法等等，凝聚成一個芯片裝進了他的大腦。這個芯片上的內容是什么呢？歷史上所有精英人物對于底層社會的卑賤化建構、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評價浩如煙海，這是芯片上的主要內容之一。

每一代知識分子都是從典籍中學會思考和說話的。當他將這浩如煙海的典籍凝成芯片植入自己的大腦之后，他每一張口，必是“愚民愚夫”、“刁民悍婦”、“冥頑村夫”。這給底層群體造成強大的文化壓力和道德壓力。如果沒有大批文人學士為之“啟蒙”，為之“教化”，為之施加壓力，他們很可能不愿意交“保護費”，甚至可能造反犯上。所以，文人學士所從事的“啟蒙”與“教化”工作，何其重要也。

知識分子就這樣通過對底層社會的卑賤化建構、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評價，建構了他們自己在社會控制集團中的重要地位，擴大了自己在社會宏觀分配體系中所占的份額。

在現代社會，一個知識分子的收入，再也不是像《禮記》所說相當于一個上等農夫的收入。民國時期，一個北大教授的月薪是300塊大洋，可是他家的保姆月薪只有3塊大洋，而上海的紡織工人，月薪只有2塊大洋。按照《禮記》的規(guī)定，下士的收入相當于上等農夫，中士的收入相當于兩位上等農夫，上士的收入是中士的兩倍，也就是相當于4位上等農夫的收入。民國教授的工資竟然高達勞動者工資的100倍，這比《禮記》的規(guī)定超過太多。

看來，“禮崩樂壞”并不只是王公貴族貪得無厭不守本分，其實也包含著士貪得無厭不守本分。歷史發(fā)展進程，就是知識分子的分配份額不斷擴大的過程，難怪知識分子所建構的人文學術體系，將自古以來的歷史發(fā)展描述為一個“進步”的過程。

這么巨大的貧富懸殊，就是通過教授不斷批判保姆的“國民劣根性”而實現的。面對100∶1的收入比例，教授決不會覺得這有什么不正當的。相反，他只有通過更加賣力地批判國民劣根性來證明他的高收入是正當的，保姆的低收入同樣是正當的。他甚至還希望某一天自己的收入能跟省長、部長（也就相當于王侯）看齊。今天的知識分子天天向往民國式的理想社會，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們今天的工資沒有保姆的100倍。

所以，知識分子生來就必須致力于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否則他就無法成為知識分子。只有極少數良知人士像杜甫者，還有余裕牽掛“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殘酷現實。

跟歷史上每一代書生一樣，我們今天的讀書人都得益于這個自古以來由人類精英世世代代積累和建構起來的龐大的人文學術體系。人們僅僅從這個人文學術體系的汪洋大海中汲取針尖那么一點大的知識，就足夠當教授、當主教、當國師、當大律師、當大法官、當文學大師或者學術大師。當我們成為教授、主教、國師、大律師、大法官、文學大師或者學術大師的時候，難免以為自己掌握了真理，掌握了正義，以為自己可以“替天行道”，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我們幾乎本能地具有進行國民性批判的沖動。我們?yōu)槿宋膶W術體系添磚加瓦的過程，往往會不自覺地讓國民劣根性批判得以發(fā)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