爐山是貴州省凱里市的一個鎮(zhèn)，屬黔東南州。張畢來同志1914年9月12日就出生在這個四面環(huán)山的小鎮(zhèn)里。解放前，爐山是個縣城，是從湖南到貴陽的必經(jīng)之地，據(jù)說當年西南聯(lián)大從長沙遷往昆明時，曾路過這里，聞一多先生還在這里居住過。

去年11月4日，我應邀出席在凱里市舉辦的紀念著名社會活動家張畢來座談會暨學術研討會，并參觀了他在爐山鎮(zhèn)的故居。故居坐落在狹窄街道的一條小巷子里，是當?shù)卣畯膹埉厑淼挠H屬中征購來的，進行了一番修葺，剛剛落成。

跨進院門，只見一座磚木結構的老房子，外面有個院落，房前有一排臺階。拾級而上，正面是廳堂，兩側各有一間住房，后面還有住房和廚房，中間是過廳，面積總共不過200平米左右。張畢來的幼年時代就是在這里度過的。

故居里陳列了一些張畢來生前的照片、著作、證件、衣物等，雖然數(shù)量不多，但也可大致了解到他的一生。作為曾和張畢來在民盟中央宣傳部共事長達30年的同事，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使我感到格外的熟悉和親切。

在我眼中，張畢來不僅是一位尊長良師，而且還是一位親朋摯友。他雖年長，但同志們一直親切地稱他為“畢來同志”。我一邊參觀一邊回憶，隨即回想起了畢來同志所歷經(jīng)的道路。

張畢來的父親是個染匠，起初家境還好一些，到了他七八歲時，父親連染匠也干不成了，只好束手無策地過著落魄窮困的日子。他3歲喪母，10歲喪父，生活只得依附于伯父。他在這座房子里念過私塾，上完小學。1929年，他15歲時，因為師范不收學費，而且還發(fā)伙食費和書本費，便考入了貴州省立男子師范學校，走出爐山，到200公里以外的貴陽上學。

六年的師范學習結束后，張畢來回到爐山當了一年小學教師。1936年他考入浙江大學，告別了爐山，到更遠的杭州就讀。一年后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他沒有和學校內遷去貴州湄潭，而是和一部分同學前往浙東一帶開展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9月他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在金華地區(qū)協(xié)助一部分臺灣同胞組織“臺灣同胞抗日義勇隊”，任秘書和地下黨支部書記，并主編《臺灣先鋒》月刊，起草義勇隊隊歌、宣言，認真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方針政策。1939年4月，周恩來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身份到浙江視察抗戰(zhàn)，張畢來和邵荃麟、駱耕漠等向周恩來匯報有關臺灣義勇隊的情況，受到周恩來的肯定和贊賞。1945年12月他在桂林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民盟廣西省支部委員。1949年經(jīng)香港赴東北解放區(qū)，歷任東北大學、東北師范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編輯室主任。

1962年，張畢來調到民盟中央機關工作，直到1991年12月5日逝世，時間長達30年。他先后擔任民盟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學習委員會主任委員，民盟中央第一、二、三屆中央委員，第四、五、六屆常務委員和第五屆中央執(zhí)行局委員，全國政協(xié)第四、五屆委員，第六、七屆常務委員，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等職。

畢來同志是一位自學成才的學者。他只念過一年大學，沒有走出一條從頭到尾聽完大學課程的“科班”道路，更沒有出國留洋取得什么學位。但他以后卻成了大學教授，編著有《新文學史綱》，翻譯過《走向自由•尼赫魯自傳》、《亞丹•比德》、《小北斗村》等作品，這主要是依靠他刻苦自學的結果。他對我國晚清文學和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在學術界有一定的影響。故居中陳列著畢來同志的“紅樓四書”。他寫評論《紅樓夢》的書籍時，年已六旬，竟然不辭勞累，刻苦筆耕，先寫出40多萬字的《漫說紅樓》，接著又寫成了《紅樓佛影》和《賈府書聲》兩書，最后還將他在民盟舉辦的多學科學術講座的講稿整理成《紅樓芻言》，合稱“紅樓四書”，得到國內外紅學界的好評，并被推選為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他每出一書，都送我一本，以感謝我見證他的努力和收獲。他說他有兩個特點：一是動腦；一是動手。動腦是對問題思考得很深，這是他成功的關鍵。動手是勤于寫作，寫自己想寫的，1984出版的《張畢來文選》就是一例。他一邊教書，一邊寫書；一邊工作，也一邊寫書，這使他成為了一位卓有成就的學者。

畢來同志是一位忠誠的共產(chǎn)黨人。他常說，自己終身難忘的是1939年4月在金華見到周恩來同志時的情景，那為他以后堅定不移地沿著黨指引的方向前進增加了力量。1941年夏，他在上海工作時被捕，同年秋出獄，但失去了與黨組織的聯(lián)系，一直到1982年才恢復黨員身份。但這40年來，他卻始終以黨員的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畢來同志常說，他生活的那個時代，搞學術有一個特點，就是在幾十年當中很少不參加政治活動，而是一邊搞政治活動，一邊搞學問。這方面他得到過譚丕模先生的啟示。那還是1944年他在桂林師范學院中文系執(zhí)教時，當時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民主運動高漲，民盟組織在桂林興起。畢來同志曾問譚丕模先生：“是搞政治呢，還是搞學問？”譚丕模十分爽朗地說：“我們搞政治，就是通過搞學問來實現(xiàn)，兩者是完全統(tǒng)一的。”這句話對他的影響很大，40多年來，他一直沿著這條路走。記得1983年他到無錫主持民盟中央宣傳部召開的一個會議，有位記者曾問他：“我看你一輩子在搞政治活動，怎么會寫出這么多東西來？”畢來同志說：“這個道理，好像一兩句話未必說得清楚。但是，實在又是一兩句話可以說得清楚的。那就是‘我正是由于一直搞政治活動，才得以寫出一點東西來。’”這段話是他畢生處理政治和業(yè)務關系的經(jīng)驗總結。

畢來同志調到民盟中央任宣傳部副部長時，主要負責民盟中央上層人士的政治學習工作。“文革”初期，畢來同志受到?jīng)_擊，康生在一次講話中還指名道姓地指責了他。粉碎“四人幫”后，他曾作詩一首：

明光作伴入歌場，

此日重來倍感傷。

一片忠貞三字獄，

百年仇恨四人幫。

暴風玉樹花仍艷，

白雪清腔藝未荒。

無限恩情無限恨，

都隨聲淚滿廳堂。

足見他的愛和恨。

1978年民盟恢復活動，由高天同志和畢來同志主持民盟中央的宣傳工作，我是他們領導下的干部之一。1980年民盟第四次代表大會之后，畢來同志被任命為宣傳部部長，直到1987年民盟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后，他因為年齡大了，才改任民盟中央學習委員會主任。

畢來同志在主持民盟中央宣傳學習工作中，一直要求大家注意學習國內外形勢。他認為，做宣傳工作，不了解形勢，如同摸黑走路，定會偏離方向。他引導我們跟著形勢發(fā)展的要求去進行民盟的宣傳工作。他善于聯(lián)系、團結民盟盟員和所聯(lián)系的知識分子，要求根據(jù)盟員的特點去進行工作。他很注重調查研究，講求實事求是，關注民生。他平易近人，注意發(fā)揮每一個干部的特長，在領導工作中，注重講道理，從來沒有訓斥過人，做到使干部心悅誠服。他積極認真參政議政，在臨終前，他仍在思考完善向政協(xié)提出的《普通話語音代表字》（又稱400字）提案，這個提案曾獲得全國政協(xié)優(yōu)秀提案獎……

走出張畢來故居，我腦海中又一次浮現(xiàn)出張畢來同志一生所經(jīng)歷過的道路，這條路上也留下了中國無數(shù)老一代革命知識分子的堅韌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