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銀行開戶、到網吧上網、上微博發(fā)言、上醫(yī)院看病、買手機卡、買火車票……當平靜的時光流淌過日常的生活，人們倏然驚覺，我們的生存，已經越來越緊密地和我們的“身份”、和一種叫“實名制”的制度捆綁在一起。
洶涌而至的實名制大潮之下，其實潛伏著公民權利的安全性、成本效益的合理性、公共治理的平衡性、決策程序的正當性等諸多未解謎團，亟待深入解剖。原因無它，只因實名制已經深刻影響了我們的生活品質、我們的權利空間。
“實名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始于2000年4月1日起推行的儲蓄實名制。其實此前實名制已經運用于購買機票、報裝固定電話、出入境等領域，但儲蓄實名制使“實名制”這一制度概念首次進入公共視野，“實名制時代”的門縫正是由此被推開。
其后，證券賬戶實名制于2002年6月被推出，北京各醫(yī)院于2003年開始實行看病實名制。此后數年，當網民們?yōu)楦鞣N網絡實名制的試水爭得不可開交之時，實名制對大部分國人而言，還是一個不溫不火的新生事物。直到2007年9月，隨著自行車售賣實名制的推出，有“自行車王國”之稱的中國社會再一次被集體卷入實名制。
進入2010年，實名制的步伐明顯加速。網店實名制、手機實名制相繼亮相。但這一年更加具有眼球效應的，則是上海世博會和廣州亞運會期間實施的危險性刀具銷售實名制，因平素作為日常用品的菜刀亦被列入其中，因而被網民戲稱為“菜刀實名制”。與此異曲同工的還有所謂的“洗浴實名制”、“相親實名制”、“豬肉實名制”等。
與現實世界的種種實名制相比，監(jiān)管部門對在互聯網上推行實名制似乎具有更強烈的動力。盡管屢陷爭議與抵制，但在政府部門的強力推動下，實名制還是踏進了網絡領地。屈指數來，目前推出的各種網絡實名制已不亞于10種。
進入2012年，實名制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大躍進之勢。僅僅兩個多月就冒出了五六種實名制，其擴張速度、影響規(guī)模更非往昔可比。除了已經成行的火車票實名制、微博實名制，還不乏正在醞釀中的實名制，比如快遞實名制、就業(yè)登記實名制等等。而廣西、湖南兩地擬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推行艾滋病檢測實名制，則進一步引爆了社會熱議。這一次，即便是對實名制再不敏感的人也已經感到，一只叫“實名制”的巨手，正在悄然改變自己的生活。
幾乎每一種實名制的推行，都會引發(fā)人們對于自身權利的擔憂。仿佛公民枕邊的一顆“定時炸彈”，實名制總是讓人不能踏實睡覺。
實名制所帶來的最普遍的風險，莫過于個人信息安全。實名制的過多推行，意味著個人信息管理、控制層次的下沉，由公安等少數公權機關“下放”至商業(yè)機構，通訊公司、網絡公司、網吧經營者、商家，乃至數不勝數的火車票代售點、出售手機卡的路邊店和報刊亭等等，都在最前沿收集個人信息。這必然導致與實名制有關的商業(yè)機構及從業(yè)人員成為“信息販子”重點公關、收買的對象，內外勾結的行徑也就難以避免。
令人記憶猶新的是，就在手機實名制加速推進的2009年，央視“3•15”晚會曝光了山東省內移動公司將用戶信息出售給垃圾短信群發(fā)公司。此后，此類丑聞屢有發(fā)生，有調查表明：電信運營商從業(yè)人員、偵探公司等第三方機構、買家已經形成完整的利益鏈條，“一個電話號碼，可能被賣五次”。
各種網絡實名制的推行，則形成了個人信息安全的最大一塊洼地。2011年12月21日，國內最大的程序員社區(qū)CSDN被黑客攻陷，600萬份用戶資料見光，由此引發(fā)了前未所有的網站“泄密門”風暴。業(yè)內估計，國內83%的網站存在安全漏洞，泄露的賬號密碼在1億個以上。微博實名制推出后，網民們普遍擔心，實名制很可能進一步誘發(fā)盜號現象，迎來“黑客的春天”。而一旦有人盜用自己身份，上微博亂發(fā)言甚至進行詐騙等違法活動，難道要替人背黑鍋？
與個人信息泄露所帶來的垃圾短信等騷擾相比，某些時候，個人信息還隱藏著兩性生活等極其隱私的密碼，而一些實名制恰恰對此形成了無形的窺視，這也是人們更為懼怕之處。福建多個城市曾推行的避孕藥實名制堪稱其中典型。
公民對實名制所帶來的個人信息、隱私安全的憂慮，本質上源于法律制度欠缺。許多西方國家同樣存在著實名制，但其實施卻是建立在個人信息保護法、隱私權保護法等嚴格的法律基礎之上。相形之下，我國這方面的專門法律付諸闕如，僅在《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等法律中有個別相關條款，且執(zhí)行乏力。
韓國網絡實名制的歷程極具鏡鑒意義。2007年，韓國全面推行網絡實名制，但很快遭到多起網絡泄密事件的報復，最嚴重的一次，3500萬網絡用戶信息被黑客攻陷泄露，占到了韓國總人口的70%。至此，韓國決定分階段廢除網絡實名制，直到2014年完全摒棄。
耐人尋味的是，近年來，韓國一直被網絡實名制鼓吹者視為樣板，豈料韓國如今卻走了回頭路，中國擁躉們倍感尷尬的同時，是否也應對此有深入的反思？
與其他實名制相比，網絡實名制所涉及的權利糾葛更為復雜。每一種網絡實名制的推出，幾乎都會遭到強力抵制，爭議焦點除了對個人信息安全的擔憂，更有對言論自由權利的焦慮。
2012年微博實名制全面啟動后，這種爭議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盡管多家官方媒體強調，微博實名制將促使網民自律，發(fā)言更負責任，制約不良行為，凈化網絡環(huán)境，有關部門亦稱，已經考慮到微博實名制不要傷害網絡輿論監(jiān)督功能，因此采用的是“后臺實名、前臺自愿”方式，但不少網民似乎并不買賬，疑惑于“克制的吐槽還叫吐槽嗎？”而近年來不絕如縷的網絡實名因言獲罪、跨省緝捕事件，似乎又為網民的擔憂提供了最有力的注腳。
進一步的擔心是，微博實名制雖然會減少一些網上造謠傳謠等弊端，卻可能付出得不償失的代價，打擊微博的輿論監(jiān)督功能，甚至僅僅作為“出氣口”、“解壓閥”的意義都將打折扣。著名傳播學學者、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展江指出：正是匿名發(fā)表的方式讓大多數網民消除了表達前的恐懼。而一旦網民發(fā)現他們的表達全部被人關注和記錄，莫名的恐懼感將卷土重來，官民互動和溝通渠道可能因“寒蟬效應”而再次閉塞。
有待觀察的還有，微博實名制是否會引爆用戶“用腳投票”？一項網民自發(fā)發(fā)起的網上調查表明，78%的網民不贊成微博實名制，57%的網民選擇“徹底放棄”、“不認證潛水瀏覽”或“借用他人身份認證”。不少網民還自我安慰，不需實名認證的貼吧、論壇網站到處都是，沒必要吊死在微博這棵樹上。
從更深的層面而言，自由和虛擬是網絡的魅力所在，在某種程度上，網絡“野蠻生長”的狀態(tài)也體現了社會的寬容和活力。而實名制這一管理手段，不可避免地與互聯網時代的價值觀發(fā)生內在沖突，尋求安全與自由的平衡也就顯得極為重要。
毫無疑問，言論自由作為一種憲法性公民權利，其價值要遠遠高于管理需要。如何在規(guī)范網絡秩序的同時，防止誤傷言論自由這一神圣的公民權利，是以微博實名制為代表的所有網絡實名制繞不過去的問題。
硬幣的另一面是，當政府要求網民亮出底牌發(fā)言后，面對因實名而更加真實、更負責任的民意表達，能否有足夠的自信和勇氣，坦誠面對，接受監(jiān)督，并在與民意的互動中推進善政良治。如此，網絡實名制帶來的將是“雙贏”的結果。
網絡的實名制時代，考驗的不僅是網民的理性，還有政府的智慧。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這句形容理想與現實落差的流行說法，用在不少實名制身上，可謂恰如其分。
每一種實名制推出之時，幾乎都頂著“建設誠信”、“打擊犯罪”之類的眩目光環(huán)，有著確鑿的理由和美好的前景。但當管理部門、商業(yè)機構和社會大眾都付出巨大的成本后，才發(fā)現豐滿的理想遇到了骨感的現實，不少實名制或收效甚微，或進退兩難。
今年春運期間開始全面實行火車票實名制后，多個車站要求旅客提前4個小時到達車站，而此前僅需提前30至40分鐘。這意味著全國旅客僅在進站上車這一環(huán)節(jié)，就為火車票實名制支付了巨大的時間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現有的候車條件無法適應實名制所帶來的驗票效率下降，導致各個火車站都出現了大批滯留人潮，擠壓傷害事故的風險大大增加。安全壓力之下，多個車站只好采取滯留人數超過一定數量就不再實名驗票的變通措施，這等于宣布，實名制隨時可能向安全風險“投降”。在支付了如此高昂的成本后，火車票實名制試圖解決的“買票難”、“黃牛黨”問題，雖然有所緩解，卻并未完全根治，反而又使公民個人信息多了一條外泄渠道。
與火車票實名制杜絕不了“黃牛黨”相仿，不少最初懷著遠大理想的實名制，最終卻仿佛畫了一塊烏托邦式的大餅?？床嵜萍s束不了“號販子”，手機實名制阻擋不了垃圾短信，自行車實名制遏制不了盜竊現象。儲蓄實名制對反腐敗的貢獻，還不如貪官“小三”們內訌后咬出的線索；艾滋病檢測實名制是否有利艾滋病防控尚有待觀察，可嚇跑一些艾滋病感染者已是近在咫尺的事實。而旨在控制青少年上網、網游時間的網吧上網、網絡游戲實名制，又何曾減少過未成年人沉迷其間的身影……難怪有人感嘆，實名制本質上只是一種讓好人自律對壞人無效的制度。
許多實名制之所以無法實現預期目標，一個重要原因是難以贏得社會共識，以至在實施過程中名存實亡。網吧實名制即是其中典型。許多網民因怕泄露個人信息不愿登記，網吧老板又不愿在激烈的商業(yè)競爭中放跑顧客，于是“公卡”就成了業(yè)內的公開秘密。幾乎所有網吧都存有幾十張用他人身份證甚至假證登記的所謂“公卡”，供不愿實名登記的顧客循環(huán)使用?；蛘吒纱嗍褂?ldquo;身份證號碼生成器”之類的破解軟件，輕易突破實名制的藩籬。同樣是因為利益驅動，網吧實名制試圖阻止未成年人進入的目標，也因網吧老板“睜一眼閉一眼”化為泡影。
一項公共政策，倘若得不到公眾的普遍認同和支持，再輔以商業(yè)利益等力量的夾擊，勢必演變成一場“貓鼠游戲”。這正是諸多帶著豐滿理想的實名制，在遭遇骨感現實后的難堪處境。
“實名制正在成為中國行政管理的‘偉哥’！”2007年，著名學者、同濟大學教授朱大可以尖銳的筆觸預言：“中國社會存在著濫用實名制的巨大危險。”
幾年過去，朱大可的擔心由預言變成現實。實名制日益變成無所不裝的“超級籮筐”、無門不開的“萬能鑰匙”、無病不治的“靈丹妙藥”，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一些管理部門患上了嚴重的“實名制依賴癥”。
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期間先后推行的菜刀實名制，堪稱其中典型。在所謂的“非常時期”推出臨時性實名制，折射的正是一種急功近利的管制迷思。問題是，管住一把菜刀，便能天下太平、實現“維穩(wěn)”嗎？眾多網民對此發(fā)起了調侃行動，紛紛建議將錘子、鐮刀、斧頭、木棍、樹枝、搟面杖等“不安定因素”都納入實名制。有人甚至要求繩子和棉被也應實行實名制，因為前者可以用來上吊，后者則捂死了武大郎。在輿論抽絲剝繭的解構下，菜刀實名制最終被證明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幻覺。
從本質而言，懶政怠責才是“實名制依賴癥”的病灶所在。對實名制的盲目迷信、過度依賴，反襯的正是公共治理上的貪圖便利、不思進取。而其背后，其實還隱藏著一種“有罪推定”思維，即將所有人視為潛在的“壞人”或“刁民”，以至不得不用實名制嚴加管束。而如此思維下的公共權力，必然如脫韁野馬沖進公民權利的領地。
堪稱樣板的依然是菜刀實名制。菜刀本是日常生活用品，非常時期卻有了“兇器”之嫌，所有購買者都有了“壞人”之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根據菜刀實名制的實施要求，購買者除了登記身份信息，還須填寫“用途”一欄?？梢韵胂?，當顧客們寫下“我買菜刀是為了切菜，不是殺人”之類的“用途”說明時，該是怎樣滑稽的場面。
此時，菜刀實名制所帶來的生活不便等等已經顯得無足輕重，公權對日常生活自由的盲目干預才真正激起了普遍反感。一時間，網絡內外口誅筆伐四起。在種種冷嘲熱諷的惡搞段子中，菜刀實名制終于成為一個笑柄。
與菜刀實名制相比，避孕藥實名制中的公權更像一個戴著實名制眼鏡的“窺私狂”，進一步將手伸進了最為隱密的私人生活，干涉起了百姓的床笫之私。
管理部門患上了“實名制依賴癥”，社會大眾則患上了“實名制恐懼癥”，這種互不信任的緊張關系，已經糾纏成當下公共治理的一個死結。
作為一種簡便易行的管理手段，實名制當然有存在的必要。但一種實名制是否必要、能否取得預期，社會為此付出的成本以及公民權利的讓渡是否值得等等，必須反復斟酌。問題的核心便是，實名制如何劃定其合理的邊界？
總體說來，實名制的邊界應當分為以下層次。首先，對于不必推行實名制便能有效管理，或者推行實名制效果可疑且成本巨大的領域，確定為實名制的禁區(qū)；其次，對于實名制能夠有效促進公益且成本可控、但又不是必須推行的領域，應當倡導民間社會自發(fā)形成，而不是由行政力量強制介入。
除此之外，實名制應當壓縮至最小范圍，即管治手段除實名制外已無其他有效替代措施，且能贏得遠超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益實效。正如中國社科院學者唐鈞所言：“只有那些涉及個人信用以及國家安全的才可以實行實名制，其他的領域則是給老百姓的自由越多越好。”
基于這樣的邊界之分，公共權力有必要培育節(jié)制的美德，下決心對目前泛濫的實名制進行清理，沒有必要實行的實名制應當一律取消，有必要實行的實名制則應穩(wěn)妥推進。
在此過程中，尤為重要的是如何切實保護公民權利，以解除社會的后顧之憂。比如，在立法層面有必要制定專門規(guī)范，明確實名制的適用范圍、實施條件、評估機制、決策程序等等，同時加快和完善個人信息保護、隱私權保護方面的立法步伐；再比如，實名制語境下對于個人信息、隱私的保護，不應只是口頭承諾，而應建立令人信服的保護技術和措施；還有，引入各種網絡實名制之前，應當首先通過制度安排進一步落實言論自由這一憲法性權利，尤其是保障公民批評政府的權利，而不是讓跨省緝捕引發(fā)的驚恐久久不散。
可以想見，當個人信息、隱私、言論自由等公民權利得到法治化的保護，公民怎會對交出自己的“身份”過于懼怕。而一個具有自我約束精神的公共權力，也才能真正贏得社會公眾的合作誠意。
有節(jié)制、受信任的實名制，才是中國社會真正需要的。這，也是實名制時代的底線所在。
應當看到，在衣食住行都捆綁于各種糧本、票證的計劃經濟年代，國人雖然時刻處于交付“身份”的“實名”生活狀態(tài)，卻慣于接受這種管制，未見任何異議。如今，任何一種實名制的推行，都可能引發(fā)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敏感，其實恰恰證明了公民權利意識的進步。正因此，政府部門應當意識到，由實名制引發(fā)的社會爭議甚至抵制并不可怕，恰恰是推動民主法治、督促善政良治的寶貴資源。
在不少實名制的推行過程中，或許人們反感的并不是實名制本身，而是“實名”你沒商量，是自身意志被綁架后莫明陷入“被實名”的生活。實名制關涉公民的個人信息安全、隱私權、言論自由權等各項基本人權和憲法性權利，但大量實名制的實施，既沒有經過民意調查、聽證會等公眾參與、民主商議程序，也沒有通過人大立法的決策機制，而是由政府部門單方主導，由行政命令、“紅頭文件”一手包攬，這顯然違背了公共決策遵循的基本法治原則和程序正義。即便一些實名制采用了地方立法的形式，其合理性、合法性依然存疑。
公共決策的正當性來源于民意，應當符合多數民眾的公共意愿。一些實名制將公眾排除在外“關門決策”，實際上剝奪了公民作為社會主體參與公共決策的民主權利，使其淪為純粹的被管理甚至被管制對象，公眾由此對實名制產生敵意進而對公共權力產生不信任，一些實名制在角力抵牾中品嘗失敗的苦果，也就不可避免。
事實上，民眾對于實名制并非一味排斥，相反，那些真正符合主流民意、有利公共利益的實名制，會在市場博弈、個體選擇的過程中自發(fā)形成。一些相親網站的實名制改革、淘寶網等網上交易的實名支付要求等等，就體現了建設誠信社會的民間自覺。即便是在一些涉及言論自由權利、社會爭議最大、人們最為戒懼的網絡實名制領域，不少博客作者也是主動實名發(fā)帖，而在微博實名制推出之前，新浪、騰訊許多有影響力的微博用戶已經主動申請加“V”認證，以示負責任地發(fā)言。對于公共權力而言，漠視民意、依靠行政力量強制推行實名制乃是下策，真正明智的做法是，尊重公民的自由選擇權，并且相信民間社會的理性。
對于眼下的實名制“大躍進”現象，理應抱有警惕。實名制不是不可以有，但每一種實名制的推行，都應接受審慎評估和公共討論，廣征民意，達成共識，其最終決策應符合起碼的程序正義和法治原則。在此過程中，最重要是明確厘清實名制的邊界，充分考慮公民權利可能遭受的潛在威脅和侵蝕，最大程度地控制公共權力以公民權利換取治理便利的沖動，將實名制壓縮在社會誠信、國家安全、金融安全等最為有限的范圍內，以確保整個社會更多地行進于“自由”的價值軌道，而非沉湎于“管制”的治理迷思，正如一位西方先賢所言——“犧牲自由的安全是不值得的。”更何況，犧牲自由，還未必收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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