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為政》載孔子之言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一個人沒有信,那就像大車沒有“輗”,小車沒有“軏”一樣,是沒有辦法上路行走的。
春秋時的“大車”指的是牛車,主要用來運(yùn)輸貨物;“小車”指的是馬車,是人們出行的交通工具。因春秋以前中國人沒有騎馬的習(xí)慣,所以,馬主要是用來拉車的。
按照西周的制度,天子駕六,諸侯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一。不過,也有人認(rèn)為天子至大夫都駕四,士駕二。2002年和2006年,洛陽東周都城遺址先后出土了兩輛六駕馬車,應(yīng)該是東周天子的車駕。2006年西安也出土了戰(zhàn)國時期秦國六馬車,被懷疑是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的車駕。春秋時人們把駕四馬之車叫“駟”,駕三馬之車叫“驂”,駕二馬之車叫“駢”。不過,到了漢代,一般都是一匹馬駕車。
根據(jù)出土的牛車和馬車的資料看,古代的車在兩輪中間的車軸上連接有車轅,車轅是駕車用的車杠,大車稱為“轅”,小車稱為“辀”。“轅”是夾在牛身體兩旁的兩根直木;“辀”是連接在車軸中間的單根曲木。不過,近年出土的馬車,使用的“辀”多為單根直木。漢代以后,流行一馬駕車,車不能用“辀”,都用兩根直木做“轅”了。
無論是轅或者辀,在靠近牛、馬脖子附近,都必須固定一根橫木。這根橫木,大車稱為“衡”,小車稱為“軛”,“衡”和“轅”連接的銷子稱為“輗”,“軛”和“辀”連接的銷子稱為“軏”。牛和馬走動的時候,通過固定在脖子上的“輗”和“軏”,傳導(dǎo)力量至車軸,驅(qū)動車輪轉(zhuǎn)動。如果沒有了“輗”和“軏”,牛車和馬車就沒有了動力,因此,就不能前進(jìn)了。
孔子所謂“信”,即誠信,也就是今天所謂講“信用”意思,指能忠實(shí)地實(shí)踐承諾。孔子認(rèn)為,“信”對于人來說,就好比車子的“輗”和“軏”一樣。車子沒有了“輗”和“軏”,就不成其為車子,而人沒有了“信”,人也就不成其為人了。
孔子教授學(xué)生,有“文、行、忠、信”“四教”,其中的“信”,主要體現(xiàn)在人與人交往的誠實(shí)性方面,《學(xué)而》說,“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敬事而信”,“謹(jǐn)而信”,“主忠信”?!豆遍L》說:“朋友信之。”《衛(wèi)靈公》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路》說,“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君子義以為質(zhì),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蛾栘洝氛f:“信則人任焉。”《子張》說:“君子信而后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后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堯曰》說:“信則民任焉。”
“信”的重要性,主要源于守承諾,而答應(yīng)的事情,積極踐諾,是符合“義”的行為,因此,《論語•學(xué)而》說:“信近于義,言可復(fù)也。”一個領(lǐng)導(dǎo)人只有“信”,才能得到人民擁戴,《論語•顏淵》說子貢問政孔子,孔子回答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說:“去兵。”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說:“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孔子思想,以仁、義、禮、智、信為其綱領(lǐng),這五者不是并列關(guān)系,而是以仁、義為基礎(chǔ)和主導(dǎo)。仁者“愛人”,其特征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dá)而達(dá)人”,即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要讓別人去做;自己想實(shí)現(xiàn)的目標(biāo),一定要讓別人也能實(shí)現(xiàn)。“義”就是按照“仁”的原則去做事情,所以叫“居仁由義”,也稱為“里仁為美”,“里”即“居”的意思。“禮”是基于“仁義”而設(shè)立的制度。“智”是分辨“有道”與“無道”的能力,“有道”與“無道”的分水嶺,就看是否有“仁義”。“信”是奉守承諾,但這個承諾,必須接受“仁義”的檢驗(yàn),如果不合“仁義”,則不必信守。
《左傳•宣公二年》載,晉靈公無道,受到大臣趙盾批評,晉靈公派鉏麑殺趙盾,鉏麑凌晨到了趙盾家,見趙盾擔(dān)心上朝遲到,早早起床,穿好衣服,坐著假寐等候,鉏麑感嘆說:“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于是觸槐而死。鉏麑不忍心做不仁不義的事情,所以沒有殺害一心為民的趙盾,而選擇了自殺,實(shí)際是為了“仁義”拋棄了“信”?!墩撜Z•子路》說:“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孔子認(rèn)為,如果背離仁義而談“信”,無疑是小人之行。而《孟子•離婁下》更加明白地指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論語•子路》載,葉公對孔子說:“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回答說:“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又《莊子•盜跖》載:“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葉公所言直躬者,體現(xiàn)的是“誠”,而尾生所體現(xiàn)的,是“重承諾”,寬泛而言,都屬于“信”的范疇,但是,直躬者忘記了對君主的忠誠根源于父子的關(guān)系,不能把君臣關(guān)系看作是比父子關(guān)系更重要的關(guān)系,否則,就違背了仁義;而女子失“信”在先,尾生為守“信”被水淹死,卻并不能改變已經(jīng)失“信”的事實(shí),為已經(jīng)失效的“信”而不珍惜生命,是對生命的輕視,也是對父母的殘忍,在不“智”之上,同樣體現(xiàn)了不“仁”不“義”的特點(diǎn)?!墩撜Z•陽貨》說:“好信不好學(xué),其蔽也賊。”這里所說“賊”,就是殘暴的意思。所以,《淮南子•泛論》說:“言而必信,期而必當(dāng),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
孔子重視“信”,但又不固守違背仁義之“信”。同時,他要求自己堅守符合仁義的“信”的同時,又主張沒有充分證據(jù),不應(yīng)懷疑別人的誠信問題?!墩撜Z•憲問》說:“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這也是體現(xiàn)了仁義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