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勝古跡間胡抹亂畫，有人謂之“乾隆遺風”，這實在是高抬了他們，他們哪有乾隆爺寫詩作文的文筆。若細究起來，應該叫做“猢猻遺風”才對。孫猴子跑到佛祖掌中，溲溺之余，題了幾個字：“齊天大圣到此一游”，這才該算是今人胡亂涂鴉的嫡祖。從《西游記》算起，這“猢猻遺風”已經(jīng)延傳了好幾百年，如今依然健旺，且大有堅牢難破之勢。埃及有座盧克索神廟，世人稱奇。孰料廟中雕像最近被刻了一行歪斜的漢字：“丁錦昊到此一游”。無疑，這是“猢猻遺風”襲擾到異國來了。

中國游客——當然，只是一部分中國游客，的確有不少壞毛病，一位常接中國旅游團的荷蘭籍導游總結(jié)說，“如今中國游客雖然不大隨地吐痰了，但各種毛病依然不少，隨處大聲嚷嚷，打噴嚏不捂嘴，男人當眾光膀子，女人真空穿白線衫，讓孩子隨地撒尿，在座位上旁若無人地脫襪子摳腳，等等，而且屢教不改”。這位外國人沒有渲染什么，只是實錄事實，我們無法辯解，只有汗顏。

國人的陋習受到外國人指摘，讓我想起一樁歷史公案，就是舊上海公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nèi)”的辱華事件。關(guān)于那塊辱華標牌，近年來有不少討論和考證，事情的原委已經(jīng)很清楚。大體說來，這里邊有兩本賬，一本是洋人辱華，這是主要的賬，對此我們憤慨至極；再一本是游園華人文明程度低，陋習頗多，對此，我們反思得不夠。

洋人設置辱華牌子，乃源于他們的帝國主義本性，出于他們的傲慢與偏見。但一些華人逛公園時缺少公德，胡來亂造，也是誘因之一。史料這樣記錄：“中國人入適園后，往往不顧公益，任意涕唾，任意坐臥，甚而到于大小便亦不擇方向……”又記：“有挾妓以入者，此已犯西人之所忌，而妓又愛花成癖，往往一見鮮花，必欲折取”。又記：在公園里，華人游客“一人欲獨坐一凳，不肯與人共坐……巡捕遂斥此人之非是，彼即罵詈不絕。又有游園諸華人見此人與捕忿爭，亦不問事之是非，咸助此人，大有與捕為難之勢……”這些記錄都是確鑿的事實，并非哪個存心污蔑中國的壞蛋所偽造。

怎樣看待洋人設置辱華牌子這件事？站在今天的高度，只是聲討帝國主義已經(jīng)不夠了，還應該做內(nèi)省性的反思。實際上，民國年間已經(jīng)有清醒的愛國者這樣做了。

例如,有兩位楊先生就曾發(fā)表過很好的意見。一位是倫理學家、文化啟蒙教育家、北京大學教授楊昌濟先生，他是毛澤東的老師和岳丈；一位是反清革命家、法學家、文化名人楊蔭杭先生，他是錢鐘書的岳丈。

1913年，楊昌濟先生寫道：

試觀漢口、上海之洋街，皆寬平潔凈，而一入中國人街道，則狹隘擁擠，穢污不潔，相形之下，判若天淵……上海西洋人公園門首榜云：“華人不許入”，又云“犬不許入”，此真莫大之奇辱……平心論之，華人如此不潔，如此不講公德，實無入公園之資格。西人所為，雖欺人太甚，亦吾國人有以自取之。不急改良習慣，養(yǎng)成與西人平等交際之資格，則此等恥辱終無湔洗之期。

在楊昌濟的筆下是有兩本賬的，一是洋人辱華的賬，一是華人“自取之”亦即自辱的賬。對洋人辱華，楊先生視為“莫大之奇辱”；對一些華人入園的表現(xiàn)，楊先生則斥為“不講公德，實無入公園之資格”。在楊先生看來，洋人固然欺人太甚，但無公德之華人實也是自取其辱。他告誡國人，要想湔洗恥辱，只有改掉陋習，在文明水平上不讓于洋人才行。

另一位楊蔭杭先生，意見與楊昌濟相同。1920年，他在《申報》發(fā)表了《平心談》一文，說道：

他人之是非，今姑不論。試反躬自問，華人如果入公花園，果皆能不隨地唾痰乎？果皆能不任意溲溺乎？果皆能不攀折花枝乎？果皆能不棄擲果殼乎？

華人自設公園須競勝于外國公園……若咳唾生風，溲溺交作，則不如不設之為愈也，又若飯館林立，妓女云集，亦不如不設之為愈也。外人榜其公園曰“華人不許入，狗不許入”，愿我華人一雪此恥也。

楊蔭杭先生更是強調(diào)華人的反躬自省，他認為，要想雪恥，必須先改掉陋習，改掉那一大堆齷齪的壞毛病，亦即要想雪恥，先別自辱。對于華人自設的公園，楊先生告誡說，要想勝過外人的公園，必須先要在文明程度上取勝。

兩位楊先生的意見，可謂既唯物，又辨證，乃至理也。他們都在告訴國人一個道理：只有自尊，才能自強，才能不受外人羞辱，才能與列強爭雄。他們發(fā)表這些意見的時候，正值列強橫行中國，但他們沒有只譴責列強，而是同時也強調(diào)國人要自省。他們是極理性的愛國者，是真正的愛國者。

兩位楊先生的話，至今已近于百年了。然國人的陋習改掉了么？改了多少?大家心里其實都是有數(shù)的。最令人蒙羞的是，現(xiàn)在國外竟有些商店不許中國游客進入！這不還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nèi)嗎？只是沒寫狗字，沒那么刺激而已。但這些商店又絕不是帝國主義分子開的。這真讓我們無言，只能拊膺長嘆。

提起中國游客的陋習，總讓我想到“國民性”三個字。這些陋習，不是個別人的，而是群體性的，且是多發(fā)性的、頑固性的，這不能不讓人考慮這是一種負面的國民性所致。費孝通在《鄉(xiāng)土社會》一書中認為，國人“私”的觀念極重，而無公德觀念，如蘇州人家總是往屋后本已很狹窄的水道里傾倒垃圾，因為他們覺得水道是公家的，而公家的東西是可以隨意占便宜的，是“有權(quán)利，沒義務”的。費先生認為這種自我主義，與楊朱和儒家的一些理論有關(guān)，更與中國農(nóng)業(yè)社會的“差序格局”有關(guān)。這種對國民性的分析，對國人“私”念極重的分析，可以移來認識中國游客的陋習。實際上，中國游客的陋習正與這種“私”念極重的國民性有關(guān)，當然還有其他許多成因。這種國民性，與現(xiàn)代公民意識完全是逆向的。

不要一聽到“改造國民性”就反感。這是魯迅的主張，是許多清醒、赤誠的愛國志士的主張，這主張是對中華民族的真愛護。其實，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是優(yōu)缺點并存的，偉大的民族也不例外。我族我民都是偉大的，但也不例外。魯迅一生都在為改造國民性中之負面的東西做韌性之戰(zhàn)。魯迅敢于正視和揭橥國人的壞毛病并力促改造之，他的《阿Q正傳》和大量雜文都是在批評國人負面的國民性。魯迅特別反感那種粉飾家，認為那不是真愛國。魯迅對國人缺點的猛烈敲打，促進了國人的猛醒，他被譽為“民族魂”，被毛澤東譽為“現(xiàn)代中國的圣人”，我看這是主要原因之一。

曾聽到某公侃侃發(fā)言，替在國外的中國游客隨處大聲喧嘩辯護，說這是民族習慣、開朗之故，不像洋人低聲細語那么陰暗。顯然這是把丑陋當成了文明，而且是在侮辱文明。這種給壞毛病涂脂抹粉的做法，委實是在害我民族。

當今輿論界對于國人陋習的批評相當乏力，對于陋習背后負面的國民性以及其他成因的剖析就更談不上。有人很反感魯迅式的批評，覺得那是民族虛無主義，是與中國人過不去，甚至是居心叵測。他們昏然地認為只有自己才代表中國人民。

這讓我想起當年批評柏楊《丑陋的中國人》那樁公案。批評者的邏輯是，我們做丑陋的事可以，但你不能說“丑陋”二字，我有癩痢頭不假，但你不許說“光”說“亮”，否則你就是傷害中國人的尊嚴。魯迅說，面子是中國人的綱領(lǐng)。不許說“丑陋”二字，說到底是為了面子。但究竟什么是面子，什么又是尊嚴呢？你在公園里胡亂涂鴉，任意涕唾，隨意攀折花枝，旁若無人地脫襪子摳腳，這算不算丑陋，算不算傷了中國人的面子和尊嚴呢？

自省，魯迅式的批評，其實并不可怕，自辱才最可怕，長了癩痢頭不讓說，又不好好治，才最丟面子，最傷尊嚴。

柏楊這本書，立意是正確的，無可挑剔，只是下筆用詞狠了點，但也不過就像魯迅說的，你開窗戶他不許，便只好說些掀屋頂?shù)挠苍?。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丑陋的中國人》與魯迅雜文的立意相同。楊昌濟、楊蔭杭兩位先生的言辭，也與魯迅同調(diào)。

一個民族要想進步，必須正視自己的缺點。一部中華民族發(fā)展史，其實正是一部自我糾錯的歷史。取消太監(jiān)、懲辦貪墨，禁用凌遲，剪掉辮子，解放小腳，廢除皇帝，制裁漢奸，否定文革，查辦蘇丹紅、地溝油，都是在自我糾錯。我們的民族正是在自我糾錯、自我更新中得到升華，越來越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