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坊間流行著“官二代”的說法，是指那些當官者的孩子，而且有關(guān)他們的傳言多是負面信息，比如像“我爸是李剛”這樣的消息，還有前不久廣為流傳的陳小魯和宋彬彬向“文革”中受過他們傷害的老師道歉的新聞。陳、宋二人的爹都是人人皆知的大官，當然稱得上“官二代”。但是除了那些人人皆知的大官外，官位究竟要多高，他們的子女才有資格稱得上“官二代”？我還沒聽說有什么具體標準。
說說我爹吧。1928年時，我爹是中共樂亭縣第一屆委員會委員；1929年代理過欒樂中心縣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初期任北京市政府新聞處副處長兼干部理論教育處處長；任過人民出版社社長等職務。我估摸著我爹夠得上“官”的標準了，雖然算不上大官。
1946年，因為我爹在北平城工部地下工作者的身份暴露，全家奉命撤退到了解放區(qū)——張家口。我和哥哥被送到阜平縣槐樹莊晉察冀邊區(qū)光明小學上學。這所學校主要招收那些奔赴前線的將士的子女、從白區(qū)轉(zhuǎn)移來的地下工作者以及在國外工作人員的孩子，也有不少烈士遺孤。隨著解放戰(zhàn)爭節(jié)節(jié)勝利，1949年我隨學?；氐搅吮逼?，光明小學也已更名為育才小學。
由于歷史的原因，育才小學里有很多“官二代”，如毛澤東的侄女毛遠志，劉少奇的兒子劉允斌，林伯渠的兒子林用三，還有后來當上大官的伍紹祖、李鐵映，以及作曲家施光南，等等，總之很多“大官”的子弟都在育才上過學。
1952年，我從育才小學被保送進了師大女附中（即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當時女附中的學生中有“公費生”和“自費生”之分，公費生上學的費用都由公家負擔，這些人都是“干部子弟”，那時我也在公費生之列。
記得初二那年，這種情況有了變化。一天學校發(fā)給公費生每人一條毛巾被，上面印著“師大女附中”的校名，說這是發(fā)給我們的最后一樣東西，以后不再有公費生了。后來回家聽媽媽說，中央搞工資改革，停止了過去的“供給制”，政府工作人員一律實行“工資制”。媽媽說：“以前我和你爸在晉察冀邊區(qū)工作，條件十分艱苦，大家不拿工資，每月只有一點津貼，一切都由公家負責。那時候因為打仗，經(jīng)常要跟隨部隊轉(zhuǎn)移，所以我們也沒有固定的‘家’。你和哥哥住在學校，學習、生活全由學校老師負責。全國解放以后，不打仗了，一切都正常起來，戰(zhàn)爭時期的‘供給制’就不合適了，現(xiàn)在我和你爸每月都拿薪水，有了錢，所以你們上學也要交費啦。”
這種公費與自費的區(qū)別的確會造成同學之間的一些隔閡，比如自費生覺得大多數(shù)公費生學習成績不如他們好，但是比較直率、樸實，能吃苦，天不怕地不怕，開會時敢提意見，同時由于長年過集體生活，社會經(jīng)驗少。自費生顧慮就比較多，常常會想到“出身”，每次看到點名冊上公費生排在前面、自費生排在后面的時候，心里就感到不舒服，甚至畢業(yè)時升學都會受影響，感覺極不公平。但是同學們在共同的學習、生活中，像親姐妹那樣敞開心扉，赤誠相待，這種隔閡就逐漸消除了。
說說我的同學吧。在公費生里，第一個當屬毛澤東的女兒李敏，還有謝覺哉的女兒謝定定，程子華的女兒林彬彬，郭沫若的女兒郭素英，著名詩人蘇金傘的女兒蘇力平等。
高一那年發(fā)生的一件事讓我至今不能忘懷——為了開展文娛活動，全校要舉行一個班級舞蹈比賽，大家選我和其他幾個同學負責為大家編舞。當時我的興趣正在別的地方，覺得這項工作會占用我的大部分課余時間，所以不肯接受任務。班干部找我談了幾次，我仍堅持己見。后來團支部就這件事在班上舉行了“應該如何對待社會工作”為主題的討論會。會上同學們批評我說，作為這個班的一員，應該無條件地為班集體服務，為自己的事不顧集體利益是不對的。我不服氣，就“引經(jīng)據(jù)典”，用一些名人的話和格言為自己辯護，堅持認為集體也應該“尊重個人意愿”、要“珍惜他人的時間”，做事情不應該“強求一致”……大家辯論得很激烈，甚至爭論得有些“臉紅脖子粗”。
那次班會的結(jié)果是大多數(shù)同學不贊成我這種“另類”想法。表面上看，我也沒服輸，好像大家說的話沒起作用。其實不然，同學們那些與人為善、苦口婆心講道理的態(tài)度，我體會到了，要不然，怎會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我對那次班會還記得那么清楚，甚至同學們發(fā)言時的神態(tài)都歷歷在目。其中特別忘不了的是李敏，她是在蘇聯(lián)長大的，1947年才回國，說得一口流利的俄語，漢語反倒生疏了。記得那天會上，我正和同學們你一言我一語地爭辯，李敏突然發(fā)言了，但是憑她當時的漢語水平，要在這樣的場合表達意見，真是難為她了，她費了很大勁兒也沒能完全講清楚想說的話。但是她的心意我已經(jīng)領(lǐng)會到了——看到我不認錯，心里著急；要批駁，又不能自如表達。她那種恨鐵不成鋼，有些生氣、激動，又感到無奈的神態(tài)，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里。
這樣的氛圍也起到加強團結(jié)、增進班級凝聚力的作用。說到團結(jié)，我們班也是值得稱道的。比如，大家都知道李敏的身份特殊，可說是貴為“公主”，但是這位“公主”卻十分隨和，她住在中南海，每天騎自行車上學；穿衣著裝和我們一樣，偶爾會穿一身淺藍色的連衣裙（那時很少有人穿連衣裙），加上苗條的身材，常常會吸引同學們的目光。她和我們一起做值日；一樣到食堂，八個人一桌圍在一起吃飯；一樣下鄉(xiāng)勞動。大家對她也不另眼看待。有同學問她，你怎么一點都不“特殊”呀？她笑著回答說：我就是我，我和大家一樣。
記得有一次下鄉(xiāng)勞動，我和她在一起翻白薯秧，蹲著邊翻邊往前挪，很費力氣，兩條腿一會兒就沒勁兒了。李敏說，蹲著干太累，干脆跪著吧。說著雙膝一跪，邊翻邊往前爬。我也學著她的樣子，果然省勁得多。我們一邊干一邊閑聊，我說，我們住校生一星期才可以洗一次澡，頭發(fā)容易臟，單洗頭發(fā)很麻煩。她說，你可以試試，每天洗臉的時候，用濕毛巾擦擦頭發(fā)，我那個時候就是這樣做的，挺管用。我知道她說的“那個時候”是指在蘇聯(lián)那段艱難時光。
我看她趴在地上，出了很多汗，手上、褲子上滿是泥，臉也臟了，又說：今天翻白薯秧挺累的，勞動完你還要騎車回家，其實你完全可以不來，請個假，大家不會說什么的。李敏搖搖頭說，我就是我，我和大家一樣，班上組織的活動，一定要參加。“我就是我”，這是我們經(jīng)常聽到李敏說的一句話。這四個字雖然很簡單，但是從李敏嘴里說出來，其中包含的深意我是理解的。
我一直比較喜歡學外語，是班上的俄語課代表，每當遇到俄語上的難題，我就向李敏請教，她都會很耐心地解答。但是有些語法上的問題，像為什么要用某個“格”之類的問題時，她就說不明白了。我想，這就像我一樣，中國話說得雖然流利，但要深究起語法來就差遠了。
那時候同學們都喜歡唱蘇聯(lián)歌曲，還特別熱衷唱原文。這正好是李敏的強項，她不僅說俄語是“原汁原味”，會的歌也多，于是就成了教我們唱俄
中學畢業(yè)后，同學們各奔東西，相互間少有來往，直到上世紀80年代，我才在一次校慶會上再見到李敏。經(jīng)歷幾十年歲月的沖洗，我們都衰老了，但是李敏還是我心里那個質(zhì)樸、誠實、平和的李敏！
1957年，我升入高三。這個新學年剛開始，我們班就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毛主席親自批改了王桂芹的日記！”的“新聞”在班上傳開了。原來暑假時桂芹回了一趟老家阜平。桂芹父母都是老革命?；丶液?，在媽媽的鼓勵和幫助下，桂芹每天和社員一起下地干活，打壩；參加社員會，給大家讀報、一起討論問題……她覺得回家以后，“天天有新鮮內(nèi)容、天天感受不一樣，天天有心得有收獲”，于是動筆寫了下來。半個月里寫了14篇、1萬多字。
開學后的一個星期六，我們班團支部組織大家到離學校10多里外的羅道莊干農(nóng)活，那時羅道莊一帶還是大片的農(nóng)田。李敏也去了。桂芹是個愛動腦子的人，經(jīng)常隨身帶個硬皮的大筆記本，聽報告、聽講座時可以記錄；平時有什么想法、碰到什么新鮮事也隨時記下來?；剜l(xiāng)寫在16開單張紙上的日記，就夾在這個筆記本里。這天去羅道莊，她和往常一樣帶上了這本筆記本。
到了村里，大家分散在白菜地里干活，干了一陣，突然變了天，刮起一陣風，稀稀拉拉下起小雨。桂芹怕筆記本被淋濕，見李敏的自行車就支在地頭，車把上掛著個書包，就向不遠處的李敏打了聲招呼，把筆記本塞到了李敏的書包里。不一會兒干完活，雨也停了，大家又分組參加生產(chǎn)隊的討論會?；顒咏Y(jié)束時天色已晚，便各自匆匆回家。走的時候桂芹和李敏都沒想起筆記本，就這樣，這幾篇日記被李敏帶進了中南海。一連串的巧合讓毛主席看到了桂芹的日記。沒想到毛主席閱讀的時候那么仔細，不僅對文中的病句、錯別字作了改正，在精彩的句子下面劃了圈，最后還批示道：“每年暑假回鄉(xiāng)一次，極為有益。此文寫得很好。住半月不夠最好住一個月。”
當我們知道這件事時，班上簡直像炸開了鍋，有人當場跳起來高呼“烏拉”。要知道，當時毛澤東在人們心目中威望之高，真可以用“敬若神明”來形容。我們班“近水樓臺先得月”，大家爭著借看桂芹的筆記本。我很快就借到手，看完后非常激動，暗下決心，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做一個不脫離勞動、不脫離勞動人民，“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后來《中國青年》發(fā)表了桂芹的《暑假回鄉(xiāng)日記》和毛主席的批語，在全國青年中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我們都知道“潤物細無聲”這句話，我在女附中受到的教育，就是這句話最好的注釋——每天發(fā)生的普通小事，一點一滴地教會我怎樣思考、怎樣做事。老師們和這個團結(jié)、友愛的班集體滋潤、激勵著我，讓我終身受用。
1958年我高中畢業(yè)，面臨高考。正當全班同學全身心準備高考的時候，我卻怎么也安不下心來，因為家里出了大變故——有一天，媽媽把我和哥哥叫到一起，神情嚴肅地告訴我們，爸爸被定成“右派”了，要我們回學校向組織匯報。媽媽的話猶如晴天霹靂，我懵了，搞不懂一向?qū)ξ覀円髧栏?、要我們靠攏組織、積極爭取入黨的父親，怎么會一下子變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敵人！
回校后，我向團組織作了匯報，他們要我站穩(wěn)立場，和父親劃清界限，還要我交代、揭發(fā)他的具體罪行。我說不出來，回家問父親，他說了幾條，比如同事認為他分配辦公室不公平；對他重用“留用人員”有意見；還有日偽時期被捕入獄的那段歷史，他已經(jīng)向黨組織做過交待，但是組織上一直沒有調(diào)查清楚。最后他鄭重地表示：“我從來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的事！”
聽了父親的話，我心里十分矛盾。自懂事以來，老師家長的教導都是要我聽黨的話，要無條件服從黨的領(lǐng)導，響應黨的號召，要勇敢地和一切不利于黨的事業(yè)的壞人壞事進行堅決斗爭。如今父親成了“右派”，是壞人。從道理上講，要聽黨的話，與他劃清界限，我也相信組織不會有錯，但是要我揭發(fā)他的具體罪行，我揭發(fā)不出來，這不就是沒聽黨的話嗎！
老實講，爸爸畢竟是我至親至愛的人。他少年時參加革命，從事的是極其危險的地下工作，遇到過危險，坐過牢房，身份暴露后才撤回解放區(qū)。后來隨部隊打回北京，在市政府任職，整天忙于工作，吃住都在辦公室，我和哥哥假日從學?；丶?，不是到媽媽工作的幼兒園，就是回父親的辦公室。閑暇時我們纏著父親要他講過去冒險的故事，他總是巧妙地把話題引開。我和哥哥認為這是父親搞地下工作時留下的“職業(yè)病”。
我想，父親沒有理由反黨，反社會主義。特別是他說“我從來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的事”這句話時，直覺告訴我，他沒有撒謊！我冥思苦想也找不出父親有什么反革命罪行，要我交代、揭發(fā)他的反革命罪行，我說什么呢？在沒有真正搞清楚事實的時候，我不愿意像演戲那樣，在別人面前罵上幾句，寫個匯報表表決心，蒙混過關(guān)。那么該怎么辦呢？老實說，那段時間里，我感到十分痛苦。
高考日期越來越近，要趕快做出一個決定。這時一個念頭逐漸在我心里產(chǎn)生，要用行動表示和“右派”家庭劃清界限，永遠跟黨走！最好的辦法就是放棄高考，把上大學的機會讓給其他同學，到最艱苦的地方——北大荒當一名農(nóng)墾戰(zhàn)士！
從那一刻開始，我踏上了一條全新的生活道路，同時也摘掉了“官二代”的帽子。記得那年被北大荒851農(nóng)場錄用后，在填寫履歷表“家庭出身”一欄時，我把過去習慣寫的“革干”改寫成了“職員”……
如今我已是耄耋老人，離人生終點越來越近了。回過頭看看幾十年走過的人生路，往大里說，這條路跟我們命運多舛的共和國發(fā)展緊扣密配；往小處說，很遺憾，我沒有做出什么“驕人的成績”，但是這輩子做到了“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做戲”（本來嘛，人生不就是一出戲嗎？）。之所以能夠一生做到“清白、認真”，歸根到底是青少年時代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步入社會后，受到當時良好的社會風尚的熏陶。
但愿這樣的學校、家庭教育和社會風尚能夠延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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