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爆發(fā)那年，我正上小學六年級。記得最讓我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一件事，發(fā)生在公共汽車上。那是1966年春天的某個晚上，我坐公交車回家。身邊有個人用壓得低低的聲音，非常神秘地對身旁一個人說：“看來彭真這回躲不過去了。”他的同伴警惕地掃了一下周圍，帶點訓斥地說：“別瞎說！”沒想到沒過多少日子，彭真下臺的消息就登在報上了。

我知道彭真是因為我祖父陸宗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關系頗深。1949年以前，我家曾作為“城工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接待過不少地下黨員，這里邊有不少人后來在市委市政府工作。祖父因此也和擔任市委書記的彭真認識了，但不熟。不過他對彭真印象很好，說此人會講話，沒有架子。

記得那天回家后，我還把這道聽途說的消息告訴了祖父，他一臉凝重的神色，讓我感覺到好像發(fā)生了什么不好的事。不過我當時只覺得好奇、好玩兒、得意。作為六年級的小學生，最高興的事莫過于自己說的話能引起大人們的重視。

好像是此前不久的一天，下午放學后我去南河沿的文化俱樂部（即歐美同學會）找祖父一起吃西餐。吃完飯，祖父送我一本剛出版的《歐陽海之歌》，說好不容易才買到，寫得非常好。后來知道，祖父當天下午在主持民盟北京市委對吳晗的批判。因為當時吳晗是民盟市委主委，祖父是民盟市委第一副主委。但那次批判不久就在熊熊燃燒的“文革”烈火中被定性為“假批判，真包庇”，是保護吳晗過關。不過從實際情形來看，也確實如此。

“文革”開始后，祖父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自然最先受到沖擊，每天去學校“運動”。父母也在各自單位參加“文革”，大中小學一律放了“長假”，這下把我們這些涉世不深的小學生高興壞了。學校老師不管了，家里大人不管了，我家又僥幸躲過1966年七八月間紅衛(wèi)兵抄家打人風聲鶴唳的那些日子，于是我過上了“隨心所欲”的生活。這生活首先是幫家里發(fā)現并銷毀“違礙”物品。比如我最得意的事兒是發(fā)現客廳里懸掛毛澤東像下方的墻壁上因以前掛字畫，留下一個模模糊糊的十字形；還發(fā)現鑄在一個蜂窩煤爐子上的青天白日的國民黨黨旗，很博得大人們夸獎；我又把一些西洋裸體牙雕美女和中國仕女像拿到僻靜的小后院用錘子砸個稀巴爛；還幫祖母把印有龍鳳圖案的床單、枕套剪碎，幫父母燒了不少至今我也說不出來是什么的東西。我有個朋友說：“小時候我忽然發(fā)現我們家多了幾十根搟面棍兒，心想哪兒來的？誰家能用這么多搟面棍兒？后來才知道是家里大人燒字畫兒，字畫燒了，把畫軸留下來了，那形狀挺像搟面棍兒。”

不過我并非只做銷毀的勾當，我也在“保護”上立過“大功”，只不過這“功”是先從“過”開始的。“文革”開始時，我將我的玩具——許多料器小動物和坦克、大炮、月球車、玩具廚房等統(tǒng)統(tǒng)搬進了祖父的一只書箱，而把里面的書稿都拿出來扔到走廊的爛書堆上。那時在我看來，這些又黑又黃又舊，有些還殘破不全，又都統(tǒng)統(tǒng)泛著一種霉潮怪味的書本，哪有我那些美麗的小動物可愛！可它們倒安安穩(wěn)穩(wěn)地睡在可以上鎖的書箱里，而我這些玩具原來的家只是在一只鎖不上的櫥柜下邊。祖父發(fā)現后，并沒責備我，只是將那些書稿挑了一部分撿回來，然后和顏悅色地告訴我書箱還應放這些書。我至今還記得祖父說這話時那種猶豫又小心的表情，仿佛唯恐傷害了我。從這次談話中，我知道了書稿也是重要的東西。于是，祖父最重要的手稿《說文解字通論》，從我知道它的重要性起就將它藏在我的鐵箱中，一直到“文革”結束，北京出版社將它出版，成為祖父最有影響的學術著作。

那時人們還有很多“創(chuàng)意”，比如在“造反”思想的引導下，人們紛紛大破大立，敢于打破現存的規(guī)章制度，改地換天。有造反派尖銳地指出：“紅色”象征革命，革命要一往無前、沖破一切阻攔，那么，怎么能以紅色為交通標志的禁止令？應該改變，紅燈放行、綠燈禁行。同時又有紅衛(wèi)兵號召交通警察手中的指揮棒應換成毛主席語錄，理由是，毛澤東思想指揮一切，除此之外，不能再有用以指揮的東西。“紅燈放行、綠燈禁行”，我不知道實行過沒有，指揮棒換毛主席語錄我親眼見過。但據說，沒幾天全市交通就遇到大麻煩，因為司機只見遠處小小紅光來回閃動，不知車該怎么開了。后來聽說還是周總理下令改了回去。那時還改地名以示革命，比如把舊使館區(qū)所在地“東交民巷”改成“反帝路”，把蘇聯援建的“友誼醫(yī)院”改成“反修醫(yī)院”，等等，后來有人印了張交通圖，將“革命后”的地名和“革命前”的地名作了對照說明，不過似乎也沒能實行幾天。

那時大街上也非常熱鬧，出現過許多奇特景象和匪夷所思的事。比如有一次我在宣武門內某座二層小樓看到，樓上大概是一派紅衛(wèi)兵的司令部，另一派對立的紅衛(wèi)兵則在樓下進攻。樓下的架人梯、找木梯、揮舞木棍，樓上的將桌椅板凳、壇壇罐罐當成滾木擂石打將下來，樓下紅衛(wèi)兵便頂上炒菜鍋裹上被子進行防御。最有意思的是兩派紅衛(wèi)兵都高喊“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為自己鼓勁兒，許多市民圍著看熱鬧，還為久攻不下的樓下紅衛(wèi)兵出謀劃策。終于，天色將黑時，樓下紅衛(wèi)兵得手，市民們紛紛鼓掌叫好。其實誰也分不清誰是誰非，就是看個熱鬧罷了。

當時形形色色的紅衛(wèi)兵組織中，最有名的是“東城糾察隊”、“西城糾察隊”和“海淀糾察隊”。這三隊人馬據說全由中學里的高干子弟組成，經常給市民發(fā)布“告示”，“告示”中全是各種規(guī)定，多達數十條，比如“白球鞋不許太白，不許燙發(fā)，不許穿瘦腿褲，不許穿花襯衣，不許養(yǎng)貓，不許種花……”總之全是由“不許、不準”開頭，結尾處也總是“若有人違反，格打勿論，格殺勿論！”，很嚇人。記得我那時天天出外尋找這些“糾察隊”的“告示”，回家鄭重其事地告訴大人，小心翼翼地照著做，不敢違反，以免招致飛來橫禍。

后來又由這“三糾”成立了一個很有名的中學生組織“首都紅衛(wèi)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清一色高干子女，成分比較純，也就比較“高貴”，不少年輕人都想渾水摸魚混進去以提升“血統(tǒng)”，這就產生了“老兵”和“土鱉”之分。一般來說，“老兵”指干部子女，“土鱉”代稱市井子弟。干部子弟內部一開始還等級森嚴，有高干、中干、一般干部之類，子女們也自覺對號入座。但后來“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斷深入，干部們大批大批被打倒，他們的子女也不能不日漸“低下高貴的頭”。就從我所在的高干子女相對集中的北京第一實驗小學來說，經常聽同學們說起誰爹誰媽被“揪”出來了，在哪兒哪兒撅著挨斗。這使我們這些最先被沖擊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子女們心里多少平衡了一些。

“文革”初期過后，中學生們無所事事，于是以干部子女為首的中學生們開始以父母單位為主體結合在一起，通過打架斗毆“拔份兒”。當時除少數副部級以上干部住獨立四合院，大部分干部都住宿舍樓或大院。于是這些自小一塊兒長大的孩子們自然而然地聚到一起，并以“公安部”、“國防部”、“外交部”、“外貿部”、“商業(yè)部”以及“空軍大院”、“海軍大院”、“總參”、“二炮”等命名，其最重要的活動就是糾合在一起，穿著軍裝，騎著自行車，車后插一桿旗，從街市上呼嘯而過，與其他不同部院的孩子們吵鬧打架。武器都是自制，也是時尚中必不可少的。我有個住胡同的朋友還給我做了一把當時最時髦的三棱刮刀，帶血槽，送我壯膽兒，我看著害怕，扔了。

有件事情我印象較深。“文革”初起，位于天安門西側的北京第六中學的一部分紅衛(wèi)兵對老師們和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百般折磨，甚至打死了人。事件公開后震驚社會，大家紛紛前去參觀。我的一個表哥特意騎車來找我，把我?guī)У搅?。在一間極其陰暗的教室里，墻上有六個紅色大字“紅色恐怖萬歲！”地上鐵桶里有半桶又稠又紅的汁液般的東西。旁邊解說的另一撥紅衛(wèi)兵說，這是從老師們身上流下的血，那些紅衛(wèi)兵逼老師們蘸著這些血寫下了那行大字。有人懷疑這可能是對立一派紅衛(wèi)兵用紅油漆刷上去的，不過我卻相信這有可能是真的。因為“文革”剛發(fā)生時，有次我到學校，一個五年級的學生一見我就掄著“王八拳”沖上來，被我身邊幾位好友攔住后還在那里嚷嚷：“老子就是想打人，老子一天不打人手就癢癢！”之所以想打我，無非是因為“文革”中知識分子家的孩子首當其沖，挨打活該。所以我知道那時發(fā)生的許多駭人聽聞的事并非毫無根據。

除去“拔份兒”，那時的活動還有淘換毛主席像章，看愛情小說即當時所謂“黃色書刊”，聽外國唱片或攔截“土鱉”或“佛爺”（那時管偷東西叫“佛”，小偷叫“佛爺”），目的是撈點兒錢到商店買吃的解饞，再就是穿時髦的衣服。所謂時髦衣服，只有一種，即軍裝。穿一身綠軍裝，最惹人生羨。有些軍隊里將官校官的孩子們把他們老爹的呢制軍服拿出來穿，號稱將校呢，則更勝一籌。后來又有什么傘兵靴，等等，甚至連軍裝上的幾顆扣子也當寶貝。再以后，凡是軍用品全部頂好頂好，無論什么，有幾樣仿佛就可以夸示他人。大概是1968年后，又時興穿四個口袋的呢子中山裝，外套一身藍咔嘰學生服。我和一個同學各自將家里大人的呢中山裝穿上，外面套上學生制服，穿好一看，里面的呢制服袖子露出一大截，像棉襖。我說太難看，那位同學安慰我：“咱要的就這棉襖勁兒！”

再就是談論女孩子。最理想的女孩子用當時時髦的話說，是“牌兒亮條兒順葉子活”。牌兒指容貌，條兒指身材，葉子是錢，活是多。即苗條漂亮又有錢。在“革命”的壓力下，那時男孩女孩間幾乎沒有什么交往。情竇初開和充滿性幻想的男孩子只能在同性中靠胡侃、調笑、幻想和憧憬來自我滿足。有個同學說他從事法醫(yī)的父親有本法醫(yī)書，里邊講女性身體，大家就使勁攛掇他偷出來傳閱。

但是對于好讀書的孩子們，則多了一項活動，即到處借書和偷書。借書不易，于是有偷書之舉。我和一群朋友偷過小學圖書館的書，偷過查抄倉庫的書，還在同學間互相偷書。我得承認，盡管我能把毛主席語錄背得滾瓜爛熟，可論對我的影響，比我偷來的書差太遠了。這些書里最吸引我的，是外國文學名著和中國古代文學名著?？梢哉f，它們給我展示了一個全新的、廣闊而美好的世界，相對于身旁這個現實的世界，就像一個精神庇護所。同時，它們也從那時起就培育了我藏書的興趣，因為這些書中有不少是殘本，比如我比較喜歡、反復閱讀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二本、《西游記》的下半部、《封神演義》上半部的半本兒、撕去2/3的《說岳前傳》，外國文學名著則有《靜靜的頓河》第三本、《戰(zhàn)爭與和平》第一部、《唐璜》的上冊，等等。我把這些殘書讀了又讀，千方百計到處尋覓，期望讀全。這也是后來藏書成了我人生最大樂趣之一的原因。

即便在那個時代，大人們也同我們一樣，有著精神文化的需求。我父親有不少外國唱片，是那種78轉膠木的，大部分出自美國，商標是一只小狗對著一個大喇叭，不過生產地卻是日本。唱片大部分是成套成套的，如同我國線裝書的函套。這些函套制作精美，印象最深的一個用黃絹布做成，上面印滿常春藤，左右一邊一個裸體美女，中間一塊綠色的硬布，上面兩行燙金的外文。唱片都是名曲，有巴赫、海頓、貝多芬、施特勞斯、莫扎特等人的交響曲，還有不少單張的，裝在一個大大的鐵盒子里，里面有我最愛聽的古諾、托賽利、舒曼、舒伯特等人的小夜曲，還有一些我聽不懂，但名字使我砰然心動的曲子，如夢幻曲、浪漫曲、月光曲、隨想曲、幻想曲、狂想曲，等等，總覺得在這些夢想、隨想、幻想、狂想中也寄托了我自己的一些“想”。唱片是我父親的寶貝。可有一天，他對我說，他在學校里認識了一個留過洋的也很喜歡西洋音樂的老教授，倆人聊得十分投機，便決定悄悄換唱片，用我家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樂換老教授的一套流行歌曲。父親的理由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雖然有名，但咱們欣賞不了，太深奧。對方那套全是流行曲，像《我的太陽》、《鴿子》、《聽，聽，云雀》、《桑塔露琪亞》、《驪歌》，等等，容易欣賞。記得一個月光很亮的秋夜，父親帶我去那位教授家交換唱片。為了安全，我們去得較晚。行人雖已不多，可袖纏各色名目紅箍的造反派仍然不少，呼口號的、撒傳單的、貼大字報的隨處可見。我手里拎著一個沉甸甸的大包，里面是貝多芬的交響樂，心里無限緊張，就像拎著一個炸藥包。我盡量貼著墻邊走，并且走在最濃的樹蔭下。最后終于進了一片平房院，到了教授家。教授是個矮瘦的老頭兒，親切和藹，一身儒雅氣。他看了我們帶去的唱片后，搬出一個老式留聲機，放上聽了聽，旋即露出笑容。接著，他讓我們驗他的“貨”。那是一大本共13張唱片，是美國哥倫比亞唱片公司20世紀初出版的，保護得非常好，每張都又黑又亮，光可鑒人。父親挑了張《桑塔露琪亞》，正聽得入迷，忽然房門“哐啷”一聲被人從外狠狠撞開，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一臉怒氣地沖進來，馬上又回身沖門外大喝道：“鬧什么鬧什么，想聽你們就進來！”再一瞧，門外十幾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兒哄笑著一下子跑開。原來這青年是教授的兒子，那群孩子都是本院的教職工子弟，聽見“靡靡之音”后便扒窗戶扒門地偷聽偷看，被教授的兒子發(fā)現了，他干脆大大方方地開門揖“盜”。我們見狀也趕緊結束了“驗貨”，出門走了一段路后，還能聽見教授的兒子在大聲數落他父親。

這套唱片對我個人生活的影響還真不小。那時北京能秘密擁有這類唱片的人很少，算得上稀奇而且“時尚”。于是我小學的那些同學，外交部、勞動部的干部子女以及他們帶來的我也不知哪兒來的一群群年輕人，和我家附近胡同里的好朋友們，源源不斷地到我家來聽，有些人還順手將自己擁有的一兩張中國的、外國的唱片送給我。其中有一張比較怪異的叫《洋人大笑》，從頭至尾全是外國人的大笑聲，據說還是張很有名的早期唱片。

我印象較深的還有兩件事，都和西單商場有關。一次是當年鬧派性時，財貿戰(zhàn)線有兩個挺出名的組織經常大打出手。有一次他們把武斗戰(zhàn)場搬到西單商場，這下商場可遭了殃，所有商品均遭打砸搶，聽說有人一邊“戰(zhàn)斗”一邊往手腕上套手表，多的能套上十幾塊。后來中央將這些人逮捕嚴辦，并發(fā)了一些票讓群眾進商場參觀，有教育兼警告的意思。我也得了一張票。進去后發(fā)現里邊確是滿地狼藉，許多柜臺被推倒，玻璃滿地，連房頂都被捅出幾個黑乎乎的大窟窿，也不知他們到底在跟誰“戰(zhàn)斗”。印象最深刻的是熟肉制品柜臺連一塊熟肉也看不見了，煙酒柜臺也差不多，聽說“戰(zhàn)士們”抽煙提神，拿酒瓶子當手榴彈，所以有些地方還有濃烈的酒氣。

另一件跟西單商場有關的事大約發(fā)生在1968年夏天。某天我們全家人正在院里準備吃晚飯，忽然北邊“轟隆隆”打雷般一聲巨響，我父親手一哆嗦，差點兒把筷子掉地上。其時夕陽燦爛，晚霞光明，并沒有變天的意思。第二天才聽說是西單商場進門處發(fā)生爆炸，死了十幾個人。當時北京搞“文化大革命”雖然如火如荼，但發(fā)生爆炸好像還是破天荒第一次，特別是發(fā)生在最繁華的西單。市民們確實不安了很久，一時小道消息滿天飛。

從“文革”進程來看，如果簡單概括，成人們始自造反、奪權，然后鬧派性；學生們始自走上街頭，破舊立新，隨后放任自流，于無所事事中到處生事，無所作為中無所不為。這時中央為了穩(wěn)定局勢，對職工們提出“抓革命，促生產”，對學生們要求“復課鬧革命”。職工、學生們慢慢回到工廠、學校，激情澎湃滿街游走的人們也漸漸少了，相對過去安靜了不少。

“復課鬧革命”的那一年多里，我們所做的事就是寫大批判稿、寫檢查、寫匯報，游行示威，高呼口號，敬祝“萬壽無疆”和“身體健康”。我那時學會的一句英語至今未忘，即“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隨后就被送上北行列車，成為屯墾戍邊的兵團戰(zhàn)士。臨行時，我躲開父母的監(jiān)視，悄悄把那時我?guī)缀跛械闹型馕膶W名著和幾個厚厚的筆記本都塞進了行囊。那時的我，充滿浪漫主義的激情，覺得遼闊的遠方是夢開始的所在。而“文革”初期的記憶，也成為了一抹永難消失的人生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