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句話，國事維艱，激發(fā)責任。在那個國破家亡、同仇敵愾的時代，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就是一段萬里長城，國事維艱恰好激發(fā)了知識分子的責任和志氣，這要比辦學條件重要得多。
第三句話，大師輩出，燦若星辰。民國時期涌現出很多思想大家如魯迅、胡適、張君勱、馮友蘭等；文學大家如郭沫若、梁實秋、聞一多、林語堂、徐志摩等；教育家如蔡元培、陶行知、張伯苓、晏陽初等。
我自己很敬慕那個不可復制的時代。有人曾經問當時年近90歲的費孝通先生，中國還有多少年才能再出一個費孝通？費老低頭沉吟半晌，抬起頭后說，50年吧。
具體就教育方面而言，我對民國時期的印象是：它是一種以身垂范的教育，一種注重習慣養(yǎng)成的教育，一種民主自由的教育，一種科學創(chuàng)造的教育，一種博愛寬容的教育。
以身垂范的教育
以身垂范，就是老師自己先做榜樣。陶行知先生說，老師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要修養(yǎng)到不愧于人師的地步。
傳統社會知識量相對比較少，不分學科，學者基本上就是一部百科全書，在那個時代里，老師要做示范，特別是在學識上，他們能做得到。但在今天這個知識碎片化的時代里，幾乎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另外，在道德上以身垂范也很難做到。傳統社會里老師的地位至高無上，社會賦予其德行高尚、學識高淵的形象，但近代以來，教師首先是一份工作，社會對他們的道德要求已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怎樣理解以身垂范？在這里我舉一個自己的例子。我父親是民國時期的老北大畢業(yè)生，一個書癡。對于我，他從來沒有設定過什么目標，他對我的教育，就是真真誠誠做自己覺得應該做的事。那時候他是貴陽師范學院副院長，每周六一定帶我們到新華書店逛逛，不是要培養(yǎng)我們，而是他自己就愛書。他買他的專業(yè)書，也給我和哥哥買一本小書。就在這樣的潛移默化中，我也成了愛書之人。直到現在，我每個星期一定會逛一兩趟書店，床頭總是摞著永遠看不完的新書。別人家叫書齋，我們家叫“書災”。
后來我做教育工作，思考什么叫以身垂范的教育，那不是用語言，而是用心。教育是要有心的，真正在一言一行中樹立一種榜樣，否則教育永遠都只是外在的一張皮，無法進入內里。
習慣養(yǎng)成的教育
“習”的繁體字，上邊是羽毛的“羽”，下邊是一個“白”字，它本來的意思是“鳥數飛”，“數”意為多次。一只小鳥學飛，不停地練習，有一天從樹上撲騰著掉了下來，就會飛了，這就是習慣的習。不斷重復一種行為，逐漸形成本能的慣性。這也是中國傳統教育的精華。
葉圣陶先生說：“如果我當小學老師，我將特別地注意養(yǎng)成小朋友的好習慣，我想教育這個詞往精深的方面說，一些專家可以寫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就粗淺的方面說，養(yǎng)成好習慣一句話也就說明了教育的含義……無論怎樣好的行為，如果只是表演一兩回，而不能終身從之，那不過是演戲；無論怎樣有價值的知識，如果只掛在口頭上說說，而不能徹底消化、舉一反三，那是語言的游戲，都必須化為習慣，才可以一輩子受用。”
其實我們的老師和校長，真能讓你的孩子們養(yǎng)成兩個字的習慣就夠了——“勤”和“奮”。要養(yǎng)成這個習慣，我們自己就得不怠惰、奮力工作，這就是以身垂范。
民主自由的教育
民國時期，“民主”這個詞隨著馬克思主義思潮在中國登上歷史舞臺，被舉到很高的位置。它到底包含什么內容呢？陳獨秀說是解放自我，個體自由。
民國時期的課本中有兩課講自由。一課說，我正端著飯碗在吃，別人無緣無故把飯碗拿走；我正在寫東西，別人無緣無故把紙搶走；我住在家里邊，別人把我趕走。如果這樣，一個人活著還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共和國將制定憲法來保障每個老百姓的權利，比如生存的權利、財產的權利、言論的權利。另外一課說，如果你覺得自己是個自由的人就可以為所欲為，行嗎？不行。你的行為必須在法律的框架下。如果違反了法律，就不是自由，而是法律管束的范疇了。人和人之間怎么相處呢？你有自由，你身邊的朋友也有自由。中國的哲學家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說，不侵犯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這是當時小學三年級教材里的內容。
陶行知先生寫過一篇關于民主教育的文章。什么叫民主教育呢？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國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
有一次，我陪哲學家李澤厚先生到黔東南去。當地山清水秀，許多吊腳樓，很漂亮，體現了一種原生態(tài)的美。他問我，這么一片古老的土地，要多少年才能發(fā)生變化？我說，什么時候發(fā)生變化，你得看看這些孩子，如果他們的眼睛亮了，腰板直了，手腳勤快了，腦子靈活了，那么這片土地就變了。
孩子是這片土地未來唯一的主人，是真正可以改變這片山水的力量，而不是靠發(fā)多少文件，也不是哪個領導上臺、下臺，或者老師又升了什么官、發(fā)了多少工資，那都沒用的。我們今天的教育就應該是培養(yǎng)主人的教育。
科學創(chuàng)造的教育
科學也是中國近代以來的舶來品。科學精神有什么特點呢？第一是自知，知道自己是無知的。蘇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我唯一所知的就是我一無所知。”自知其無知，才會去求知。第二，因為我無知，所以我要觀察和把所有知識都建立在數學的基礎上。要用數學、幾何這樣的方式，以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能驗證它的那種方式來思考問題（《人類簡史》）。第三，因為我不懂，我要取得新的能力，我要通過對于大自然的實踐來反饋自己有多大能量，這是西方人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即用實踐的過程來檢驗科學（《人類簡史》）。
科學是在民主的環(huán)境下產生的，它需要自由思想互相碰撞。近代以來，科學在中國越來越具有強勢地位，但我們今天的教育把科學教成了什么東西呢？比如1+1=2，這句話對不對？對，但它只是在中觀自然世界里正確，在一些特定的領域里，它不正確。像在管理學中，本來只有一個人在管事，再加一個人，應該產生更多的效益，但是兩個人一吵架，一點效益都沒有了。而我們今天教給學生的“1+1”只能等于2。我們把科學教成了一系列“真實的知識”，或者說“真實的法則”，這種教育科學的方法完全背離科學思想的批判、懷疑的本質。
我認為，我們要教給學生的，應該是科學批判的精神，而不是死啃書本；要讓學生學會置疑所學的知識和每一個老師，而不是盲目地相信一切。只有這樣，才會讓年輕人相信未來，去建設一個充滿活力、不斷發(fā)展的社會。
陶行知先生說，科學要從小教起，有了科學的兒童，自然會產生科學的中國，科學的民族，要把科學變得像陽光、空氣一樣普遍，人人都能享受。他還說，培養(yǎng)創(chuàng)造力，目的是實現創(chuàng)造的民主和民主的創(chuàng)造，只有民主和自由才能衡量創(chuàng)造精神，只有真正的創(chuàng)造精神才會有真正的民主。他講了六個解放：解放眼睛；解放頭腦；解放雙手；解放嘴；解放空間；解放時間。有了這六個解放，創(chuàng)造力才可能發(fā)揮出來，中華民族才會有科學這個詞。
教育工作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他們所要創(chuàng)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師的成功是創(chuàng)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學生。先生創(chuàng)造學生，學生也創(chuàng)造先生，先生、學生合作而創(chuàng)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生生的人。（陶行知《創(chuàng)造宣言》）
博愛寬容的教育
愛才是真正的教育，但是愛是什么東西呢？
李澤厚先生多次講，21世紀最重要的一項事業(yè)就是教育，這種教育不是讓你考上大學的教育，而是培養(yǎng)人性的那種教育：新時代的教育是如何建立起一個人，是研究如何建立健全人性的問題。人不同于動物，不能把人性歸結為動物性，人性也不是機器性?，F在人幾乎就是機器的一個部分，包括教育。
我們現在的老師，就像是機床前的人，我們不問孩子們的過去，有什么優(yōu)點，出身什么家庭，有什么愛好，我們只管用考試來加工，好的就留下，不好的就認為是失敗的。所有那些被打上失敗者標簽的孩子，以后學習和做人、找工作都是有心理障礙的。人被電腦統治了，人被機器統治了。
畢節(jié)前一陣有四個孩子自殺，得知這件事，我心里很壓抑，因為我曾在那里分管過教育，也分管過計劃生育，我總覺得自己逃不過這件事，它是一個綜合的效應。
后來我注意觀察，有沒有人在網上或者在公共場合里為此事做自我批評，說自己也有責任，但沒有。我在想，在這個時代，愛不是一句空話，它需要的是每個人都擔當起那份對孩子、對國家的責任。
總而言之，以身垂范的教育我們可以歸納成身教；習慣養(yǎng)成的教育可以歸納成養(yǎng)成；民主自由的教育簡稱民主；科學創(chuàng)造的教育叫科學；博愛寬容的教育叫博愛，加在一起就是我對民國教育的一個總體印象。
民國教育是中西交融的，在國事維艱的困境中人們煥發(fā)出來獨特的創(chuàng)造性，他們用自己的話語描述這個世界，我們今天特別缺少這種東西。
（作者系貴州省文史館館長、貴州省文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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