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革命性思維所容納的是這樣一種自由的理念——不涉及從一種狀態(tài)轉(zhuǎn)變到另一種狀態(tài)，而是努力去探索怎樣化解、打破“自我”的限制，讓世界的一切與我相連。說到這里，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已經(jīng)擺在面前，那就是到底什么是自由？我認為，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首先，外顯層面的自由是指擺脫了外在力量束縛后獲得的滿足和自我實現(xiàn)，如，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人們擺脫了封建奴役，獲得了部分平等的權益等。這是非常依賴外在環(huán)境的向外求的自由。其次，是向內(nèi)求的純粹的心性自由，它不是應對外在沖突時所做出的反應，不是通過推理或者假想而得出來的抽象的、觀念上的自由，也并非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而是從心靈根源產(chǎn)生的一種客觀的自性狀態(tài)，是不為任何環(huán)境所羈絆，不歸屬于任何事物的初始的和平與寧靜。正因為這一初始狀態(tài)總是在世俗化的過程中被蒙蔽，人類才需要不斷地袪蔽與啟蒙。
需要注意的是，外在自由和內(nèi)在自由之間不存在遞進關系、因果關系，也不是簡單的互為條件，而是以距離欲望的遠近、忘我與否的程度來衡量。實際上，沒有內(nèi)在自由，就不會有外在的自由，即便有也沒什么意義。大多數(shù)人要的往往是外在的自由，它與追求欲望的滿足難舍難分，并由此誕生了孤立的人，膨脹的自我。這樣的孤立人容不下他者的孤獨。而真正自由的心靈既能容納眾人，也能獨自相處。它非常清醒地認識到心靈所遭受的被奴役狀態(tài)，沒有悲苦，沒有憤世嫉俗，沒有希望或失望，不畏懼對自我的質(zhì)疑，能徹底分析和洞察自身。
毫無疑問，生活在20世紀的中國人，飽受戰(zhàn)爭、饑荒、貧困等種種苦難的折磨，百姓時刻都要與死神搏斗，可以說一直生活在焦慮、掙扎、恐懼、痛苦和悲傷之中。受外界挑戰(zhàn)的刺激，人們要外部的自由是本能的反應。身處專制暴政之下，怎能不反抗？一部中華民族的現(xiàn)代發(fā)展史就是追尋和探索外在自由之路的奮斗史，這是任何一個民族都要走的獨立民主的現(xiàn)代化之路。對于文學來說，它當然有記錄這如火如荼的時代的使命，也是很多投入其中的作家的切身體驗和內(nèi)心真誠的表達沖動，然而，在爭取民族的解放，國家的獨立，政治、組織、制度、秩序這些外部自由的同時，他們是否也獲得并引領大眾步入了更加開闊的心靈自由呢？
我們不無遺憾地發(fā)現(xiàn)，新文學作家們關于自由的思索，幾乎沒有超出過向外求的局促天地，那就是擺脫外在事物纏縛，有所希冀就能實現(xiàn)的自由。在追求外在自由的過程中，那些被限制住的思維只專注于如何擺脫專制，擺脫腐朽的政府，擺脫某種敵對關系，擺脫焦慮情緒，希望讓自己獲得解放，取得成就。新文學作家們乘著這樣的啟蒙愿望而來，甚至在根本都不了解自己的情況下，就帶著一顆被固有觀念和知識羈絆的心去觀察生活。他們躁動著，喧嘩著，哀怨著，傾訴著，指點著，評判著，擺脫著，成就著……自外于生存而向世界說自己發(fā)出的是真的人的聲音——當然，人本身就是一個缺憾——這使我們看到了很多因為欲望得不到滿足，就感受不到快樂的人，他們即使取得了社會解放，仍然不存在完整的自由；也看到了更多不被眾人理解的孤獨的人，為了崇高的理想，為了喚起大眾，他們不惜投身于社會改造；還看到了以虛構(gòu)來應付挫折，蜷縮在虛幻世界中怡然自得、自滿自足的人，這已經(jīng)是精神勝利的阿Q了。
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這種所謂的啟蒙書寫在重塑著我們的現(xiàn)代性主體和情感。這樣的書寫者是否曾經(jīng)寧靜地觀察過自己呢？恐怕只是將已有的觀念投射到所經(jīng)歷的生活，以受到的限制來書寫生活罷。要么是為抵抗封建專制的壓迫，擺脫舊家庭的束縛，比如“為人生”派作家的問題小說；要么是自我表現(xiàn)，無所顧忌地沉迷，比如前期創(chuàng)造社的藝術追求。這些都只不過是對內(nèi)心束縛的反應而已，只有魯迅式的質(zhì)詢，使我們當下清醒——“娜拉走后怎樣？”
誠然，文學應該如實地反映紛繁多樣的人性、妄念紛起的狀態(tài)，但它不能僅僅滿足于記錄和描述，而要有充分的覺察，時刻意識到本性的存在所能帶來的自由，毫無畏懼地去感知生命的變化過程，而不是刻意苦苦掙扎著去尋求變化。要用積極的信念引導人類的想象走向真、善、美、純凈和自由，以消除障礙，擺脫束縛。要明確，從感性或理性入手都只是一個個途徑，而遠非文學本身，在終究處，總是要穿越這亂花迷人眼的色身表象，撥開那萬種形相的觀念迷霧，回到靜如花開般的自由。那些蠱惑的、瞞和騙的、宣傳的、將人類引向自欺欺人的道路上、耽于幻想的文學作品是令人遺憾的，是時刻需要辨別的。
誠然，人有追求生命欲望獲得滿足的自由，但是，這也正是人類最大的束縛。我們還無奈地看到，當組織的力量愈加強大，當現(xiàn)代傳媒的效率愈加提高，手段花樣迭出，心靈之中的沖突和動亂隨之愈加繁復和蕪雜，反叛滋生出新的奴役，不斷制造著新的矛盾和痛苦。即使是承平時期，平靜的海面之下卻也暗流涌動，斗爭永不止息。如何才能獲得永恒的寧靜？這成了一代代先覺者自覺的追求，而魯迅即是這樣一位時刻警惕被催眠，勇于與自我斗爭的“精神界之戰(zhàn)士”。
請容許我再次重申，自主質(zhì)疑式的啟蒙革命性思維，其核心不在于思辨他物，而在于認清自我。真正自由而平靜的心靈因之避免頹廢、死亡、腐朽，它是完全活躍的心靈，心靈內(nèi)部每一個未受踐踏的角落都會光明起來，以這個光明為基礎對外界問題做出應對，不會產(chǎn)生陰影。這聽起來像一個神話，一個無法達成的目標，能夠體察并確立這樣目標的確乎鮮有其人，這讓我們無法不親近那些先驅(qū)者們，他們能夠走在這樣一條孤獨的求索之路上，對于他們來說，探索自己就是探索人類。他們能夠意識到，人類的心靈只有在完全無拘無束的時候，完全自由的時候，才能夠辨別真?zhèn)?。因此，對于更關乎心靈史的文學史來說，一定要盡力排除掉身外與內(nèi)在太多的雜音，而特別留意地去傾聽眾聲喧嘩中那些低沉的、平靜的聲音。這往往包括了對深度內(nèi)在自由的探索，這些可貴的探索經(jīng)常顯示出與時代主調(diào)的不和諧，乃至相悖，但卻往往是真正的啟蒙的聲音。
就此而言，魯迅的“無所屬”體現(xiàn)了獨特的意義。有所歸屬、有所認同的愿望導致自由的空間變得狹窄。魯迅經(jīng)常追問自己的思維方式，同自己展開心靈對話。值得敬佩的是他的忍耐力、悟性，堅持不懈地反思自我，而不加以譴責或認同。他的貢獻在于發(fā)現(xiàn)了未進入啟蒙的那種普遍生存狀態(tài)——沉溺于從“想做奴隸而不得”到“暫時坐穩(wěn)了奴隸”的輪回中，唯唯諾諾地盲從，渾渾噩噩地茍活，對現(xiàn)存世界沒有任何懷疑，尊重被奴役的規(guī)則，崇敬不值得崇敬的人，贊嘆不究竟的世俗聰明，精于滿足自我，忙著毫無意義卻自以為有意義的事。魯迅的寫作姿態(tài)就是要破壞整個社會的心理結(jié)構(gòu)，摧毀一切虛假，坦然直面人生的每一剎那。這種質(zhì)疑一切的能力，源于廣闊的心靈空間，因而去探索、去尋求、去發(fā)現(xiàn)的能量強大，筆下便會升騰起非凡的藝術氣象，呈現(xiàn)出深不可測的創(chuàng)造和寬廣之美。
假如啟蒙只是各種經(jīng)驗和觀念積累的結(jié)果，文學表達也只是在應對現(xiàn)實過程中產(chǎn)生的改變現(xiàn)實、改善未來的想象，那么打個不太恰切的比喻，二者結(jié)合在一起的啟蒙文學就像是為了更好地看太陽而手持的那支燃燒的蠟燭，循著這樣的啟蒙路徑所抵達的，遠遠不是心靈的深度和廣度，而是對社會現(xiàn)代化進程亦步亦趨的機械反應。這大概就是為什么蒙昧非但沒有在我們的身邊消失，相反，卻總是與進步并駕齊驅(qū)的原因。
在我看來，理想的啟蒙文學應該是這樣的：作為人類心靈的一種理想狀態(tài)——雖是理想狀態(tài)，但又的確是一種客觀存在——啟蒙，是個體成功地駕馭思考過程并使自己獲得升華的探索過程，其間充滿了創(chuàng)造的喜悅，與審美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文學藝術融合在一起，帶來的將是頓悟與重生。帶有這種啟蒙質(zhì)素的文學需要的正是這樣一顆自由探索的心靈，而不是結(jié)論的奴隸。它能敏銳警醒地覺知，又能從飽滿的想象、心游萬仞中隨時回歸當下，破除虛妄；它給那些盤踞于心靈的愚昧、盲從、沖動、偏執(zhí)、自閉、自負、消極、妄念等人性的弱點帶來的是切膚之痛，而遠非隔靴搔癢；它設法深入到生命全過程，揭示復雜的心理，拓寬心靈的疆域；它不質(zhì)問，不譴責，不辯護，甚至不感召，只有純粹明澈的自察自省。這樣的頭腦投射下的筆和紙始終舒展、熨帖，而絲毫不起焦慮急切的皺褶。這樣的啟蒙文學可以誕生在歷史的任何時刻，誕生在人類思索的任何瞬間。假如只在社會啟蒙運動高漲的時候貌似有所收獲，這恰恰證明了還不是真正的啟蒙文學。
最后需要強調(diào)的是，必須意識到詞語只代表著“名”，名與實并不總是一致的。也許我們根本就無法超越啟蒙、文學、自由、人類這些字眼本身去深究其背后的實情到底是什么樣子。當啟蒙在論證中逐漸成為一個難以企及的精神境界，我們唯一所能做的也許就只是提醒自己——慎用這一詞語。
（作者系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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