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3年7月，黑龍江省衛(wèi)生廳請叔叔去哈爾濱講學。按理說，這件事跟我一點兒關系都沒有，巧就巧在黑龍江省衛(wèi)生廳是通過我的一位同學來邀請的，叔叔跟這位同學也熟悉。也許是因為這層關系，叔叔叫我陪他走一趟，順便在旅途中照顧他，畢竟他那年已經是70多歲的老人了。
沒想到，這樣一樁偶然發(fā)生的事情，最終改變了我之后20年的生活——從電影院調到民盟中央（聽說那時候民主黨派機關歡迎民主黨派成員的子弟加入到黨派工作中），我因而有機會經常陪伴叔叔出差，聽他講話，和他無拘無束地交談。每次出差回來，要寫匯報、報道，我被“逼”得只有用心干才能交差。后來又分派我整理已經搜集到的叔叔所有的文章，準備出版《費孝通文集》。我又被“逼”得把這些文章從頭到尾一字不落地仔細讀了一遍。不僅讀，有的還要抄寫，比如部分早期作品是拍攝的縮微相片，不僅字跡小，有的還模糊不清，缺行短字。我借助放大鏡謄抄下來，再送叔叔審定……就這樣，通過讀他的文章，聽他講話，逐漸知道了叔叔做過的許多事情，增加了對他的了解，一步步向他身邊靠攏。遺憾的是，因為差距實在太大，我不可能“貼近”他。
作為社會學家享譽國際的孝通叔叔本來選擇的是學醫(yī)，可是在東吳大學醫(yī)預科學習期間，在一次學生與校方的沖突中，叔叔站在了學生一邊，沖突結束后，校方開除了沖突中鬧事的學生，他也在其中。這一變故使他放棄了做醫(yī)生的初衷,“懷抱著為中國社會找出路”的想法來到北平，轉學上了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他的目的當然不是畢業(yè)后成為“青年會干事和慈善機關、醫(yī)院的社會服務人員”，而是要追求能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有系統(tǒng)的理論”。
大學畢業(yè)后，他到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繼續(xù)學習了兩年，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讓他在社會學界占有了一席之地。1938年，叔叔回到戰(zhàn)火紛飛的祖國，他認為自己沒能在抗戰(zhàn)前線殺敵，就要為勝利后祖國的建設出些主意。于是他一頭扎進農村搞調查，希望能夠找出一條使中國農民擺脫貧困的路子。他“幻想”中國農村可以“以農村副業(yè)，即小型鄉(xiāng)土工業(yè)來吸收農民的勞力，增加農民的收入，建立一個稱之為‘不饑不寒的小康經濟’”。
1946年叔叔重訪英倫，倫敦經濟政治學院院長邀請他留下來搞研究工作，又介紹他去香港大學任教，叔叔都謝絕了，他認為自己在國內有許多事情可做，他的志愿是研究中國，而在境外研究中國社會是很困難的。
1948年年底，是國共內戰(zhàn)勝負即將揭曉的關鍵時刻。此時，費正清邀他去美國哈佛大學當教授；美國大使館也派官員到清華動員他和潘光旦先生出國，叔叔明確表態(tài)說：“不論結果怎樣，我是決心不離開中國的，我將成為新政權的‘忠實的反對派’。”
費孝通為什么在這樣一個歷史時刻不離開北平？現(xiàn)在有人說他得了“精神癌癥”，“懷抱著充當‘王者師’的政治野心”，留下來是“投機的選擇”。
投機是利用時機謀取私利。依我看，對于費孝通來說，那時候要想得到名利，出去可比留下來容易多了。然而他沒有出去，反倒留下來，究竟是為什么？1969年“文革”期間，他在《初步檢查》中交代說：“我明知和共產黨在許多問題上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但是認為我過去的許多妄想在新中國依舊可能得到實現(xiàn)的機會。我依舊老是在想按自己的思想來改造社會，要在解放后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上，也是關系到我國命運的根本問題上提出自己的主張，要設法使這套主張成為現(xiàn)實。這是我所懷抱的政治目的，也就是我的狂妄的野心。”
看來他不是“利用時機謀取私利”，而確實是想“充當‘王者師’”，想讓自己的主張成為現(xiàn)實。因為他認為共產黨是“振興中國的力量”，和“共產黨人可以一起工作”；愿意在共產黨政權下給執(zhí)政者“出主意，想辦法”，“找出一條使中國廣大農民擺脫貧困的路子”，難道充當這樣的“王者師”不好嗎？
孝通叔叔是打心底里相信新誕生的政權會“改天換地”。這種喜悅、興奮、期待的心情，應該代表了那時候中國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的真實情感；也可以說是普通老百姓的感受。我以為，這種對新的執(zhí)政者熾烈的感情和無限期待，不身臨其境，不親身經歷，是不容易體會的。
孝通叔叔不是共產黨人，當他真正進入到共產黨領導的社會后，“看到了多少一生中沒有看見過的事，聽到了多少沒有聽到過的事”。作為一個“舊知識分子”，他覺得“原來的思想方法不再是正確的了”，他“愿意低頭”接受改造，在共產黨領導下為新中國服務。他希望別的知識分子也能像他這樣，于是把這段時光里自己的感受寫了出來，后來結集成《大學的改造》和《我這一年》兩本小冊子。我相信書里說的都是他發(fā)自內心的肺腑之言。
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叔叔確實比較舒暢地干了一些工作，他說：“我們的確一起努力工作使大學運轉，避免紊亂，錢偉長……另一位學者和我，以及一群教授一起工作，以保持大學運行……我們同他們完全沒有摩擦。那是蜜月時期。”“我專心于少數(shù)民族事務。我花了兩年時間訪問貴州和廣西的少數(shù)民族。那是在1950年和1951年。”
這段時間里叔叔不僅在學術上做了一些工作，而且還擔任了好幾個職務，比如當上了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1956—1957年被任命為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等。
正是這時候，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國務院又發(fā)出《關于改善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的通知》。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確實“有許多問題。舉個例子說，他們沒有受到很好的待遇。他們不被信任，報酬太低，不受尊敬”。叔叔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所需要的是安靜的氣氛——一間房，幾本書——在這種氣氛中才有創(chuàng)造力。焦慮的是運動太多”。
當時叔叔受到鼓勵，寫了一篇《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真實而委婉地提出了知識界的狀況。沒想到，這下子掉進了“陷阱”，從此銷聲匿跡。
依我看，叔叔運氣不錯，雖然被扣上了“右派”帽子，解除了一切行政職務，只保留最低一級教授職位，但是沒有像大多數(shù)“右派”分子那樣被發(fā)配去勞改。他說：“實際上我喜歡這個角色。”他喜歡的是做一個普通教授。但也因此“不能做實地調查了”，也再沒有人出版他寫的文章了。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他不能寫任何東西，也沒有新出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書可看，只能讀些歷史書和舊的譯著。他的智能退步了。
接踵而來的“文革”雖然兇險，卻更顯得叔叔運氣好——“幸虧五七年被揪出來，不然的話，在這次風暴中免不了當吳晗這個角色”。在這次風暴中，叔叔曾經“考慮過自殺但是沒有去做”。他熬過來了！
野蠻、殘酷的“文革”結束以后，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等一系列重大變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僥幸活下來的費孝通重新被啟用，有了繼續(xù)進行學術研究的條件，并且又被推到了官位上。
說到“官”，想起了2003年我陪叔叔到江蘇時遭遇“非典”，我們被困在上海衡山賓館長達三四個禮拜的那段日子。住在賓館里，哪兒都不能去，為了活動腿腳，叔叔每天要在樓道里走走，有時他走到我的房間，坐下來跟我聊上幾句，我想到什么就問他，東拉西扯。記得有一次說起民盟，他說：“我入盟時，民盟有‘三黨三派’，我哪派都不是，‘反右’時，說我和羅隆基是一派，真是胡搞。羅是要做官的人，我們幾個人（吳晗、聞一多、馮友蘭）反對做官，當時大家講好不當官，要教書。我們要的是民主，要議政，想讓當局聽到我們的聲音，希望用我們的想法來影響政治，所謂的王者師嘛，并不要執(zhí)政。”
“我是在西柏坡第一次見到毛澤東。那時候毛澤東很有魅力，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都很佩服他。可以說西柏坡之行使我的一生起了變化。解放初期，共產黨方面的彭真和李維漢拉我拉得很緊。李維漢是國務院秘書長，說話算數(shù)，在黨內抓民族、統(tǒng)戰(zhàn)工作，我這兩方面都可以起作用，結果李維漢把我要去了，從此走入仕途，在這件事上，不是我的選擇，是共產黨決定的。”
“‘文革’后，民主黨派的地位同從前不一樣了。有一段時期，我徹底放棄了民盟，想把主要精力放在學術研究上，在學術上站得穩(wěn)一點。一直到1987年我才到民盟，當了民盟中央主席，同時也就占上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位置。”
在那些天里我還問過他，為什么他在講話或文章里提到“反右”、“文革”時，總是幾句話一帶而過，不多說幾句？他想了想說：“這些事情太復雜了，它關系到國內外、黨內外的斗爭，牽扯到歷史和現(xiàn)實，還有根深蒂固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特別是黨內的斗爭，局外人是不容易知道的。為什么會出來一個‘文化大革命’？毛一定認為有什么‘危險’，而且用一般的辦法已經解決不了了，所以發(fā)動了這個運動，后來他控制不住局面了，以致釀成一場大災難。這樣繁雜的大事情，真相搞不清楚，不好講……現(xiàn)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生產力搞上去，這20多年雖然是中國經濟發(fā)展最快的時期，但是和發(fā)達國家比，我們差得還很遠。再說我想做的事情這么多，留下的時間卻很少，哪里有時間算舊賬……”
當然，他也不是一點都不檢討過去經歷過的事情，比如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說過，當年自以為已經找到了知識分子改造的路子，寫了很多文章，希望別人也能這樣，致使這些人被打成了“右派”，害了他們。這個做法是一個“很大的過失”，甚至是“罪過”。
重獲工作權利時，叔叔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其實時刻掛在心里的，還是早年就確立的“找出一條使中國廣大農民擺脫貧困的路子”的志愿。所以在1982年春節(jié)前夕人民大會堂的團拜會上，他講述了在家鄉(xiāng)開弦弓村調查時看到的情況，并再次提出了自己一貫的主張——發(fā)展鄉(xiāng)村工業(yè)。雖然后來有人上綱上線地批判他的這次發(fā)言，但并沒有發(fā)酵成災。
此后，通過對家鄉(xiāng)的調查，叔叔相繼提出了“蘇南模式”、“小城鎮(zhèn)，大問題”等著名論斷，隨著研究的深入，他的調查擴展到全國，并且始終高度關注貧困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他花時間“到農村里，城鎮(zhèn)里去觀察，去思索”，“凡有所得……寫成文章，隨時發(fā)表”；遇到某些重大問題，就及時向中共中央領導人或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和意見。
叔叔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宣傳員，高級宣傳員，我擺事實講道理，描述和分析新生事物，并向掌握政權的人提出建議。實際上這是個非常重要和建設性的角色”。
叔叔雖然是個文弱書生，但意志堅強，他和大多數(shù)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一樣，在晚年獲得了工作的機會后，便無怨無悔地全身心投入到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中。記得1997年在深圳，我大姐費晞從香港來看望他，一見面就問：“現(xiàn)在外面有人罵你，你知道嗎？”叔叔回答：“知道。我知道有人不同意我現(xiàn)在的做法，毀譽在人口嘛。罵沒關系，只要罵得有道理。我很想聽聽年輕一代人是怎么看我的。我現(xiàn)在老了，什么都干不動了，不過在我生命結束之前，意外地得到了重新工作的機會，要抓住它不浪費掉。這十多年來我還是做了一點事，當然是在允許的范圍內。要走‘安全路線’，這是我一生的經驗教訓，要知道我已經沒有時間再折騰了！現(xiàn)在看，我過去的路子和講的道理有不少是對的，但是有點超前。”
那天叔叔雖然講的不多，但是給我的印象很深。依我看，經歷了多年的磨難，他對“政治”的認識已經不像1949年以前和新中國成立初期那樣簡單了；為人處世，也因為歲月的沖刷，不再像年輕時那樣鋒芒畢露、咄咄逼人了，也就是通常人們說的“棱角已經磨沒了”。
記得2003年他在最后一次“講課”時說過，自己有許多治國的想法，當時有學生請他講講，他說“不到時候”。沒想到這次講課之后不久，叔叔就一病不起，再也不能把他的想法說出來了。
作為一個社會學家，叔叔從未停止過思索，他一直在觀察著身邊發(fā)生的事情，即使在被打壓的日子里也一樣。“文革”期間他在湖北沙洋干校,據(jù)跟他一起插隊的劉曉說,在村里勞動的40多天里，經?？梢钥匆娰M先生和老鄉(xiāng)坐在草地上一邊抽煙一邊談生產隊的事，打聽村民的收入，一個人最多能放幾頭牛……然后建議生產隊多養(yǎng)牛，特別是多養(yǎng)母牛……老鄉(xiāng)說費先生說什么都能扯到讓我們的莊稼增產上，他說的都是我們平時想的事。
叔叔是個腦筋停不下來的人，就在病倒之前，他還遠赴上海參加世博會與上海城市文化精神座談會。遭遇“非典”回京后，連續(xù)講了六節(jié)課，然后赴大慶考察，為大慶市面臨調整產業(yè)結構的難題想辦法；接著去太原參加了兩個座談會；8月底訪問甘肅定西；9月南下深圳、東莞、廣州，了解“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系”簽署后，廣東省推動泛珠江三角洲“9＋2”計劃的實施情況，直到10月1日才回到北京。
孰料國慶假期剛過，叔叔就病倒了。11日我去看望，他告訴我：“這次病得厲害，好不了了?，F(xiàn)在不能看書，可是腦筋停不下來，還要想這想那。”這次去廣東我沒一起去，他就對我說起從廣東回來以后的一些想法……沒想到，叔叔一語成讖，他的病真的沒有好，年底，住進了醫(yī)院。
叔叔的身體越來越虛弱，說話口齒不清，不能寫字了，但是腦子卻十分清楚。一次我去看望，見他精神還好，就問他：“這次生病，是不是又想了很多新問題？”他回答“多得很。”說完還做了個寫字的手勢，我把紙和筆遞到他手里，他躺著寫了“多得很”三個字。我又問：“現(xiàn)在你一定很苦惱，因為有很多想法不能表達出來。”他寫了“是”。我說：“不要緊，等你養(yǎng)好了身體，把想法講給我聽，我再幫你整理出來。”他搖搖頭摸索著寫下“不可能了”。字雖寫得歪歪扭扭，但都能辨認。
叔叔終于停止思索，不再“想這想那”了。
叔叔享年95歲，可謂長壽。我常常想，這固然是因為他體質好，有堅強的意志，能挺過各個難關，最后終于熬到能夠發(fā)揮智慧的一天。但是我以為，其中還有“運氣”這個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學生時期搞調研，在大瑤山遇險獲救；抗戰(zhàn)后在昆明有驚無險地躲過國民黨特務的追捕；后來被劃為“右派”，卻躲過了勞改；“文革”時已是“死老虎”，逃過一劫；最好的運氣當是歷盡艱辛之后，意外得到重新工作的機會，而且國家進入了新的發(fā)展時期，執(zhí)政黨聽得進叔叔這些人的進言，于是他審時度勢，立刻接上斷了多年的線頭，回到家鄉(xiāng)開弦弓村做調查……
日前，《解放日報》刊登了一篇《“小城鎮(zhèn)，大問題”的吳江樣本》的文章，文中說，江蘇吳江七都鎮(zhèn)廟港開弦弓村的“農民教授”姚富坤總愛問來訪的客人理想中的城市和鄉(xiāng)村是啥樣。當聽到回答“城市像城市，農村像農村。但城市里的人非常向往到農村去”的時候，姚富坤就非常得意，因為他腳下的土地，他自己的家鄉(xiāng)，現(xiàn)在不正被城里人羨慕、嫉妒著嗎？
文章還說：姚富坤的老鄉(xiāng)費孝通也當寬慰了。這位享譽國際的中國社會學家曾26次回家鄉(xiāng)調查，最后一次是在2002年他92歲高齡時。費老的著作《江村經濟》中的江村原型，便是如今讓人羨慕的吳江開弦弓村。
文章指出：吳江的小城鎮(zhèn)建設就是循著費孝通的理念不斷實踐的過程，并用強大的事實證明著費孝通的“無農不穩(wěn)，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無才不興”的道理。
叔叔是幸運的，在晚年能親眼看到自己年輕時提出的“鄉(xiāng)村工業(yè)”已經長成了參天大樹，證實了自己“過去的路子和講的道理有不少是對的”。
看到了這些，孝通叔叔可以安心地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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