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賈平凹在寫作《老生》期間曾經(jīng)去秦嶺看望一位老人。那位老人是他們那條峪里六七個村寨中最有威望的人，幾十年來無論哪個村寨有紅白事，都請他做執(zhí)事。即便后來年事已高，誰家和鄰居鬧了矛盾，哪家兄弟們分家，也還是用滑竿抬了他去主持。賈平凹問他為何如此德高望重，他說“我只是說些公道話么”，再問他怎樣才能把話說得公道，他說“沒有私心偏見，你即便錯了也錯不到哪兒去”。賈平凹認(rèn)了這位老人為老師。

“我只是說些公道話么”。老人的話其實十分平常，平常得幾乎沒有一點“技術(shù)含量”。然而，這話又極不平常，或者說，正因為沒有一點“技術(shù)含量”，就更需要非常之“功底”。坦白地說，要做到“只是說些公道話”，不容易。

確實不容易。如果自以為資格老就可以倚老賣老，但憑個人親疏或主觀好惡，不分是非曲直，便“一錘定音”地說了算，就免不了“為老不尊”的非議。推開來說，自以為權(quán)力在手，就唯我獨尊、飛揚跋扈，人們一開始可能只是腹誹，既久，往往不滿之聲四起，不僅顏面盡失，威信也會蕩然無存。

所以，必須要有像那位老人所說的“沒有私心偏見”這樣的非常“功底”。你沒有私心，才能坦坦蕩蕩，公公平平，就不會拉偏架、優(yōu)親厚友；你沒有偏見，才能客觀公正，依理作繩、據(jù)實行事，就不會強摁頭、歪說蠻做。如此，鬧了矛盾的鄰居、分家的兄弟才會信你服你，你也才會擁有信譽、樹立威信，才會德高望重，即“唯公則威”。

當(dāng)然，擁有這個“功底”是需要修煉的。所謂“秉德無私”，“秉德”才能“無私”，“無私”需要“秉德”，有道德操守，才能公道。所謂“公生明，偏生暗”，有偏見，必然漠視常識、無視證據(jù)，以主觀意志為意志、以情感好惡為好惡，如此，判是斷非就難免失準(zhǔn)失衡，導(dǎo)致信譽一言而毀、威信一舉而挫。退一步說，即便錯了，由于出于無私、基于理性，總歸離公道和事實不遠，“也錯不到哪兒去”，人們也會理解、原諒。

這就是“唯賢唯德，能服于人”。

自然，要做到?jīng)]有私心不容易。人都有七情六欲，也免不了有私心雜念，面對親朋、面對利益，很多人往往做不到心平如水、擋不住拉攏誘惑。同樣，要做到?jīng)]有偏見也不容易，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就坦承“把偏見從門口趕出去，它還會從窗口溜進來”，歌德也說“我能確保正直，卻不能保證沒有偏見”。這是確實的，人都有不同的愛憎感情，也有不同的觀念，往往一笑一顰之間，以一己之好惡是非為好惡是非，到頭來是失明墜暗，落入昏聵、顢頇和愚昧。所以有人形容，人挑著的常常為“一筐是自私，一筐是偏見”的沉重?fù)?dān)子。實際上，追根究底，偏見也往往出于私心，有私心容易導(dǎo)致立場偏向、態(tài)度偏矢、舉措偏差，因此，一擔(dān)兩筐里裝的其實皆為自私的重負(fù)。這個“重負(fù)”，可確實是累贅，比如你仗著權(quán)柄在握，謀的都是個人、家庭、家族、圈子的利益，而不考慮集體和老百姓的利益，終究要被唾棄。

所以古人說，“凡立公，所以棄私也” 。

這就需要理想信念的定力，道德操守的支撐，克服私心雜念，坦蕩為人，坦率行事，清廉自守。說到底，無私才能無畏，才能挺直腰板說公道話、辦公道事，體現(xiàn)公道正派。

“有公心，必有公道”，個人如此，對一個組織來說亦復(fù)如此。所以《貞觀政要》說“理國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誠哉斯言。國民黨當(dāng)年之所以丟掉政權(quán)，倉皇海逃，就是因為越到后來越只代表利益集團，最終丟失了民心。殷鑒不遠。如今，執(zhí)政的中國共產(chǎn)黨之所以十分強調(diào)要落實社會的公平正義，就是認(rèn)定了這是治國理政的要道，也即通過妥善協(xié)調(diào)各個方面的利益關(guān)系，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使老百姓的教育、醫(yī)療和社會保障等權(quán)益得到公平的眷顧，從而安居樂業(yè)，實現(xiàn)民心歸順、社會和順，也使執(zhí)政根基越來越牢固、深厚，就如典籍所形容的“一夫得情，千室鳴弦”。

“公者千古、私者一時”。秦嶺深處的那位老人，我們都應(yīng)該認(rèn)其為老師。從老人的那句話中，無論個人，還是組織，都可以懂得很多、學(xué)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