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去世的時候，許多記者問我，他在你心中是個什么樣的父親？這個問題有些不好回答。小時候，我們都在寄宿制的托兒所、學校上學，與父親接觸不是很多，他工作也很忙，沒有時間顧及我們。即使這樣，他對我們也是理性多于溫情。比如，小時候如果我們不小心跌了跟頭，痛得哇哇大哭，他也一定要我們自己爬起來，甚至阻擋母親伸過來的援手。

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經(jīng)常眼饞地看著有些作家夏季帶著家眷去北戴河療養(yǎng)。父親一次也沒有帶我們?nèi)ミ^，他也僅去過一兩次。

有一次，哥哥抱回來一只小花貓，父親對它百般照顧，還忙里偷閑給它做貓飯?？蛇@只活玩具很快就被我們玩膩了。當階級斗爭的風浪波及社會各個角落時，我們開始對這只貓反感了。姐姐周日從大學回來，看見家里還養(yǎng)著貓，覺得是資產(chǎn)階級作風，就趁父親不在家的時候把貓趕走了。父親回來后勃然大怒，為此還不準姐姐回家，直到兩個星期后才收回成命。“文革”時，我們?yōu)榇私o父親貼了張大字報，批判他愛貓超過了愛我們。

這件事深深地傷害了他。1983年，他為《父母必讀》雜志寫了篇文章，題目是《一個老人這樣回答》，提起了當年我們給他寫大字報的事，并借題發(fā)揮，詮釋了他的育兒經(jīng)。他說“關愛不等于溺愛”，父母只應該在“適當時機對未成年子女進行適當?shù)膯l(fā)和適當?shù)囊龑?，主要讓子女充分懂得生活的嚴峻性，敢跟命運抗爭，不存在任何僥幸心理”。

他的確是這樣做的。我在農(nóng)村插隊時雖然表現(xiàn)不錯，但對前途感到迷惑和擔憂，希望去過延安又已經(jīng)解放了的他能幫助我參軍。很快，他給我回了一封長信，我在急切地等待著“行”還是“不行”的結果時，第一眼看到的是“你必須充分準備兩三年內(nèi)安心在農(nóng)村工作……”，一句話就把我的心澆涼了。盡管信的后面有許多鼓勵的話，還說“一個人的工作會是千變?nèi)f化的”，“我心里關于你們的問題想得比你在信上寫得要多得多……現(xiàn)在寫下的，我相信沒有什么好聽的甜言蜜語，但不會害你們……”，我卻讀不進去，感到很失望。然而，我只能面對現(xiàn)實，靠自己的努力去創(chuàng)造前途。

沒想到，他說的“一個人的工作會是千變?nèi)f化的”竟很快被言中。兩個月后，我被選調(diào)到內(nèi)蒙古微波總站工作，后來又當了干部、編輯、記者，回到了北京。我走的每一步路，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哥哥姐姐們也是靠自己的努力，在各自的崗位上取得了成績。

我想，當時父親對姐姐發(fā)那么大的脾氣，是因為他覺得貓是弱小者，應該得到保護和照顧。但當時我們沒有這種觀念，那時我們只崇拜英雄，蔑視資產(chǎn)階級思想。姐姐們最崇拜《怎么辦》里的拉赫美托夫，雖然不曾睡過釘板，也曾枕著笤帚在水泥地上撐過一夜。

其實父親并不是老發(fā)脾氣，偶然發(fā)一次反倒讓人很難忘。他也經(jīng)常反省自己。在我50歲那年，一天他很鄭重地向我道歉，為的是我很小的時候，因不肯好好吃飯偏要媽媽喂，他發(fā)了一通脾氣，揍了我一頓。我那時還沒有記事，所以根本不記得這回事。道歉那年，他已經(jīng)80多歲了，可見這件事在他心中縈繞了幾十年，也折磨了他幾十年。

父親是家中的長子，出生后祖父給他取名文錦，以“錦”字補命里缺金，并祝他前程似錦，但絕不是文字上的前程。他排“文”字輩，冥冥中卻使他走了文的道路，高中時就在報刊發(fā)表文章。他的得意，恰是祖父的擔憂，著文能當飯吃嗎？何況祖父要養(yǎng)活十口之家，要兼職三四所中學的英文課才能勉強糊口。他多么希望長子能上大學，再找個好工作，早日為他分憂啊！可父親卻因癡迷寫作，高考落第。父子矛盾日益加深，在一次激烈爭吵后，父親于1935年春離家來到北平，在圖書館當個小職員。

在北平，父親沒有可以交談的人，寂寞常像湖水一樣淹沒他，使他想哭。他只能拼命讀書寫作。1936年春，蕭乾代表天津《大公報》到北平請青年作者吃飯，席間父親第一次見到了沈從文先生。也就是這一次，父親結識了張桂（屈曲夫）、劉祖春、胡昭衡（李欣）、黃照、田濤等人。此后，從文先生大約每隔一兩個月就要邀約這批年輕人在北?；蛑猩焦珗@聚會一次，喝茶并交談。就這樣父親走出了寂寞，在沈從文、蕭乾的引領下踏入了北平的文壇。

1937年3月，良友出版社出版了父親的第一本文集《山寺暮》，這使他增添了信心，決定辭去固定工作，專事寫作。沒料到7月7日盧溝橋事變突然爆發(fā)，父親感到中日戰(zhàn)爭迫在眉睫，便于7月14日匆匆離開北平。在這之前，蕭乾先生因要赴蘇聯(lián)考察，特地給父親寫了封信，有意請他接替自己的職位。于是父親去了上海，但報館也因受到戰(zhàn)爭影響而解散，此事未能如愿。蕭乾對初涉人世的年輕人給予如此的信任與幫助，深深打動了父親。父親到延安后，常把魯藝文學系師生的作品寄到由蕭乾主持的香港《大公報•文藝》發(fā)表，《大公報•文藝》成了介紹解放區(qū)文藝創(chuàng)作的窗口。

1953年，父親、劉白羽、蕭乾同時住進了作家協(xié)會宿舍，父親始終保持著與蕭乾的來往，經(jīng)常一起欣賞古典音樂。蕭乾與文潔若結婚時，唯有父親送去了一盆菊花，祝賀他們新婚之喜。“反右”時，蕭乾被打成“右派”，父親也未歧視過他。他們來往雖不頻繁，卻是最好的朋友。

父親和母親結識于山西趙城，當年他們相伴走了300多公里，于1938年5月抵達延安，同時進了“抗大”，成為“抗大”第四期學員。1939年年底，兩人結為夫妻。他們沒有舉辦婚禮，也沒有通知任何人，只是把行李搬到了一起。房東大嫂為他們端來一碗紅棗，以示慶賀。

母親李叔華是北京良鄉(xiāng)人，在家是老小，父親在家是老大，老大對老小充滿了責任感，老小對老大充滿了信賴。母親對愛的真誠讓父親感動了一輩子，記了一輩子。在延安，敵機來轟炸時，九架排成三排，肚皮都好像正對著父母躲的那個土坑。母親用一只胳膊遮住父親的眼睛，用另一只胳膊護著父親的頭。她怕父親的眼睛太亮，會被敵機發(fā)現(xiàn)，她毫不懷疑用這樣柔弱的方式能拯救父親的生命。

母親學習工作都很努力，但在延安的時候，三個孩子太幼小，都要上保育院，為了孩子，她也自愿到保育院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母親很長時間內(nèi)都在人民文學雜志社工作。母親的身體一直不太好，但是“大煉鋼鐵”、下鄉(xiāng)“四清”、下基層深入生活她哪樣也沒缺過，周日還要洗大盆大盆的衣服。

“文革”來臨，父親在報上被不點名地批判時，我看了很害怕，就到單位去找母親，問父親是不是“黑幫”。她堅定地說，我了解你爸爸，他沒有問題。我問，那報上為什么要點他？她說，會搞清楚的。我仍然不放心，又不知如何面對父親，就住在學校很少回家。但每次回家，都見她把僅有的肉留給父親吃。父親挨批斗回來，她都會陪伴父親默默地坐好一會兒。她還在父親的書柜上貼了條親筆抄錄的毛主席語錄：“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暗示父親不要走絕路。后來，我們?nèi)移呖谌松⒙湓谄邆€地方，媽媽的心也被撕成了七瓣。她撐不住了，患了絕癥，才54歲就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母親臨走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與父親一起去看看花的原野。她愛花，也希望看到百花齊放，文學繁榮，這是一個老編輯的夢想。母親生病期間，還是“四人幫”當?shù)赖臅r候，父親已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負責人，工作卻處處受到壓制、干擾。1975年6月，母親在病中寫了一首《答陳凡同志》（陳凡那時為香港《大公報》記者），表明了自己為事業(yè)奮斗、不計個人生死的人生觀，詩的最后以“所憐煢煢考盧影，不息得得磨道聲”，表達了對父親的無盡牽掛。“考盧”是象形“老驢”的意思，母親把父親比作一頭孤獨拉磨的老驢，她死后，有誰來憐惜勞作不息的父親？母親去世后，父親每看這首詩都會潸然淚下。

上世紀70年代末，我給孩子講父親寫的童話故事《下次開船港》時，發(fā)現(xiàn)其中布娃娃的許多形態(tài)是以媽媽為原型的，我向父親寫信詢問。他回信說：“的確，我在《下次開船港》里的一個秘密被你發(fā)現(xiàn)了。我在布娃娃身上寫進了許多你媽媽的特征，當時我是把媽媽當作布娃娃的模特來寫的，沒有想到今天卻成了一個永久的紀念。還告訴你們一些瑣事，我們當年剛到延安進‘抗大’的時候，媽媽的許多同學就說媽媽長得像一個‘洋娃娃’，而且在一次化裝游行時，她們就讓媽媽化裝成一個‘洋娃娃’，那時她才17歲多一點，可惜你們無法看見那個時候她的相貌和表演。我把她和布娃娃聯(lián)系在一起，可見不是1956、1957年才開始的。非常令人痛惜的是，她這樣一個善良而心底十分純潔的人過早地離開了我們，這種損失，對我們家里人來說是無法彌補的，成為一件永遠痛心的事。”

父親走后，記者們的提問讓我回想了許多。他沒有留下遺囑，也沒給我們留下一分錢，但留給了我們享用不盡的精神財富。我越來越深切地感覺到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是很幸福的。我們能看到各種各樣的書，時不時聽到他放的古典音樂，他從未強迫我們按他的意愿辦事，不過是拒絕了我們的一些要求，也是為了我們好才做的。我們?yōu)閾碛羞@樣的父親感到驕傲。

父親是個很淡泊的人，世間的虛榮他一點兒不要。盡管他當過一個不大不小的官，見過不少世面，也經(jīng)歷過無數(shù)次運動，遭遇過不公，但他仍堅持認為，愛比恨偉大，希望比失望更有力量。他天天讀書，總在思考，對世界充滿好奇，有愛有憎，喜歡真實與平等，同情弱小，支持創(chuàng)新。在快臨近人生的終點時，他僅存的愿望是，多懂得一點真相，多聽見一些真誠的聲音。

他總能看到飛來的燕子，在作品中用真善美來回報這個并不完美的世界。

他來了，又去了，一生曲曲折折，辛辛苦苦，但是不虛此行。

我們永遠愛您、懷念您，親愛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