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詞大會》的火爆在中小學生中引發(fā)了背誦詩詞的熱情。盡管多數(shù)人都給予正面的評價，但也有人認為詩詞大會的背誦競技形式，倡導的是一種死記硬背本質(zhì)上是一場記憶力的大比拼，是高考模式的可悲延伸，是對青少年的誤導。

青少年讀書學習，要不要背誦，特別是要不要死記硬背，歷來有不同觀點。我國封建時代的私塾是推崇死記硬背的，現(xiàn)代興辦新學后，則強調(diào)在背誦方法上要先理解，后記憶，認為死記硬背是讓學生讀死書，死讀書。強調(diào)讀書要重理解，要從機械記憶上升到意義記憶是對的，然而，是否就該把死記硬背一棍子打死呢？教育實踐表明也不可。讀書，固然理解了才能更好地記憶，但同時，記憶也能幫助更好地理解，所謂“讀書千遍，其義自見”。宋代大教育家朱熹倡導熟讀精思，就是提倡先記憶而后再去理解。他在《讀書之要》中說：“大抵觀書，先須讀熟，使其言若出于吾之口。繼之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爾。”

“大抵觀書，先須讀熟”，對少年兒童來說，更是不移的法則。這是因為五六歲到十二三歲，是人一生中記憶力最好的階段，充分利用這個最佳期，讓孩子死記硬背一些經(jīng)典的語言文學精品，盡管在理解上一時不甚了了，但這樣的囫圇吞棗在將來都會化為的養(yǎng)料。明末清初的教育家陸世儀曾多次說過：“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識未開，則多記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后，知識即開，物欲漸染，則多悟性，少記性。故人凡有所當讀書，皆當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讀，不但四書五經(jīng)，即使天文、地理、史學、算學之類，皆有歌訣，皆須熟讀。”這就是說，在“多記性，少悟性”的少兒時期，充分發(fā)揮“多記性”之長，死記硬背一些經(jīng)典作品，是有助于日后的“悟性”增長的。

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回憶三味書屋的塾師只讓學生背書而少作講解，書屋中的讀書聲“真是人聲鼎沸”?？梢姇粌H要用眼看，還是要動嘴讀的。盡管魯迅對塾師的教法并不以為然，但當年的死記硬背，卻正是造就魯迅這樣國學淵博的大師的重要一環(huán)。充分利用幼時記憶力強之長，多死記硬背一些經(jīng)典名作，盡管一時缺乏理解，只要不變成書呆子，就無礙于日后創(chuàng)造力的發(fā)展，相反，它正是孕育創(chuàng)造力的學養(yǎng)基礎。

我幼時先后讀過兩次私塾。第一次只有四五歲，老師就是要學生背誦《百家姓》《千字文》，一間小小的課堂，整天書聲瑯瑯。第二次讀的是《論語》《孟子》，塾師也沒有多少講解，只是每天早上用紅筆在書上圈一個段落，對一些生僻字說一說，要我下午放學前背熟。如果背得不對，有錯漏，還會受到戒尺懲罰。盡管這樣的背書，由于缺乏理解，體會不深，但它還是化作了一種養(yǎng)料，對我的成長不斷地發(fā)揮潛移默化的作用。我沒有在大學讀過文學，卻走上文學寫作與文學編輯的道路，不能不說與兒時背誦了一些古詩文名篇有關。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是也。

自然，讀書不能止于死記硬背，要在記憶中加強理解，隨著年齡的增長，更要注意發(fā)揮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但這一切并非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層層推進的。由于死記硬背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記憶形式，嬰幼兒是依此學會母語的，發(fā)蒙入學后閱讀書籍也不宜將其拋棄。閱讀閱讀，既要“閱”也要“讀”，而“讀”離不開背誦，這樣方能有效地記住書的內(nèi)容，從小在心中結(jié)實地埋下文化的種子。中國詩詞大會倡導誦讀經(jīng)典詩詞，倡導人們多多接受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如果給一些人留下“提倡死記硬背”的印象，我以為也沒有什么不好。從參賽選手記住大量詩詞的表現(xiàn)中，展現(xiàn)的是記憶力的充分運用，是勤學苦學精神的大力發(fā)揚，是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的有效普及，是“腹有詩書氣自華”的品性氣度。所有這些與需要改革的功利性的高考模式八竿子打不到一塊。在當前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社會風氣下，倡導青年誦讀優(yōu)秀詩詞，不是對青少年的誤導，而是有益的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