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否定新詩的人多了起來，其中不乏公眾眼里的重量級人物，他們對新詩進行了在他們看來堪稱毀滅性的打擊。這種臆想中的打擊對于新詩其實無關緊要。不懂行的人除了制造笑柄，說什么都沒關系，我們就更沒有必要深究這些言論的意義。胡適當著蔣介石的面對“中研院”的同人說：“總統(tǒng)老了，難免說一些糊涂話，我們要原諒他。”對這些人的言論，我們實在應該擁有胡適這種胸襟，不要去計較。他們手中并沒有掌握足以毀滅新詩的任何武器。倒是寫了大半個世紀新詩并且頗有成就的鄭敏先生對新詩的否定值得重視。鄭先生貶低新詩的參照系是中國古典詩歌。如果我沒有謬解真經(jīng)，鄭先生的意思大致是：新詩沒有古詩那樣深遠的傳統(tǒng)；新詩的成就沒有古詩那么大。因此新詩是失敗的。這兩條貌似堂皇的理由實際上都不足以構成貶低新詩的證據(jù)，也無法成為衡度新詩成敗的標尺。古詩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擁有深遠的傳統(tǒng)，畢竟傳統(tǒng)首先是一個時間概念，然后才是一個詩學概念；說新詩的成就沒有古詩大，我們要問的是，成就大小的標準在哪里？鄭先生到了古稀之年才知道新詩比不上古詩，是不是太晚了一點？對此，新詩有必要向鄭先生道歉，承認當年對鄭先生的蠱惑是錯誤的，是不應該的。

新詩的出現(xiàn)有它的必然性。隨著“天下”格局和干支紀年法被徹底打破，可以用固定格式（比如律詩、絕句和詞）進行書寫的情感、可以用有限詞匯進行吸納與包裹的經(jīng)驗被強行修改，和天下格局、天干地支相匹配的格律化、古風化的情感與經(jīng)驗，也開始大幅度隱退；而新的經(jīng)驗和面對新經(jīng)驗產生的新的靈魂卻開始大規(guī)模出現(xiàn)，古詩被其他形式的詩歌樣態(tài)所替代是必然的，除非古詩能表達新的情感方式和經(jīng)驗——至少詩界革命已經(jīng)證明古詩并不具備這樣的能力。這個堅定的邏輯，拒絕一切跟這個邏輯叫板的小心思。至于古詩被代替后，該出現(xiàn)何種形態(tài)的詩歌，它叫什么名字，擁有怎樣的體型，一概和古詩無關。新出現(xiàn)的詩歌品類呼吁古詩不要管別人的事情，只要守住自己的貞潔就行——作為中國古詩的熱烈崇拜者，我這樣說絲毫沒有任何冒犯古詩的念頭。新出現(xiàn)的詩歌品類唯一關心的事情，是如何完美表達“世界”“世紀”格局中出現(xiàn)的新事物，以及由新事物生產出來的新經(jīng)驗和靈魂上的新顫動。古詩必須被代替是一回事，新出現(xiàn)的詩歌品類擁有何種腰身是另一回事，至于新出現(xiàn)的詩歌品類在不長的經(jīng)歷中，遭遇了哪些失敗，取得了何種樣態(tài)的經(jīng)驗與教訓，則又是一回事。這是三個不同層次、不同等級的問題，有互相聯(lián)系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相互獨立。鄭先生的立論有意混淆了這三個問題之間的區(qū)別，那些不懂行的人的囈語，則構成了對那個堅定邏輯的冒犯，都沒有必要深究。

大半個世紀以前，聞一多先生在考察中國古典詩歌時說過一句很有見地的話：宋代以后的中國古詩都是多余的。聞先生一定是覺得宋以后的中國古詩不過是守成而已，不過是在重復前代，總體上說沒什么創(chuàng)建，沒有為古詩增添新內容，所以是多余的。但宋以后的古詩在唐詩、宋詞開創(chuàng)的偉大傳統(tǒng)上繼續(xù)滑行，確實有它的合理性。畢竟“天下”格局和干支紀年法沒有被打破，前人發(fā)明的表達情感的格式完全可以應對局面，宋以后的詩歌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突破唐詩、宋詞開創(chuàng)的傳統(tǒng)，對于必然要表達的情感而言，它又的確不是多余的。在中國文化發(fā)展史上，1840年以前來到中國的所有異域文明，無一不被強大的華夏文明所消化，最終成為華夏文明的一部分。這是“天下”和“天干地支”的偉大勝利，也是天下一統(tǒng)格局最終沒被打破的根本原因。擁有如此心性和胸襟的華夏文明，支持元明清三代的詩人只需要守成，不需要奢侈的開疆拓土。

“世界”和“世紀”取代“天下”和“甲子”，意味著田園牧歌式的情感經(jīng)驗體系的解體，代之而起的是一種現(xiàn)代型的、復雜的情感經(jīng)驗體系?，F(xiàn)代詩歌（或稱新詩）的第一大特點就是它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的標志之一就是分析性。分析性是新詩的頭號特征。只有分析性才能應對“世界”“世紀”格局中復雜的新經(jīng)驗。和古詩相比，現(xiàn)代詩要復雜得多。古詩的復雜和新詩的復雜不是一個概念。對于今天的人來說，《離騷》的復雜主要是訓詁意義上的復雜，并不是它傳達出的情感體驗有多么晦澀；在中國古典傳統(tǒng)所本有的語境中，理解《離騷》根本就不會有障礙。《傍晚穿過廣場》《中國雜技：硬椅子》《在埃德加•斯諾墓前》《一個鐘表匠人的回憶》，諸如此類充滿極度分析色彩的作品，不存在訓詁學上的任何復雜性，但它們具有情感考古學和倫理考古學上的復雜性。就復雜性來說，它們遠非《離騷》可以相比。這是因為它們面對的世界在不斷急劇地變化，如果它們不在分析性中加大復雜性，就無法應對外部世界的風云變幻，它們就可能成為不及物的、虛偽的作品。無論是古詩還是新詩，必須擺脫虛偽帶來的污染，這是詩歌的本來要求。

新詩的參照系不是古詩，古詩的偉大成就不能構成評判新詩的標準，就像新詩無法成為評判古詩的標準一樣。即使新詩比古詩復雜，也絲毫不能證明古詩因簡單而成就低劣，只因為古詩面對的情景不需要它過分復雜，或者古詩有權將復雜的情景處理得簡單，在玲瓏剔透中表達自己的心理反應。如果古詩復雜了，倒更可能成為虛偽的作品。同樣的道理，古詩深遠的傳統(tǒng)也無法反襯新詩沒有自己的傳統(tǒng)，因而是低級的或者失敗的。我們不能要求一個剛剛起步的孩子擁有深厚的閱歷。傳統(tǒng)是一個生成性的概念，它意味著發(fā)展、壯大，它不是一種束縛性的力量，更不能成為一種以為有了它就可以包打天下的力量。

在承認新詩必須代替古詩的前提下，反思新詩的成敗才是必需的事情。反思的目的不是要取消新詩。反思是一項建設性的工作：讓新詩越來越成熟、讓新詩擁有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才是反思的目的之所在。至于有些天真的詩歌理論家熱衷于為新詩制定標準，是大可不必的事情。也許這樣的標準從來就不存在。我們無法給人一個標準，無法給人一個完整、周全的定義，但這根本不妨礙我們打心眼兒里地清楚，哪一種人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人。新詩亦是如此。從表面上看，現(xiàn)在各種寫法都有自己的擁護者，但這并不妨礙我們知道什么是好詩，至少我不會把分行、押韻的東西都當作詩歌來看待。作為一個讀者，我很感激有志于制定詩歌標準的理論家們的熱情，但我還是懇請他們放過我這樣的新詩欣賞者，讓我在內心里自己給自己制定詩歌標準。

新詩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嚴重惡化的詩歌教育。中國的文學教育從小學到博士都是徹底失敗的；在文學的所有分支中，詩歌的教育最為失敗。許多尸居大學講席的詩歌理論家，一輩子干的都是“毀”人不倦的事情，專業(yè)的、懂行的詩歌教育者和理論家寥若晨星，而社會上鼓噪詩歌的發(fā)源地居然是大小媒體——不負責任的媒體批評代替了專業(yè)的詩歌批評，媒體在左右公眾對新詩的態(tài)度。如果不加大新詩方面的教育，純正的理論家和批評家不占領詩歌陣地，我們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將會喪失審美的敏感性。依我看，這種局面才最有可能造成新詩的失敗。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