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元年（1821）初夏，浙江巡撫帥承瀛給歸安人陸名揚定下“糾約抗糧”“把持漕務”“逞兇拒捕”“毆官殺差”等罪名，并下令“即行正法，梟取首級，解回犯事地方懸竿示眾”。行刑的那一天，不明真相的群眾紛紛前往圍觀，爭相目睹這個重案要犯模樣。殊不知，陸名揚與常人并無異樣，看不出像一個兇神惡煞的“積慣地棍”。他面色蒼白冷漠，淡定地引頸就戮，聽任劊子手砍下頭顱。

陸名揚心中有很多冤屈，卻沒有當場喊冤，因為他知道三級官府都視之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無論怎么喊冤都是白搭。身為一介草民，陸名揚無法為自己申辯，也沒有人為他申辯。這案子已然成了“鐵案”，他之所以被法辦，罪有應得，一點也不冤。在清代官方檔案文獻中，陸名揚被改名為吳明揚，并被描述為“積慣地棍”“首惡渠魁”，“吳明揚籍隸歸安，素不安分，先于嘉慶十年間聽從沈大昌盜砍吳翀等家墳樹多次，該犯并窩留鋸賣，聞拿逃避，事后潛回，改姓陸明揚。十六年八月，因雇工沈阿毛偷竊什物，吳明揚逼令自經(jīng)，即將尸棺燒毀，地保鄰右俱畏不敢言。嗣后，該犯逾肆兇橫”，“欺制愚民，把持公事，已及十余年之久。該犯居住十八區(qū)地方附近民人，或賴其包庇，或被其威脅，類多聽從指使”。

按照官方說法，陸名揚就是一個犯有前科、兇橫殘暴、欺制愚民的“積慣地棍”。還有，吳明揚這個名字，就含有吳越人反清復明的意思，暗示其人包藏禍心。不過，這個名字是被刀筆吏所改，而非陸名揚自己所為?？磥?，官府要抹黑一個草民，也是煞費苦心。但是遮天的手指間也難免不露縫隙，透過一線陽光，也能窺見一些真相。清代學者、書法家包世臣曾實地探尋過陸名揚案原委，并寫有《書三案始末•陸名揚》一文。在包世臣筆下，陸名揚是一個非常正直的好人，深受當?shù)匕傩諓鄞鳎?ldquo;（歸安）十八區(qū)民德名揚甚，又念其公廉，一切鼠牙雀角，皆就名揚平曲直。名揚剖析平允，鄉(xiāng)人悅服，稱曰‘名阿爹’。阿爹者，老人尊稱也。”官兵下鄉(xiāng)搜捕，陸名揚沒有逃跑，為了不讓“一身累一村”，他主動自投于把總。解到省城，帥承瀛親訊，“名揚到部堂時，風日尚晴麗，及反接出署，天忽沉黑，對面不見人，竟日不解”。陸名揚被處死后，“歸安、烏程、德清三縣居民，醵金為都土地廟以祀名揚，以正法信至日開光，買香楮祭奠者，為之空市”。

同是一個人，在兩種文本里卻判若兩人。那么，陸名揚到底是不是罪人，還是讓事實說話。糾約抗糧，就是糾集民眾抗拒繳納漕糧，這在清代可是重罪。帥承瀛給陸名揚定此罪是基于前任巡撫陳若霖的文牘，追根溯源，是來自歸安知縣王壽榕的原稟，而王壽榕的原稟則出自湖州府署錢糧師爺王五手筆。據(jù)包世臣記載，將陸名揚改為吳明揚，說他“違禁演戲、糾約抗糧”，都是這位王五師爺?shù)哪笤?。嘉慶十四年（1809）陸名揚曾抓住時任歸安知縣徐起渭為肆意浮收而偽造“八折收漕”朱牌的把柄，迫使其“定約”——“開倉之第四日，專收十八區(qū)額漕萬五千余石，每平斛一石，作漕九斗五升，絕‘捉豬’‘飛斛’諸弊”。清代漕糧一般以實物征收，也可以銀子代替。漕糧征收時還有一系列附加費，以彌補貯運過程中的損耗。附加費沒有法定額度，征收多少完全由地方官吏掌控，很多州縣官吏都喜歡在附加費上做文章，趁機發(fā)一筆橫財。陸名揚抓住知縣的把柄，杜絕了亂收費，周邊地區(qū)“群起效尤”，無疑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但是，這也斷絕了大小官吏的生財之路，“府縣恨名揚甚，而無可如何，每于上游前訴苦累，輒指名揚”。徐起渭等遵守與陸名揚達成的“定約”，無疑損失不少灰色收入。王壽榕不愿被“定約”牽制，想要除掉陸名揚這塊絆腳石，又拿不出他犯罪的證據(jù)，就只好刻意抹黑他，隨意羅織罪名。

至于說“逞兇拒捕”，那是被迫反抗行為，而“毆官殺差”并不屬實。嘉慶二十五年（1820）十一月時任浙江巡撫陳若霖奏稱，府縣捉拿吳明揚，“該犯竟敢鳴鑼糾眾，持械抗拒，將德清縣差役毆傷多人”，“并用竹篙、農(nóng)具戳打船只，該府方士淦坐船亦被戳漏進水”。翌年四月，新任巡撫帥承瀛接手此案，官方又這樣記述：“鳴鑼糾眾，兩次拒捕，戳翻差船，淹斃差役兩命，并戳翻該管知府坐船。”官府以“莫須有”的罪名抓捕，激起陸名揚和村民的反抗，雙方發(fā)生沖突在所難免。問題是，官府故意隱瞞或扭曲某些情節(jié)，從而制造陸名揚戳翻差船的假象。根據(jù)包世臣的記載，知府的坐船是被吏役擠翻的：“士淦攜吏役二百余人，坐船至菱湖，過橋入濱，尚未至十八區(qū)界，從役見岸上有居民百余戶，乘機搶掠。居人各持穢桶潑拒，役奔小船，四竄避穢。士淦座船笨重不可轉，吏役爭上士淦船，士淦船沉溺幾斃，府役死者二人。”后來出版的《府（縣）志》也證實了包世臣的說法，其中并沒有“戳翻該管知府坐船”情節(jié)，至于“淹斃差役兩命”，也是混亂中溺水喪命。

陸名揚無疑是被冤殺的。耐人尋味的是，使之成為刀下冤魂的帥承瀛卻是地道的清官。說他是清官，有兩重意思，一是清廉不貪財，二是清明不昏庸?！肚迨犯濉吩谄浔緜髦蟹Q贊：“承瀛治浙數(shù)年，以廉勤著。”道光四年（1824），帥承瀛丁憂回籍，他名下經(jīng)費的積余有八萬兩，衙吏告訴他，依照以往慣例，這銀子可從庫房提取，歸其個人所有。帥承瀛拒絕提取這筆款項，把它捐了出來，一半用以疏浚湖泊，一半用以資助貧苦的讀書人和鰥寡孤獨者。帥承瀛曾多次任欽差大臣，負責查辦山西雁平道福海、陜甘總督先福等人的貪腐案，并巡按山東處理徐文誥案。徐文誥案是清代有名的冤案，徐家遭到盜賊搶劫，縣太爺不去捉拿盜賊，反而設局坑害徐文誥，其中黑幕重重，冤情多多。帥承瀛受理此案，調(diào)派省府縣官員三堂會審，終于使案情水落石出，徐文誥得以昭雪沉冤。有趣的是，包世臣的《書三案始末》也記述了此案。

同是一個清官，能昭雪冤案，也能制造冤案，這個問題值得深思。關于陸名揚案，《清史稿•帥承瀛傳》有一段記載：“承瀛初至浙，誅名揚，后乃知由於官吏之釀變，深悔之。”帥承瀛深感后悔，說明他意識到自己錯了，錯就錯在被前任和下級所蒙蔽，換句話說，就是犯了官僚主義錯誤，沒有深入調(diào)查研究，沒有做到實事求是。

當然，若要深究的話，也不能全怪帥承瀛。清官尚且出現(xiàn)如此錯誤，說明制度安排有問題。清制規(guī)定：“糧從田辦，賦以額征。額外多取，是為浮收，額外派征，則加賦矣。”康熙五十一年（1712）就將稅賦數(shù)額固定下來，強調(diào)“永不加賦”。表面看，清代農(nóng)民的法定稅負比較低，但實際稅負卻非常高，因為法定的稅負只是上繳中央的皇糧國稅，而大量的地方吏胥衙役都未列入財政預算供養(yǎng)，加上官員的薪俸和養(yǎng)廉銀一般難以維持各種開支，所以地方官府主要靠介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陋規(guī)取得財政收入，州縣官吏差役的個人收入也多依賴陋規(guī)。由于朝廷的默許及制度上缺乏約束，陋規(guī)幾乎都由州縣官員掌控，人們只能寄希望于他們合理地、有節(jié)制地收取。如果政治清明、官吏清廉，民眾的負擔相對較輕；如果吏治腐敗、橫征暴斂，民眾就會不堪重負，從而激起民憤、民變。歷代王朝難逃“周期律”的宿命，就是因為未能妥善解決民眾負擔問題，最終釀成官民對立、官逼民反的惡果。

其實，陸名揚式人物的存在，有利于化解上述矛盾。如果容忍陸名揚代表民眾與官府博弈，雙方形成協(xié)商對話的機制，是可以找到兼顧雙方利益的平衡點，讓彼此各得其所、相安無事的。問題在于，這樣的治理模式在中國古代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所謂“民惟邦本”，只是將民眾視為國家的資本，而不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以民為本”“以人為本”，士人根深蒂固的理念乃是“皇權至上”“官尊民卑”。所以，舊式官僚是不屑于與民眾平等協(xié)商的。雖然古代鄉(xiāng)村也有士紳精英，但他們往往充當官府的耳目或助手，而很少代表村民與官府博弈。陸名揚敢于抵制陋規(guī)，敢于與官府博弈，必定招致官府厭惡憎恨，最終含冤被殺。

在古代，背負“糾眾抗糧”罪名處死的冤魂何止陸名揚一人。即便遇到清官，他依然在劫難逃。由此看來，清官固然可敬，也并非萬能，真正可靠的是好的制度與機制。